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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胡鞍钢的文章《从政治制度看中国为什么总会成功》在互联网被转来转去，该文认为“中国成功”的原因来自政治制度，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领导人新老交替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保证了政治领导集体的稳定性、连续性和继承性；二是领导人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三是公共政策决策实现了民主化、科学化和制度化。” 胡鞍钢的论调只是潘维教授“中华模式”政治面的另一种说法。潘维教授是当年给我上过课的老师，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潘维教授认为“中华模式”下的“民本政治”颠覆了“民主”与“专制”两分法：“中国的民本政治由四个支柱构成：（1）现代民本主义的民主理念；（2）强调功过考评的官员遴选机制；（3）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4）独特的政府分工制衡纠错机制。” 看完他们的文章，我怀疑他们是不是生活在中国。理论不能靠理论证明，没有现实关怀的文字注定成为历史的笑柄。 在谈论“中国模式”或“中国奇迹”时，这些语境背后不言自明的前提是中国成功了。然而我们要问的是：我们的成功表现在哪些方面？准确地说，所谓的“中国奇迹”应该完整表述为“中国经济奇迹”。而“中国经济奇迹”更多地只是表现在总量上，经济结构和经济创新能力等乏善可陈。而体现为GDP的经济总量本没有什么骄傲的。如同样为清华教授的孙立平教授在《中国社会正在加速走向溃败》中所言：“我一直不同意将经济发展速度和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善完全归功于改革，只要没有特殊的天灾人祸，经济本来就会发展。有人经常用今天的物质生活和30年前对比，以说明改革的成功，其实这当中除了在技术进步推动下社会正常发展的因素之外，生育率的下降和家庭平均人口的减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试想如果今天城市中的许多家庭是3个孩子的话，其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因此，可以说改革开放是沾了计划生育的光，改革是沾了开放的光（加快了技术进步）。” 没有和世界市场的接轨，没有现代科技的扩散和传播，中国能有今天的经济成功是不可想象的。如果真要从政治层面找原因，我看只有一条：国内国际环境的稳定。从历史上看，只要没有外忧内患，中国人是很容易创造一个“盛世”的，何况是这么多的人口。 凡事总有代价。经济总量上的成功背后是能源的消耗、环境的破坏以及资源（包括人力资源）的不可持续开发，从而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后果。 经济问题不能仅靠经济手段解决。遗憾的是，近年来党和政府的政策仍然继续这样一种倾向：只要继续保持经济增长，大力改善民生，提高社会福利。以为这样就可以获得民众的继续支持。也许这样的逻辑正是胡鞍钢教授之类所谓“文胆”开出的药方。 然而，正如一位地方领导人所说：“这些年政府做了很多事，花了不少钱，但民众不理解。”姑且不论他的立场，但可以确定的是：利益上的让步或者收买固然能起到某种收拾人心的效果，但如果没有其他手段，花再多的钱可能也得不到理解，更多的时候会出现“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现象。 更多时候，我们的幸福感不只来自于吃好穿好，还来自于心情舒畅。如果一种疏离感、无力感或者排斥感弥漫整个社会，个人的自我效能感大大降低甚至归零，何谈幸福感？颓废的社会情绪、失去方向的群体、没有归宿感的个人，构成了我们社会现状。用孙立平教授的话说，这叫“社会溃败”。 对社会个体来说，心情的舒畅来自于一种主体意识和自我效能感，包括我们常说的“主人翁”意识和对自我力量和自我实现的预期和感觉。而这不仅来自于社会给予个体的发展空间和希望，而且来自个体对攸关个人利益之公共决策之参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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