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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我国居民死因主要为传染病，人民生活水平低下，平均寿命不到40岁，心血管病少见。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尚无心血管病学学科，当时在教学医院和一些大医院一般在内科下设心血管病组或心肾组。1956 年创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科医院”，著名心胸外科专家吴英恺任院长，1958年移交地方，改建为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以下简称阜外医院 ），成为我国第一所心血管病专科医院。我国各大城市医院也都逐渐培养了一定数量从事心血管病学专业的医师，成立了心血管内科。心血管病学领域的学术交流逐步开始活跃。1959 年在西安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心血管病学会议，同年启动了第一次全国高血压普查，标志着我国心血管病学学科开始形成。1964年在兰州召开了以高血压为主题的心血管内科学术会议。文化大革命期间，1972年在几乎所有学术刊物停刊的情况下，吴英恺在阜外医院创办了《心脏血管疾病》杂志（后更名为《中华心血管病学杂志 》），成为当时我国唯一的心血管病专科杂志，为学术交流提供了平台，为心血管病学工作者建立了学习园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1978年8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经中华医学会批准，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在太原成立，吴英恺当选为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主任委员（图1），随之，全国各省市也相继成立了省市心血管病专业委员会，标志着我国心血管病学学科的发展壮大。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我国心血管病学也随着祖国改革开放的大潮而蓬勃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生活方 式逐渐改变，疾病谱发生明显变化，威胁人民生命的传染病逐渐被控制，慢性病逐渐成为造成居民死亡的主要原因，心血管病是造成死亡的重要慢性病。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风湿性瓣膜病最为常见，冠心病少见；七十年代以后，随着高血压、高胆固醇血症等危险因素的增加，冠心病明显增加。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对各种心血管疾病的诊疗水平不断提高，现就高血压、冠心病和肺血管病防治方面的进展简述如下。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于1958~1959年、 1979~1980年、1991年、2002年和2012~2015年先后进行五次全国性高血压抽样调查，了解高血压患病率、治疗率和控制率及其变化，高血压患病率逐次增加，治疗率和控制率改善不理想，为我国高血压防治提供了科学依据。 
1962年，黄宛、刘力生首先在国际上提出了“缩窄性大动脉炎”这一命名，取代了无脉病、主动脉弓综合征、不典型主动脉缩窄等含义不清的病名。1973 年，阜外医院刘玉清等根据该病血管造影研究不仅表现血管狭窄还可引起扩张或动脉瘤，称之为大动脉炎。该病在我国、日本及东南亚国家常见。我国学者从临床特点、临床分型、实验室检查、影像学检查、合并症等方面对大动脉炎进行了深入研究，推动了我国在大动脉炎诊断和治疗方面的发展。在高血压治疗方面，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除利血 平外无其他有效药物。六十年代，上海研制的“复方降压片”和北京的“降压0号“等小剂量复方制剂，通过将多种小剂量降压药联合应用达到提高疗效、减少副作用的效果，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广泛应用，在那个缺乏有效治疗的年代，对高血压的治疗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在高血压领域开展了多项大规模随机临床试验。