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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卫公问对》又称《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李靖问对》，或简称《唐李问对》、《问对》，以唐太宗李世民和卫国公李靖关于军事问题的问答形式编成，旧题为李靖所撰。由于《新唐书》、《旧唐书》都没有此书的记载，所以许多人怀疑此书是伪作。北宋陈师道、何薳[wěi]认为是宋人阮逸所著，后世辨伪学者多所信从。元朝马端临则认为是宋神宗熙宁年间王震等人所校正。当代有的学者又认为是唐末无名氏所作。现在一般认为此书是熟悉唐太宗、李靖思想的人根据他们的言论所编写，系唐太宗李世民与卫国公李靖多次谈兵的言论辑录。 《李卫公问对》内容丰富，涉及广泛，包括军制、阵法、训练、边防诸问题，但主要讨论作战指挥，多联系唐以前战例及唐太宗、李靖本人的亲身经历，参照历代兵家言论，围绕着夺取主动权、奇正、虚实、主客、攻守、形势等问题进行讨论，阐述其军事思想。清代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书分别奇正，指画攻守，亦易主客，于兵家微言，时有所得”。 该书体裁是传统的问答式，全书共有98次问答。这种体裁结构虽松散，但论及之处颇为广泛，并时常旁征博引，对前人军事思想大胆地评说扬弃。虽是问对，却是有问无对。唐太宗本是一位娴于骑射、富有疆场战斗经验的马上君主，而李靖则是满腹韬略的军事家，他们之间的问对，往往能相互引发，启迪军事思维。譬如李靖对用兵“奇正”的独到见解，则是与唐太宗思维碰撞之中产生的。可见，问对论兵模式本身具有优点，同时也是古代文人对戎事笔录的一个传统。 该书的另一特点，是详举战例，研究战争的方法，将抽象的军事理论具体化，如书中引用西晋马隆讨伐凉州树机能使用八阵图、偏箱车的战例，得出“正兵古人所重”的结论；或先举理论，再依战例阐明，如李靖对分合作战原则的阐述。该书开史论结合研究军事之先河，影响后世兵书一般都以详举战例为特点。 书中十分重视部队的管理教育与军事训练。强调将帅要深晓兵法，“教得其道，则士为乐用；教不得法，虽朝督暮责，无益于事矣。”提出分三个阶段训练军士，即由单兵到多兵，由分练到合练，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训练方法，还要根据部队的不同特点，区别对待。并对古代阵法布列、军事制度、兵学源流及教阅与实践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探讨，特别是对李靖所创的“六花阵”（亦称七军阵）有精辟的论述。指出：“六花阵”乃是以中军居中、六军居外的一种圆阵。在阵体结构上，如同诸葛亮的八阵法一样，大阵包小阵，大营包小营，各阵各营之间相互衔接。在战场使用时，便于集中步兵形成整体和指挥骑兵实施机动，“伺隙捣虚”。它从理论和实践上考辩八阵，认为八阵是古代的一种阵法，由五阵推演而成，其队形又可根据战场地形分布列为方、圆、曲、直、锐五种基本形态，这种考辨也是很有价值的。 该书主要表现了李靖以下几个方面的军事思想： 一、“致人而不致于人”的思想 李靖说，兵法“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已”。所谓“致人而不致于人”，就是掌握战场上的主动权，让敌人受制于己方，而不让己方受制于敌方。李靖在书中提出的奇正、虚实、攻守等，都是为了实现“致人而不致于人”的目的。也可以说，李靖的整套战略战术都是围绕这一中心来设计的。其实这种“致人而不致于人”的思想并非李靖的首创，在《孙子兵法》等兵书中都有反映，但都没有李靖强调得这么突出。 二、奇正思想 “奇”与“正”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一对重要范畴。自从《老子》提出“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后，《孙子兵法》提出了“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的观点，其他各兵家都对奇、正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和解释。《李卫公问对》对这一问题的贡献和发展表现在： 一是进一步充实了奇、正的内容，它指出奇正原是指正兵变为奇兵，即古代五军阵（东、南、西、北、中五军）中位于“阵地”的正兵，向位于“闲地”实施机动变为奇兵。这也就是五阵变为八阵，所谓“数起于五而终于八”，指出了奇正是兵力的灵活使用和战法的随机应变，包含着丰富的内涵。例如，它认为，对敌进行政治声讨是正，进行军事打击是奇；公开出兵是正，奇袭是奇；主攻方向或主要防御方向是正，助攻方向或次要防御方向是奇；前进为正，后退为奇等等。 二是提出了“正亦胜，奇亦胜”的思想。