|
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后，武汉形势更为紧张，敌人为了阻止我军南下大力加强了沿江的军事防御。为了配合解放大军迅速解放武汉，防止敌人在溃败前对武汉三镇进行疯狂破坏，京应县委城工部根据鄂中地委城工部的统一布置，加强了对武汉和应城敌方上层人员和其它各界、各阶层人士的策反争取工作。一九四九年二月的一天，按照胡安涛同志的事先通知，我在汉正街×里××号楼上国民党王家墩空军军士长程德骥家里，见到了安涛同志，只见他正在和程德骥等人以搓麻将牌为掩护商量工作。我上楼进门以后，安涛同志介绍我同程德骥和一个年过半百、身体瘦长的老人见面，并专门指着那位老人向我说：“他就是陈美邑中校，陈先生要求去解放区看看，并要同王有学部长见面。这次叫你来，就是请你护送陈先生安全到达解放区。”并把我拉在一边，一再叮嘱我：“沿途要多加小心。”“你们的身份是教员，在赴解放区的途中，尽量设法绕过敌人的封锁线和岗哨的盘查。”我接受任务后，第二天就和陈先生在汉正街的万安巷乘小火轮启程先去汉川。为了安全，到汉川后，我雇了一艘小船。溯襄河而上，然后再在分水咀起坡，又连夜雇了一支小船向湖区进发。当小船驶入湖区的解放区后，我紧张的心情才得以缓和，一种即将完成任务后的轻松愉快情绪使人心旷神怡。记得那天晚上，月明如洗，湖水荡漾。整个湖面显得格外宁静。这时，陈美邑老人也打开了话匣子，他甚为健谈，把他在国民党军队里受排挤、遭歧视的痛苦遭遇和国民党腐败黑暗的现象，痛快淋漓地发泄出来。说完，他不禁感慨得诗兴大发，作了一首七言诗。可惜这首诗的词句我一句都记不起来了，他吟完诗后，颇感兴趣地问了我许多关于解放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的具体情况。我就我所知道的一一向他作了介绍。我们在船上一直谈到深夜才入睡。第二天拂晓，船到了天门所辖的净坛附近的一个湾村里，当时鄂中地委城工部的邱肱良部长和京应县委城工部的王有学部长都在这里。我将陈美邑领到王部长的住处与之见面后，我的任务也就胜利完成了。在担任地下交通员的那段艰苦日子里，我和安涛同志在武汉联络最多的一处是汉正街宝寿巷的石明聪处。因为该处比较偏僻又有织袜厂作掩护，不易引起特务们的注意。其次，是在武圣路开印书馆的王体鹤和王超的住处；周香奎和汉安坊的住处我去的很少。关于发动王家墩国民党空军地勤官兵和工作人员的起义，对国民党鄂东师管区少将副司令黄希文的策反，发动国民党宪兵十二团部分人员起义投诚，争取均义盐号总经理徐鉴良为我工作等有关指示，以及黄希文绘制的武汉外围防御工事和汉阳龟山炮兵阵地配置图，都是通过这些联络点由我传递和护送到解放区的。我在京应县委城工部担任地下交通员共历时五个多月。根据王有学部长的指示，我在应城也作了一些策反和发动工作。如一九四九年元月，我动员国民党应城县政府军完警督导员陈文辉去解放区同王有学部长见面就是一例。陈文辉，原在日伪时期搞过汉奸。日寇投降后，又在国民党应城县政府当科长。由于他善于投机钻营，不久由科长擢升为掌握军警大权的督导员，成为应城县政府仅次于县长的二号人物。陈文辉是个大烟鬼，成天躺在床上吞云吐雾，对这个人，以往我并不认识，对他的经历，我也一无所知，只是在一九四六年夏，我大哥张芝庭和他同住一屋时，才认识他。由于他和我大哥同住一屋和我大哥很熟，那时我大哥在应城膏盐公司职员公会任驻会干事，我也经常住大哥处，所以，陈文辉在大烟瘾过足之后，常同我聊天。有一天（大概在一九四八年的十二月左右），我和他谈到解放战争的形势，陈文辉就神情沮丧的说：“国民党一垮台，共产党是不会饶恕我的。”我好奇地问他为什么时，他支吾了好久才说：“我在日伪时期当临江口区长的时候，被共产党应城县政委（即县委书记）樊作楷捉去过，他要我不当汉奸，要我改邪归正，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如果估恶不俊，一意孤行，就要治我的罪，杀我的头。当时在他的教育下，我也认识到自己做了对不起人民的事，成了民族的千古罪人。我当场表态，保证今后不当汉奸，不做对不起人民的事。樊作楷看我态度诚恳，愿意悔改，就将我释放了。现在我又为国民党干事，帮国民党打内战残害百姓。所以，我想共产党是再也不会放过我的。”说完他连连摇头叹息不已。我听他说完后，知道他内心斗争激烈，心情矛盾，就对他说：“共产党的政策规定的很明确，首恶必办协从不问，立功受奖，共产党是说话算数的。只要你能痛改前非，立功赎罪，我想共产党是会不咎既往的。”他听完我的话，默不作声的连连点头……不久，我回京应县委城工部驻地，将陈文辉的经历、职务和他最近的思想变化情况，向王有学部长作了汇报。王部长听完我的汇报后，认为这个情况很重要，并对我说，等他向地委城工部长请示后，再作决定。