1986年，刘力生牵头开展了“七五”攻关课题—老年收缩期高血压试验（Syst-China），发现治疗组高血压患者的死亡率和心血管事件发生率均低于安慰剂组。上海瑞金医院龚兰生组织了上海老年高血压硝苯地平试验（STONE），证明硝苯地平可减少心血管事件。随后，又开展了老年收缩期高血压研究（SHEP）、卒中后降压治疗（PATS）[9] 以及非洛地平降低并发症研究（FEVER）等临床试验。这些临床试验结果指导了我国高血压治疗的临床实践，并被国内外高血压指南引用。在借鉴国外指南并结合中国高血压诊治经验的基础上，1999 年，在卫生部疾控局的指导下，由中国高血压联盟组织编撰了《高血压防治指南》，并在2005年、2010年和2018年进行了三次修订，对规范高血压防治起到了积极作用。我国是世界人口大国，高血压患病群体基数大， 估计约2.45亿。为提高高血压的防治效果，让患者 最大限度获益，我国高血压的防治必须把重点放在 基层。2005年启动的“全国高血压规范化管理”项目， 实现了从社区和乡村层面对高血压的初级管理，并 制定了《中国高血压基层管理指南》、《高血压社区防治手册》等文件和标准，同时组织专家深入基层，开展培训，为基层高血压管理人员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指导。此项目囊括了全国 23个省、市、自治区，涉及 2 000多个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所管理的高血压患者达67万余人。在政府、专家和基层卫生服务人员的共同努力下，社区管理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985年开始 开展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有循证医学证据的药物 [抗 血小板药、他汀类药物、β受体阻滞剂、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ACEI）/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ARB）等]逐渐得到普遍应用，使冠心病的诊断和治疗不断完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我国急性心肌梗死（AMI）明显增加。1999~2000年期间，阜外医院收 住的AMI为1972~1974年收治患者数的5倍以上。在AMI的治疗方面，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国一 些大医院建立了冠心病监护病房（CCU），对AMI 患者进行心电监测，并使用直流电除颤装置对室性 心动过速、心室颤动进行电复律，实现了AMI住 院病死率的第一次大幅度下降，使住院病死率从过 去的30%左右降至15%左右。八十年代初，一 些医院开展AMI床旁血流动力学监测，对并发泵 衰竭患者的治疗起到了指导作用。1984年，阜 外医院陈在嘉率先开展经冠状动脉溶栓治疗ST段 抬高型心肌梗死（STEMI）取得成功，随之开展了 静脉溶栓治疗。九十年代开展了静脉溶栓治疗的多 中心协作研究，并在国内推广应用。当时主要应用 的溶栓剂为国产尿激酶，少数应用重组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剂（rt-PA）。目前替奈普酶（TNK-tPA）、重组纤 溶酶原激活剂（r-PA）及重组尿激酶原等新型选择性溶栓剂已上市，提高了再通率，且使用更为方便。AMI 早期溶栓治疗使住院病死率降至8%左右。STEMI直 接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的推广应用，使大医院STEMI住院病死率进一步降低至4%左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国开展的两项AMI大 规模随机对照试验为临床提供了重要循证证据。CCS-1研究表明，AMI患者早期服用ACEI（卡托 普利）较安慰剂可减少死亡，在前壁心肌梗死患者中更为明显。COMMIT/CCS-2研究则表明，AMI 患者在阿司匹林治疗基础上加用氯吡格雷可安全降 低病死率，而早期β受体阻滞剂治疗（静脉注射 继之口服）降低再梗死和心室颤动危险但增加心原性休克风险，提示AMI患者只有在血液动力学稳定 时才能慎重考虑开始β受体阻滞剂治疗。