对《孙子兵法》“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的思想，书中认为，善于用兵的人，无处不是正，无处不是奇。奇正的运用，将帅必须根据敌情和地形，“临时制变”，慧心独用，只要运用得巧妙，用正兵也能胜，用奇兵也能胜。所谓：“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这就对《孙子兵法》中“以正合，以奇胜”的思想有了新的发展，不再局限于“以奇胜”了。 三是提出了“奇正相变”的思想。在《孙子兵法》中，孙武已经论述到了奇、正之间的相互转化，《李卫公问对》进一步说明了这一问题。他认为，如果把奇、正看成是相互分裂的两个方面，“奇正素分”，“以奇为奇，以正为正”，那将是十分错误的，这是不懂得“奇正相变，循环无穷”的道理。所以，作为将领，“正而无奇，则守将也；奇而无正，则斗将也，奇正皆得，国之辅也”。仅有奇或仅有正，都有偏颇，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加以变化，才是完美的。书中以霍邑之战等为例证，对奇正的变化作了具体的说明。 四是把示形与奇正联系起来。所谓“示形”，就是将真实的目的、意图、行为藏而不露，让敌人看到的是假象，以达到欺骗敌人的目的。这一思想最早也是孙子提出来的。《李卫公问对》则把示形与奇正联系起来，认为示形就是用奇兵迷惑敌人，而不是用正兵。他说：“故形之者，以奇示敌，非吾正也；胜之者，以正击敌，非吾奇也。此谓奇正相变。”通过示形，把奇兵变为正兵，把正兵变为奇兵，“变化莫测”，使敌人不知虚实，无法了解真实情况。 五是把奇正与虚实、示形、分合等结合起来阐述，探求它们之间的关系。“避实击虚”是《孙子兵法》的一个重要思想。《李卫公问对》也极其重视虚实问题，他说：“孙武十三篇，无出虚实。夫用兵，识虚实之势，则无不胜焉”。把虚实同奇正联系起来，说：“奇正者，所以致之虚实也。敌实，则我必以正；敌虚，则我必以奇。”；同“示形”联系，制造假象，荫蔽奇正之变；兵力分散时以集中为奇，兵力集中时以分散为奇。这样便可达到“使敌势常虚，我势常实”的目的，争取作战的主动。还把奇正与分合联系起来，认为在其兵力使用上，不能过分分散，也不可绝对集中，而应“有分有聚，各贵适宜”，“兵散，则以合为奇；合，则以散为奇”。由上可知，奇正问题虽非李靖首先提出来，但他确实是有发展的。 三、攻守一法，因情而动的思想 《李卫公问对》的这种思想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攻守“同归于胜”。书中说：“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同归于乎胜而已矣。”这就是说，相对于防御而言，进攻是防御的转机。防御对于进攻来说，是一种手段或策略。两者的目的都是为了取得胜利，殊途同归，是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他认为，在战争中，敌我双方往往是一方处于守势，另一方处于攻势，反之亦然。“攻守一法，敌与我分为二事。若我事得，则敌事败；敌事得，则我事败。得失成败，彼我之事分焉。攻守者一而已矣，得一者百战百胜。”因此，不能把攻守看成是两种相互分割的作战形式，“若攻不知守，守不知攻，不惟其二事，抑又二其官”。这就是说，在作战中，如果进攻时不知防守，防守时不知进攻，这样，不仅会把攻守看成是相互分割的两个方面，而且也会把它们看成具有两种不同的目的。这就违背了“同归于胜”的原则。 二是对《孙子兵法》“守则不足，攻则有余”的思想提出了新的解释。 曹操在给《孙子兵法》作注时，把“守则不足，攻则有余”这一思想解释为“吾所以守者，力不足也；所以攻者，力有余也。”这主要是从己方力量的“不足”和“有余”来说明攻和守的。《李卫公问对》则认为：“‘守则不足，攻则有余’，便谓不足为弱，有余为强，盖不悟攻守之法也。”又说：“‘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谓敌未可胜，则我且自守；待敌守胜，则攻之耳，非以强弱为辞也。”李靖强调的不是己方力量的“不足”和“有余”，而是认为攻守与“敌未可胜”和“敌可胜”的关系。也就是说，当“敌未可胜”时，即使我力量有余，也不应盲目进攻，而要防守；相反，如“敌可胜”，即使我方力量不足，也要进攻而不应防守。这就把攻守策略的实施取决于己方力量转变为取决于是否有机可乘或成败的概率。同时，《李卫公问对》强调要因情变化，将帅要根据战场上的情况，使敌“变主为客”，使己“变客为主”。反对“攻不知守，守不知攻”的片面指导，认为“攻是守之机”（进攻是防御的转机），“守是攻之策”（防御是准备进攻的筹策），两者都是为了争取作战的胜利。当然，攻守中还要注意“心战”，进攻时，不仅要“攻其城，击其阵”，还要攻敌之心，瓦解士气；守时，不仅要“完其壁，坚其阵”，还要保持旺盛的士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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