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语言断流必然导致今天汉语诗歌断流
在中国新诗走过百年之际，我国的语言学家有必要深入探讨语言的本质问题。遗憾的是，时至今日，这项工作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在本报“重读新诗系列策划之一”中，著名文学评论家谢冕认为中国新诗在草创期就埋下了诸多隐患，这也是后来诸多乱象与争论的根源。要厘清中国新诗出现的问题，必须从源头上找症结。他认为虽然前辈用文学艺术中普通民众的生活状态来确定社会发展的状态，高举革命旗帜，划时代地改变了文言写作方式，遗憾的是这种划时代的诗歌革命却导致诗文不分，最终造成了新诗的内伤。
对于中国新诗在草创时出现的问题，著名诗人郑敏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认为，语言的断流是今天汉语诗歌断流的必然原因。她说，当年白话文运动打开局面的勇气和热情虽然值得我们今天敬重，但当年前辈们推倒母语文化的精髓，掀起一股歼灭那不可能也不应该歼灭的、代表几千年中国文化积淀的母语及其文学传统，在政治改革热情的指使下，忽视了语言本身的特性与客观规律，无异于一次对母语的“狱母”行为。今天，我们从源头上回顾与总结中国新诗在语言上存在的问题，就是为了避免未来再出现类似的错误。
郑敏认为，在中国新诗已走过百年之际，我国的语言学家有必要深入探讨语言的本质问题。遗憾的是，时至今日，这项工作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中国诗歌发展的历史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梳理，尤其是语言问题至今没有得到解决。
郑敏不无忧虑地告诉记者，尽管中国新诗百年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但今天提起语言及其变革与中国新诗、与汉语诗歌的关系，我们这代人可能都不知应该从何说起，年轻的一代就更不清楚中国诗歌走过的道路了。因此，了解并总结这段历史，不仅十分必要，也非常重要。
2.中国新诗在初创期就面临着语言问题
新诗在语言文字上彻底放弃２０００多年形成的古典散文与诗词的文学语言，这使新诗陷入了失语状态
中国新诗在初创期就面临着语言问题，“其中主要有口语和汉字两个问题。由于当时学者们对语言的理解有局限，认为古典文言文是封建的落后的，因此全面否定文言文，提倡所谓‘我手写我口’的白话文。事实上，任何文学的成就都不在于用什么样的语种，而在于作者是否能将生活中的现实经过艺术的转换，成为诗词、歌赋、散文、剧本与小说”。郑敏直言，从今天看，五四运动在推进民主政体方面功不可没，但在发展汉语文化方面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我们今天的诗人不该因为新诗是白话体，就认为它与古汉语无关。诗人首先要珍惜民族的精神文化遗产，赋予它当代的阐释。今天的汉语由于长期写“我口”，词汇量降低了，尤其是诗文词汇大量流失，深深影响到新诗的内涵深度和色调的丰富，这也是有几千年诗史的汉语文学，在今天没有出现得到国际文学界公认的伟大作品、伟大诗人的一个原因。因此，我们必须面对诗歌语言的再创新。
其实，早在上世纪90年代，郑敏就对诗歌与语言的关系进行过深入研究，她在1993年发表的长篇论文《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诗歌语言变革与中国诗歌新诗创作》，曾产生过不小的影响。
语言与诗歌到底是什么关系？语言对诗歌创作果真那么重要吗？
古典诗词中的汉语因为跳出了日常口语的固定搭配，大大地发挥了汉字的感性魅力与智性的深邃，并发挥了汉字四声的音乐美，加上古典诗词可以吟诵，字的搭配又能引起强烈的感性审美和内涵的深邃、境界的超远。然而20世纪初期新诗创建之时，语言学不发达，人们并没有认识到具有象形艺术的汉字所拥有的这种象征艺术美，因此给予了断然拒绝与抛弃。
“20世纪初，由于过激的革命愿望，白话文与文言文被视为革命与不革命的矛盾。新诗在语言文字上必须彻底放弃２０００多年形成的古典散文与诗词的文学语言，这使新诗陷入了失语状态”。郑敏认为，在一个世纪的创作实践中，中国新诗的成就不够理想的原因有多种，但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在２０世纪初的白话文及后来的新文学运动中，立意要自绝于古典文学，从语言到内容都是否定继承，竭力使创作界遗忘和背离古典诗词，导致汉语语言的断流，这是今天汉语诗歌断流的必然原因。
3.一场重要的学术探讨没能健康地进行下去
主张改革的学者们渐渐放弃了主张。发展白话文要吸收古典文学精华的微弱呼声，就完全被淹没了
遗忘和背离几千年古典诗词传统，难道当时就没人发觉此举不妥并制止吗？事实上，就如何改造汉语，当时各派学者有不同看法。在主张改造语言的这一派中，当时主张“陈酒”倒尽不要的有陈独秀、胡适等，主张在建立新的白话文过程中吸收古典文学语言精华的有朱经农、任鸿隽、钱玄同等人，还有被陈独秀、胡适划入敌对阵营的胡先骄，但后者的意见未被尊重，而是被否定，并由陈独秀出面宣布“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同时斥明之前后七子及八家为“十八妖魔辈”。又说“凡属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均在排斥之列”。甚至唐宋诗词也被一笔抹杀。以至于文学与语言的关系这场十分重要的学术探讨，没能健康地进行下去。而白话文的先驱者们在实践中行不通时，不但没有停下来仔细追问为什么，反而压制一切有不同看法者。