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地区及城乡差别较大，医 院间医疗水平的差别也较大，CHINA-PEACE回顾 性抽样研究表明[18]，在2001、2006、2011三个年 度之间住院STEMI患者明显增加，2011年是2001 年的4.5倍；2011年与2001年比较，AMI患者中直 接PCI比例有所升高，溶栓治疗比例降低，再灌注治疗的比例无显著增高（仅占50%左右），住院 病死率无显著差别。根据最近中国AMI注册研究（CAMI）结果，2013~2014年期间省级医院再灌注治 疗的比例（61.8%）明显高于县医院（43.2%）；省级 医院STEMI患者中直接PCI应用率为58.7%，溶栓 治疗率为3.1%，县医院直接PCI应用率为17.2%， 溶栓治疗率为26.0%。该组患者总住院病死率为 6.3%。有关冠心病二级预防的研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陈在嘉开展了小剂量阿司匹林在心肌梗死二 级预防中的价值的研究，并在国内推广应用。我国自主研制的血脂康也经随机对照试验证实可明显 降低AMI后心血管事件[22]。但总体上，我国冠心病 二级预防的应用仍不尽如人意，冠心病危险因素的 控制（一级预防）远未达到理想水平，致使冠心病及AMI死亡率仍处于上升状态，要实现“健康中国”的 宏伟目标，早日达到心血管病死亡下降的拐点，仍 需付出极大努力。新中国成立初期，人们普遍认为肺栓塞在中国少见，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随着对其认识深入，诊断警惕性提高，发现该病并不少见。通过流行病学调查，明确了我国主要高危人群急性肺栓塞及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发生率，并提出了相应的预防策略，基本建立了规范的、适合我国国情的急性肺栓塞和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及肺动脉高压的诊断技术和治疗方法，初步建立了急性肺栓塞和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及肺动脉高压的介入治疗和外科治疗技术。肺动脉高压靶向药物治疗在我国得到了比较广泛的应用；我国制定了急性肺栓塞和肺动脉高压诊治指南；通过全国多中心前瞻性注册登记研究， 基本掌握了我国急性肺栓塞和肺动脉高压的临床特征、诊治现状和影响预后的因素等相关流行病学数据；急性肺栓塞的误诊率、漏诊率和病死率显著降低，我国急性肺栓塞的病死率从1997年的25%降低至2008年的9%。肺动脉高压的预后得到明显改善，3年生存率从49%提高到71%，我国肺栓 塞和肺动脉高压的防治水平得到了明显提高。
1973年，陈灏珠和孙瑞龙分别在上海、北京 首先开展了择期冠状动脉造影术。1985年，郑 笑莲在西安进行了我国首例经皮冠状动脉球囊成 形术（PTCA）[28]，开创了我国介入心脏病学新纪元。1989年，阜外医院首先开展了AMI溶栓治疗 后补救性PTCA[29]，1990年开展了直接PTCA治疗AMI及并发心原性休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 期，一些医院陆续开展了激光血管成形术、斑 块旋切术、斑块旋磨术，1992年开始开展冠状动脉支架置入术，2001年开始开展药物洗脱支架（DES）置入术。经过十多年的技术推广和普及以及DES的广泛使用，PCI作为成熟技术在国内迅 速发展，每年完成的例数持续增加。根据国家心血 管疾病质量控制中心（以下简称质控中心）的统计资料，2018年全国1788所地方医院及部队医院共完成PCI915256例，例数居世界首位。PCI在我国快速发展的同时，促进了PCI领 域的研究工作，产、学、研结合，十余种国产新型 DES经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CFDA）批准上市，对促进我国介入心脏病学发展、满足临床需求、降低医疗价格起到了重要作用。Firehawk靶向释放西 罗莫司降解涂层支架（上海微创公司）和BuMA支架（天津赛诺医疗）成功进入国际市场。Firehawk支架 在欧洲10国21家中心1653例患者进行了前瞻性、 多中心、开放标签的随机对照试验（TargetAll-Comer trial），结果表明，在主要终点12个月靶病变失败率 方面，Firehawk不劣于Xience（美国雅培公司）。生物可吸收药物洗脱支架（BRS）的研究在我国 持续进行，第一代多聚物可吸收支架NeoVas（北京乐普）已获CFDA批准上市，第二代多聚物支架Firesorb（上海微创）正在进行临床试验。