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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明清人尚态，今人尚什么？有的书法理论家概括为尚趣。我认为这种概括有合理成分，但也有偏颇之处。
改革开放的几十年也是书法作为一门艺术复兴的几十年。在复兴之初始阶段，大部分书家承碑学遗绪，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曾一度出现了崇尚情趣的时尚风气，对于这种醉心于童趣、稚拙之趣、自由散漫之趣的时风，有人名之曰“流行书风”；近十几年来，风水轮流转，由于各种原因，帖学之风重新兴起，好多人又一窝蜂地涌向所谓“新帖学”之时风，又酿成新的“流行书风”。近来的“流行书风”虽然也有“趣”的成分，但其主流已非“情趣”可以概括了，更多的是潇洒而取“巧”献“媚”然而无主见的书法家愈来愈多，真正懂艺术之“巧媚与情趣”的书家越来越少。
沈鹏先生在2009年《中国书法》发表的《碑趣》一文中指出:“写碑要得趣不容易。”“有以谢无量书法为‘孩儿体，仅接触到边缘的一角倘认定‘孩儿体’为起点抱住不放，可能走入僵化乃至末流。从事艺术讲究理、法、趣、当今真正得‘趣’的人太少”。作为北碑大家的孙伯翔先生，是当代书坛写碑而得真趣的少数艺术家之一。他的作品在森严的法度制约、法、趣下，能够出奇不意地将诙谐性、稚拙性和情趣性的用笔和结字造型融入其中，写来从容不迫，大智若愚，增加了作品的节奏感、幽默感、轻松感和品读感，使本来容易僵化刻板的方笔造型，增添了几多灵动的情趣，读来既庄严博大，又会心亲切。 “形质由古取，性情应时生。”孙伯翔先生真正追求的是“法”的书写性与情趣性的统一，抓住北碑的雄强与南帖的随意而进行有意与无意的情趣发挥。因此孙伯翔笔下的情趣，不是简单的“孩儿体”所能涵盖。他的书法与在当今书坛的青年人中流行的未老先衰、哗众取宠、故作稚拙的“孩儿体”不可同日而语。
孙伯翔先生指出:“魏碑字体的平正是‘重法度而出于自在’，是平中生奇，稳中寓险的。”“一幅比较满意的作品，往往是有意的追求和随意的自我结合的产物。一是笔法技巧的驾驭，主观地追求自有我在，尽量做到我神的展示，尽量减少先人的痕迹。二是情感的抒发，达到形式与自我的合二为一，以物及我。是写大字楷书或行楷书应该要有意地挑起矛盾，第一个字做个未知数，依次延伸开来，当纵者纵，当者敛，或依形顺势，或自然反诘，使笔笔之间，字字之间，全幅之内、静中寓动，再使它动中寓静，达到不盾统一和谐的效果。”有意地挑起盾再平和矛盾，是楷书和行楷书静中寓动动中寓静动静自然生趣的关捩所在，也是孙先生在以北碑方笔为主的书法创作中能够得大趣、得大自在的创新法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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