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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万历年间，徽州府曾经爆发过一场规模颇大的骚乱，震动朝野，史称为“徽州激变”。有意思的是，这一次的骚乱既不是天灾所致，也不是盗匪所扰，追根溯源，竟是一位学霸做数学题闹出来的。 徽州府这个地方人杰地灵，名人辈出，是有名的文教繁盛之乡。隆庆三年，有一个叫帅嘉谟的数学学霸，为了磨炼自己的算学技艺，他找来徽州府的税粮账册做计算练习。这一算，却让他发现了一件事。 他注意到，徽州府每年向南京承运库交纳的税粮中，除正税之外，还有一笔科目叫作“人丁丝绢”，每年要缴8780匹生绢。而这笔税，全部要由歙县承担。帅嘉谟查了《大明会典》，里面只提及是由徽州府承担“人丁丝绢”，没说过让歙县独自承担。 这说明这一笔“人丁丝绢”应该是徽州六县均摊，怎么可以只压在歙县一处呢？帅嘉谟赶紧再一查，发现国初整个徽州府亏欠了两万石夏麦，其中歙县占了一半，其他五县占了一半。两万石夏麦折算下来，恰好就是将近九千匹生绢。也就是说，国初徽州亏欠粮食，补交生绢。这笔税本该六县均摊，却不知为何单独落在歙县头上了。 帅嘉谟为了歙县民生考虑，在隆庆四年上书官府，希望能够改变这个状况。官府很重视，急忙召集其他五县过来开会，商议一下该怎么办才好。没想到那五县根本不予理睬，只是回了一封公文，说这笔税是歙县自己亏欠的，跟我们无关。 地方上不配合，帅嘉谟也没办法，只好选择上京告状。结果他虽然得到了户部的支持，但在归途却遭遇了身份不明者的刺杀，吓得逃回原籍避祸。这起案子，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一直到了万历三年，张居正以首辅秉政。他为了推行“一条鞭法”，对地方税务工作非常重视，重新对帅嘉谟的申诉进行了批复，要求徽州府尽快商议解决。 这一次有朝廷关注，其他五县终于坐不住了。他们意识到，如果任由事情发展下去，恐怕五县会平白背上许多税负。于是，五县的知县、当地乡宦、士子以及耆老们，纷纷上书给徽州府，痛斥歙县这是甩锅。歙县也毫不示弱，在帅嘉谟的支持下，针锋相对，予以反击。 六个县为了这件事吵了个不亦乐乎。你引用府志，我就去查会典，你说算法有误，我就说是税吏篡改，总之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整整吵了一年，也没个结果。最后徽州府出来打圆场，说干脆去南京查黄册吧。 黄册是税务最原始的档案，徽州派人去查了以后，发现当年的记录没了，结果这又激发了一轮新的争吵。即使应天巡抚出面，都安抚不住六县的骚动。 一直吵到万历四年，最后户部出面，表示说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这事不追究从前了。干脆这样，歙县继续交这笔“人丁丝绢”，但可以少交五千两均平银。少交的部分，让其他五县均摊。很快这事形成了决议，以万历的名义发下圣旨，传至徽州。 但这个方案一下子可捅了马蜂窝。五县民众闻之，无不勃然大怒。他们纷纷涌上街头，围攻县衙，殴打官员，甚至还把道路截断，禁止任何人通行。整个徽州为之大乱，政府机能几近瘫痪。 眼看要惹出民变，朝廷只好撤销之前的圣旨，答应重新商定一个分配方案。可惜出来一个方案，五县民众就否决一个，一分多余的税都不肯背。其中有几个行事激烈的士子，甚至还占领了当地书院，成立议事局，协调整个徽州的抗议活动，围追堵截歙县商人，连户部尚书家的祖坟，都差点刨了。 最终，几经妥协，朝廷总算在万历七年拿出一个新的方案：歙县继续交这笔“人丁丝绢”，但可以少交两千五百三十两均平银，然后再从当地军需银和“协济”的解池州兵饷银里抽出同样数额，补入均平银。这样一来，歙县税负减少一半，而五县一分钱都不用多，皆大欢喜。但那个帅嘉谟则被判处充军，流放戍边。 从隆庆四年到万历七年，前后将近十年时间，这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才告结束。它是明代地方财税的一个典型例证，地方与中央在税法博弈上的种种问题、税法过于繁杂的缺陷，都从这次大乱中暴露出来。 不知道帅嘉谟若是当初知道自己会惹出这么大的乱子，是否还会愿意做数学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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