至此，另一派学者们渐渐放弃了主张。发展白话文要吸收古典文学精华的微弱呼声，就完全被淹没了。从此，在几十年内对古典文学很少有人愿意公开提出深入研究与挖掘，而只是悄然地剽窃，以便表达白话文不能胜任的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蔡元培先生虽曾为此进行过辩护，他说，大学课程中仍有古文，课堂讲义仍用文言文写，但他却不曾从理论上、心态上肯定古典文学不能抹杀。
“当时胡适、陈独秀及郑振铎等人曾奋力为白话文运动打开局面，这种勇气和热情是值得我们今天敬重的。但从思维方式和对语言性质的认识上，在一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又不得不对他们那种宁左勿右的心态和对新文学，特别是新诗创作的负面影响作一些冷静思考”。在郑敏看来，他们那种矫枉必须过正的思维方式和对语言理论缺乏认识，决定了这些负面影响的必然出现。因为语言的改革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才能进行。对此缺乏知识的后果是延迟了白话文从原来只是古代口头语，向全功能的现代语言的成长。只强调口语的易懂，加上对西方语法的偏爱，杜绝白话文对古典文学语言的丰富内涵、其中所沉积的中华几千年文化精髓的学习和吸收的机会，白话文创作迟迟得不到成熟，就是必然的了。而其中的损失和后患是难以估计的，也是无形的。让郑敏不能理解、也是她在记者采访过程中数度强调的是，直至今天，关于诗歌创作的语言问题，学界仍未进行严肃的、有世纪水平的学术探讨。
4.刷新对文学语言的认识就会思考很多问题
思考这些问题，不过是想弄清民族母语、文学写作和文化的继承与发展的互动关系，因为这是决定一部文学史如何看待历史现象的一个关键的理论问题
郑敏通过向记者介绍过去一个世纪中国文学，特别是诗歌创作面临的几次道路选择都与语言密切相关这个事实，来说明诗歌与语言关系的重要性。她告诉记者，如果把这几次转折认识清楚，刷新对文学语言的认识，我们就会不自觉地思考以下问题：古典汉语在中华文化中究竟占有什么地位？作为民族母语的文言文对今天的汉语有没有影响？在古典文学与白话文学中有没有继承问题？从今天语言理论的高度来思考五四时代所提的，要从中华语言中完全抹去古典汉语、文言文的说法，是否合乎语言本身的性质和规律？100年前的白话汉语及用那时的白话文写成的作品，是否都需要接受改造，以去掉其“腐朽”因素？100年后新诗在语言上的转变已成事实，应如何认识这种现象？郑敏认为思考清楚了这些问题，我们也许就会产生重写一部新的文学史的强烈愿望。而思考这些问题，不过是想弄清民族母语、文学写作和文化的继承与发展的互动关系，因为这是决定一部文学史如何看待历史现象的一个关键的理论问题，而问题的提出与解答之间的时空距离几乎是无限的。
为了厘清问题,郑敏从中西方语言的不同发展历史、特点，来说明语言变革对诗歌的影响，进而说明语言与诗歌之间的关系。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虽然也在２０世纪初抛出《抒情歌谣序》，对新古典主义诗语进行了类似的抨击，开启了现代英美诗语之风，铺平了世纪新古典主义宫廷诗歌与现代英语诗歌之间的语言沟坎，却没有像我们的文化运动那般让人不安。因为当年我们的前辈除了《水浒》《红楼梦》《西游记》等白话小说之外，其他一概不认为是中华文学的正宗”。今天回首当年的那股革命气势和激烈的情绪时,郑敏说她仍心有余悸地理解这股在“革命”名义掩盖下的对文化的摧毁和后患无穷的急躁。
郑敏一再向记者强调，白话文运动的先驱者们倡导的只有打倒传统才能革新，决定走出文言文的框框，以白话文为写作的语言，这是一次勇敢而关键的决定，它符合了汉语在时间中必须经历的变革，但他们一味否认古典文学的价值和盲目掩盖当时白话文的不成熟状态，今天看来还是以政治热情代替一切、拥护打倒二元对抗的僵化思维的表现。只是从今天解构思维来看，这正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对待矛盾的封闭式的思维，从心态上讲是简单化理想主义的急躁。
观点1
中国诗歌发展的历史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梳理，尤其是语言问题至今没有得到解决
观点2
今天的汉语由于长期写“我口”，诗文词汇大量流失，深深影响到新诗的内涵深度和色调的丰富，这也是没有出现得到国际文学界公认的伟大作品的一个原因
观点3
在一个世纪的创作实践中，中国新诗的成就不够理想的最主要原因是立意要自绝于古典文学，导致汉语语言的断流，这是今天汉语诗歌断流的必然原因
观点4
白话文的先驱者们在实践中行不通时，不但没有停下来仔细追问为什么，反而压制一切有不同看法者
观点5
只强调口语的易懂，加上对西方语法的偏爱，杜绝白话文对古典文学语言丰富内涵的继承，白话文创作迟迟得不到成熟，就是必然的了
观点6
我们需要思索：古典汉语在中华文化中究竟占有什么地位？作为民族母语的文言文对今天的汉语有没有影响？在古典文学与白话文学中有没有继承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