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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小学的时候，在班上不是什么头面人物，但却是大家公认的书虫子。这个地位是由一张图书证奠定的。一张图书馆的借书证在今天要得到它也许易如反掌，但在我小学的时代却是比今天的保送研究生还要重要的大事。 1964年，我小学三年级时，刚过自然灾害，全国各方面的条件很差，尤其是教育领域，但却也在慢慢恢复和建设起来。这时市少年儿童图书馆给我们学校发放一部分借书证。因数量有限，每个班级只发一张。我们年级六个班，其余五个班的班主任老师都不假思索地把图书证发给了他们的宠儿——班长，只有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却意外地把我们班唯一的一张借书证发给了我。 这件事立即在班里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多同学不以为然，为我们的班长鸣不平。为此，班主任老师专门为此在班里讲话安抚大家。其大意是说，图书证不是职务证明，应该发给更喜欢读课外书并不会因此而影响正常学习的同学，而宁家儒（我以前的名字）恰好具备这样的条件…… 其实那个时候的我比较混沌，虽然喜欢看书，但当时能看的书实在太有限，既没有老师说的那么伟大，但也并没有把看书和学习当成是矛盾的东西。当时听了老师这番话，只是兴奋异常和心存感激，兴奋的是从此就可以免费在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借阅图书了，感激的是心想既然老师这么看得起我，我可不能辜负老师的希望和苦心，既要看好书，又不能耽误学习。 从此以后，我每个周末都泡在了图书馆。不管是风吹日晒，还是早出晚归，或者在那里阅览，或者借回来阅读，我成了名副其实的书虫子了。说实话，那时候图书馆的书可远远不能和现在相比。一是数量有限，二是那时候的书受官方意识形态的制约，多半都是革命传统教育的内容（什么《高玉宝》、《刘文学》之类），很少有今天我嗜之如命的古代书籍。但尽管如此，不能否认的事实是，那段时间的读书，锻炼和提高了我的阅读能力。后来尽管文化革命中中学几乎没有正经上过几天课，但我的文字阅读和表达能力却在同龄人中明显好一些，并能够成为专门从事文学研究的人员，想来应该归功于那时打下的基础。 随着我的“馆龄”的增长，我对书的兴致也如雨后笋芽，日益膨胀。我的书虫子形象也慢慢形成了。由多读书，对知识无限渴望而带来的知识方面的优势也慢慢在课堂学习上显示出来。有一次语文课上，老师让大家用同义词解释“固执”这个词。同学们说了好多，老师仍然还在摇头。这时我举手发言，说应该是“倔犟”。老师立即予以肯定，并对我进行了表扬。这时同学们都投来赞许和羡慕的目光。还有一次地理课，老师讲到全国的行政区划，说目前我国有三个民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又问大家最近刚刚又成立了一个民族自治区是什么？正在大家面面相觑的时候，我又举起手来说：“是西藏自治区。”因这种机会的不断增多，同学们由开始办证时的某种妒忌和不平，逐渐接受和认可我在班级的书虫子和读书王地位。 那个时代的信息渠道非常有限，除了书籍报刊就是广播，哪有现在的网络和电视？可是令我吃惊的是，近年在我接触的大学生当中，有不少人不知道贵阳是哪个省的省会，伊斯坦布尔是哪一国的首都？也不知道六方会谈在干什么？“靖国神社”是怎么回事？而说起“传奇”、“杀人”却是眉飞色舞…… 终于有一天（大约是1965年冬季），我发现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小学部）已经没有我可以借和看的书了。这使我很扫兴。正在我打算结束图书馆的借阅活动时，图书馆的老师非常理解和帮助我，她对我说：“你来馆里当管理员吧？管理员可以到楼上中学部借书看。”我不假思索地立刻应允，理由非常简单，因为我可以继续借书看了。 中学部的书果然比小学部多许多，不但有许多文学名著，也有很多历史传记之类的书。这使我大开眼界，并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番。不想好景不长，在中学部当了大约半年管理员，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开始了。学校停课了，图书馆也关门了，我的第一张借书证也就完成了它的使命。我们流落到社会上，我又开始了新的读书历程…… 在一生的书缘旅途上，我要感谢许多许多人，但首先要感谢，并且让我永远不能忘记的，就是那位破例发给我第一张借书证的老师——刘金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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