国际首创、具有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铁生物可吸收西罗莫司药物洗脱支架（IBS，深圳先健公司）在进行长达10年的动物实验后，已获批进行临床试验。无保护左主干病变的 PCI仍然具有挑战，在世界范围内我国开展左主干支架置入术较早，例数较多。我国学者通过随机对照试验对左主干分支病变治疗的最佳方法进行了研究，分析了术者经验与左主干PCI结果的关系，这些研究结果均被欧洲心脏病学会（ESC）/欧洲心胸外科协会（EACTS）血运重建指南引用。此外，在分叉病变、慢性完全闭塞病变PCI、药物涂层球囊治疗DES再狭窄及小血管病变 、光学相干断层扫描（OCT）、血管内超声（IVUS）、血流储备分数测定（FFR）和基于造影的血流分数测定等对PCI的指导价值以及PCI围术期抗凝、抗血小板治疗等方面进行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工作。动脉导管未闭（PDA）是最早采用介入治疗的先天性心脏病，1983年我国开始应用改良Porstman技 术封闭PDA，1998年开始用Amplatzer封堵器治疗，1997年开始用Amplatzer封堵器治疗房间隔缺损（ASD），2002年应用Amplatzer封堵器治疗 室间隔缺损（VSD）。先天性心脏病介入治疗在我国发展很快，根据国家质控中心的资料，2018年全国 344家地方医院完成先天性心脏病介入治疗32961例，军队医院完成3744例，成功率98.4%；其中ASD占44%，PDA占23%，VSD占15%，卵圆孔未闭（PFO）占9%，肺动脉狭窄（PS）占3%，其他占6%，其治疗数量及质量均位于国际前列，约75% 应用国产封堵器。目前，新型可吸收封堵器（深圳先健公司）的研发正在进行中。Inoue于1984年进行首例二尖瓣球囊扩张术治疗二尖瓣狭窄，我国于1985年引进该技术[58]，并在国内迅速推广。近年来由于风湿性心脏病减少，二尖瓣球囊扩张术的例数逐年减少，据估计，现在全国每年约进行1000例。由于人口老龄化，退行性主动脉瓣狭窄已成为瓣膜病的重要组成。2002年Cribier完成了国际上首例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TAVR）。国内这方面起步较晚，2010年10月葛均波在国内首先完成一例 TAVR，此后北京、杭州、成都相继开展。2012年9月，我国研发的第一款国产自膨胀式TAVR装置VENUS-A（杭州启明公司）开始多中心临床试验，2017年4月获CFDA批准上市，该瓣膜适合国人二叶式主动脉瓣病变比例高、钙化严重的特点。同年，经心尖途径置入的J-Valve（苏州杰成公司）也 获批上市，现在还有几款国产及进口 TAVR 装置已完成或即将开展临床试验。目前，我国大约已有50余家医院开展TAVR，2018年约完成2 000例。随着这一技术在我国推广，例数会明显增长。经导管肺动脉瓣置换（TPVR）装置Venus-P（杭州启明公司）临床试验已完成，CFDA正在审查 中。我国自行研发的二尖瓣修复装置MitralStitch和 Valve-Clamp的临床试验也正在进行中。 我国的外周血管腔内介入治疗起步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阜外医院率先在国内开展了肾动脉球囊成形、下肢动脉球囊成形和置管溶栓治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在国内开展了外周血管支架置入治疗狭窄性病变。2000 年左右，在全国各地的大中城市三级医院逐步开展了外周血管腔内治疗。近十年来，我国的外周血管腔内治疗进展迅速，对冠心病合并颈动脉狭窄这一国际上有挑战性的疾病，我国积累了有益的经验，并推出冠心病合并颈动脉狭窄处理的中国专家共识；对肾动脉狭窄处理这一临床焦点问题，我国给世界呈现了大样本的病因学研究结果，并基于真实世界大样本腔内治疗的经验，发表了肾动脉狭窄处理中国专家共识。在弓上动脉多发狭窄的处理问题上，我国较大样本腔内治疗的临床实践表明，同期处理多支病变与处理单支病变相比，有同样的安全性和临床疗效。在血管介入器械创新方面，我国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下肢动脉的药物涂层球囊与普通球囊进行了随机对照研究，研发出了我国自己的产品。对急性升主动脉夹层覆膜支架腔内治疗是否可行这一有争议的问题，我国学者进行了研究。在涉及主动脉弓及分支夹层治疗方面，我国研发了多型主动脉带弓上分支的覆膜支架，对这一世界性的治疗难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我国老一辈心血管病 学专家董承琅、黄宛、陶寿淇、方圻等在国内积极普及推广心电图临床应用，使我国进入心律失常心电学诊断和应用的时代。六十年代，临时起搏技术和植入型心脏永久起搏技术的应用，促进我国现代心律失常领域从诊断走向治疗性应用。