大约在一九四九年的二月，王部长指示我继续做陈文辉的工作，并争取把他领到解放区来看一看。对如何做争取陈文辉的工作，王部长还对我作了具体指示，他说一是要消除他的恐惧心理，稳定他的情绪，保证他的生命安全。二是行动要特别秘密，不能有丝毫破绽，让敌人看出。我接受任务回到应城后，就找陈文辉谈话，要他去解放区同王部见。当时，他惊讶得不得了，认为这是共产党的圈套，是把他诱去解放区将他杀掉的。我郑重地对他说：“这是你立功赎罪的好机会，机不可失。共产党是说话算数的，绝对保证你的生命安全。再说我的妻儿老小和几个哥哥都还在城里，这难道你还不放心吗？”在我耐心地解释劝导下，陈文辉才答应同我一起去解放区。第二天，天还未亮，我就和陈文辉两人穿着长袍，戴着礼帽，从应城小北门出城，直奔京应县委城工部驻地——祝家墩而去。当天上午十时许，在祝家墩附近的一个湾子里，会见了王部长。王部长热情地接待了他。他见王部长态度和蔼,，不象要扣留或杀害他的样子，心里的疑虑才消除了。王部长把他领到一个房间里，关上门单独同他谈了几个小时。谈完后，还留他吃了一顿午饭，然后又由我护送他回了应城。当时我并不知道王部长同陈文辉的谈话内容，纪律规定也不允许我知道，直到应城解放后，王部长调武汉工作的前夕，他才告诉我，解放应城陈文辉是立了功的。首先是应城的武装警察一百多人和枪，没有随国民党军队撤走，全部移交给我方了。其次是除因解放应城时破坏了一些公房外，其余如仓库、机关、学校、医院和电力设施，敌伪档案等都完整地保护好交给我方了。由于陈文辉有立功表现，所以在解放后镇压反革命运动时，陈文辉未被判刑劳改，陈文辉本人和全家对共产党的英明政策也感激不已！同时，在我搞地下交通员这段时期，我还遵照王有学部长的指示，动员了一批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来解放区参加工作。在执行这个任务时我在武汉、应城两地经常留心观察思想进步倾向革命的男女青年。首先是我在应城西河中学教书，我的启蒙老师张树德同志，因张树德老师不仅品学兼优，而且为人正派，是我心目中崇拜的人物，我俩的师生之谊，是密切的。因此，我通过他的关系，把校长胡慕适（曾留学美国）、教员胡慕基、赵惟都争取过来了，并且还通过赵惟进老师把他的父亲（应城县立一中校长赵保民——五四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和教员陈振亚也争取过来了。我经常从解放区带来许多宣传品和进步书刊杂志，给他们传阅，他们也经常在一起秘密集会，进行学习，使他们的思想觉悟和政治理论水平不断提高。以上这些老师由于接受了革命影响，并通过他们自己的学习，逐步建立了革命的人生观，改变了过去不问政治的倾向。所以，他们在授课时，注意了经常向学生们灌输革命思想，使不少学生受到启发，加深了对革命的认识和理解。在此基础上，再通过和他们的个别谈话和一段时间的了解，我从中选择了一批确实思想进步能吃苦耐劳勇于献身的青年学生，如张琼林、李晓林、李路林、李必强、李若惠、李若英等，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将他们送往解放区参加工作。记得我送他们参加工作的那天，天正下着大雪，积雪很深，路又泥泞，又刮着刺骨的寒风，他们的手脸都冻红了，但他们仍以坚强的毅力，背着沉重的行李，继续往前走着，谁都没说一句怨言。这表明了他们参加革命的决心。应城解放后，我还动员了王伏生（曾任应城县委文教部长），汪家生（曾任洪湖大沙湖农场党委副书记）等人参加了革命工作。我在京应县委城工部工作的时间不长，前后只有五个多月，所做的工作也不多，只是完成上线交给我应该完成的任务。这里需要说明的，就是地下交通的工作，是时刻都在同魔鬼打交道，随时都会掉脑袋的，加上京应县是国民党反动军队屯驻的老巢，所以特、宪、警遍地都是，真是危机四伏，险象环生。因此，往来汉京应县之间的地下交通线，是特别的艰难和险阻。但由于党的正确领导和广大群众的支持掩护，我们终于完成了任务，迎来了解放。以上回忆只是我工作的片断回忆，由于时隔四十多年，遗漏和谬误之处在所难免，请知情者补充指正。张学骞，湖北应城市人，一九四四年参加革命，战争年代曾先后在中共应城青（年）文（化）促（进）会、五师治部文工团、中共京应县委城市地下工作部工作过。解放后，曾先后担任中共京山县委宣传队队长、京山县文工团长、京山县宋河区副区长、京山县文化科副科（局）长等职，现担任京山县政协委员、京山县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京山县供销社调研员等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