1973年，孙瑞龙使用自制的前级放大器首先成功记录到我国第一例希氏束电图，标志着我国心腔内电生理诊断和应用时代的开始。到八十年代，陈新首先使用心内程序电刺激方法，率先开展对室上性心动过速电生理机制的研究。蒋文平在同期开展了经食管心房调搏的电生理研究和应用，九十年代我国相继引进导管消融治疗室上性心动过速[73]和导管消融 治疗心房颤动技术并取得了经验。导管消融治疗在我国持续普及推广，2018年达151595例，其中心房颤动消融48317例。在电生理技术快速发展的同时，心脏永久起搏器的临床应用也逐步走向成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国首先在阜外医院开始了双腔起搏器和频率应答性起搏器的植入。九十年代，苏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植入了我国第一台心外膜植入型心律转复除颤器（ICD）。1997 年，阜外医院进行了我国第一台经静脉ICD的植入。1999年，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植入我国第一台心脏再同步化治疗起搏器（CRT），开启了我国器械治疗心力衰竭的新领域。目前心脏起搏器等电子植入装置的临床应用进入稳步增长阶段，植入量每年增加约 5%~10%。据国家质控中心的资料，2018年全国起搏器植入量82773例，双腔起搏器占75%，ICD4471例，CRT4432例。近10年来,陆续开展了心律失常新的诊疗技术,包括全皮下 ICD、无导线起搏器、希浦系起搏技术、左心耳封堵的应用以及心房颤动华法林抗凝的研究等。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黄宛和方圻在北京、陈 灏珠在上海开展了右心导管术。此后国内一些医院相继开展右心和左心心血管造影术，应用于临床和研究。1995 年，阜外医院引进电子束 CT，率先将CT 技术用于心血管病的检查与诊断。2004年，64 排螺旋CT引进中国，标志着冠状动脉CT成像获得临床认可。2006年，双源CT的应用使快心率患者的检查获得成功。2017年，该项技术在我国三级医院的普及率达到96%，冠状动脉CT检查例数也逐年攀升，由2010年约180万例提高到2017年的 970万例，已经成为冠心病的主要筛查手段之一， 并于2017年发布了全国应用指南。CT设备和技术的进步，已经实现临床诊断从定性到定量、从解剖到功能的提升，并深入到治疗策略和治疗干预与预后的全部环节。例如，CT 可以量化冠状动脉斑块及评估风险，评估斑块的易损性；2013年首次报道了基于CT的冠状动脉血流储备分数（CT-FFR）测定，2017年开始CT心肌灌注等 功能研究。CT在疑诊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急性主动脉综合征、急性肺栓塞等心血管急重症诊断中，是指南推荐的首选检查方法。CT对于TAVR等 结构性心脏病手术，也已成为不可或缺的诊断技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国开始有心血管MRI的应用报道，九十年代末报告电影MRI诊断先天性心脏病，2001年报告AMI磁共振灌注成像， 但由于当时设备场强低、成像慢、图像分辨率低等因素，直到2006年1.5T磁共振设备应用于临床后， 心血管MRI才有了较大的发展。近5年来新技术发 展迅速，如延迟强化（LGE）技术评价心肌纤维化已 较普遍应用[87]。心脏MRI已经成为综合评估心脏形 态、心肌功能与灌注以及组织特性的良好手段。目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影像大数据中蕴含的信息可以通过人工智能来分析和提取，借助机器学习不仅可以实现图像的自动分割，缩短重建和后处理时间，更重要的是通过整合临床及影像数据，建立更加准确的诊断和预测模型，有望进一步优化临床工作流程，成为优化患者管理的新工具。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展超声医学基础及临床研究的国家之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超声心动图技术不断发展。1958年出现A型超声诊断仪,最初用于肝脏疾病诊断，在心脏方面首先用于心包积液的检查。1962年M型超声心动图观察心脏获得成功，特别是在检查瓣膜病与左心房粘液瘤方面做出了有益的贡献。1964年，胎儿超声心动图研究首次在我国报道。同年，研制出简易连续多普勒仪。1976年，我国出现二维超声心动图。改革开放后，超声心动图技术进一步发展。1978 年首次提出右心声学造影检查，之后逐渐开展左心声学造影检查。1982年引进频谱多普勒仪， 1985年引进彩色多普勒血流成像仪。1984年我 国开展了负荷超声心动图。1988年出现静态三维超声心动图，并首次开展经食管超声心动图检查。1995 年开始研究组织多普勒对心室舒张功能的评估作用。2002年出现了实时三维超声心动图检查技术。在此技术应用之后，兴起了二维和三维斑点追踪成像技术的应用研究。近年来，超声心动图检查与临床结合更加紧密，在一些临床手术如左心耳封堵、结构性心脏病介入治疗等方面发挥愈加重要的作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核心脏病学在中国兴 起，至今临床应用已有近40年的历史，目前利用 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成像（SPECT）或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PET）/CT进行的核素心肌灌注显像、核 素心肌葡萄糖代谢显像和核素心室造影等已广泛应 用，成为评价心肌缺血和存活心肌的重要无创伤性方法，在冠心病等心血管疾病的诊断、危险分层和 治疗决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93年自主研发了心 肌灌注显像剂-99mTc-甲氧基异丁基异腈，随 着SPECT和PET/CT的普及，进一步推动了核心脏 病学的发展；2019年发布了符合我国国情的《核素心 肌显像临床应用指南》，规范了核心脏病学的临床应用。6心血管流行病学的建立和发展我国心血管流行病学研究是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医务人员下乡下厂“普查普治高血压”开始的。1958年，黄宛组织了我国第一次高血压调查（部分 省市）。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1974年，吴英恺等在北京首都钢铁公司（以下简称首钢）和北京石景山地区开展了以脑卒中、AMI、冠心病猝死为重点的 疾病监测登记（图2）。1978年，阜外医院创建 了我国第一个心血管病流行病学研究室，并于次年 首次采用统一方案和方法进行第二次全国高血压抽 样调查，提供了高血压的流行现况，促进了高血压 的病因研究和人群防治的发展，标志着我国心血 管流行病学学科的建立。
1981年起，陶寿淇组织领导开展了长达20年 的“中美心肺疾病流行病学合作研究”（图3），成功引进和吸收了一整套国际标准化的研究方法，培训 了大量的专家和技术人员。至二十世纪八十 年代末，在21个省建立了28个防治区。阜外医院 的科研人员与首钢人携手创建了“首钢模式”，被 世界卫生组织作为人群社区防治心血管病的典型向全球推广。1984年，在吴英恺主持下，中国 MONICA研究（“多国心血管病趋势和决定因素监 测”项目）正式启动，国内16省市人群参加。历经10 余年，取得了我国心血管病发病和死亡的重要数据[111-112]。这一时期的工作标志着我国心血管病流行病学已日臻成熟，并走向国际。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计算机和互联网运用的普及、大数据获得以及国内外的学术交流和合作日益广泛，我国心血管病流行病学有了飞跃的发展：开展了全国性的疾病监测、死因监测、环境监测，以及高血压、糖尿病管理；还进行了数据量丰富的心血管病前瞻性队列研究和人群干预研究；并定期进行横断面研究，包括第三次及第五次全国高血压抽样调查；同时，分子流行病学、遗传流行病学、精准化干预也已形成并发展迅速。这些方面的成果在卫生经济学评价、卫 生管理、卫生政策制定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为心血管病流行病学研究提供了极佳的资源。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尤其是随着“健康中国”建设的加速推进，我国心血管流行病事业前景广阔，展望未来大有可为。高润霖，张澍，王增武，吕滨，王浩，蒋雄京，何建国，蔡军，徐仲英，李思进，乔树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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