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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便翻开一本民国时期出版的书，去看看它的版权页，一般都会注明出版机构、印刷机构、发行机构的名目、地址，有些还会注明分支机构的信息。通常情况下，发行机构就是书的出版机构。但也有例外，比如某个团体出版的书，其发行机构可能是一家书店，也就是将这本书包给这家书店代为发行，收益两家分成。版权页上如果注明“总经售”或者“经售处”之类的字样，通常就是这种情况。承揽经售买卖的一般是专司书刊售卖的书店，不过也有一些书店依托自己比较成熟的发行渠道，代为售卖与自己所出图书风格类似的书刊。生活书店就曾开展过这样的业务，后来为了进一步加强管理，还曾制定相关业务管理办法。 在版权页上标注发行信息，并不是出于行政当局或者行业公会的硬性规定，只要看看民国图书中形制各异、繁简不同的版权页，就可以知道版权页的形式并未规范统一，不少书的版权页上甚至没有任何发行方面的信息。所以，发行信息是不是加、怎么加，恐怕更多是出于书局营销的需要。比如在版权页上标注其门店的地址，可能为的是招揽本地的顾客上门选购，也方便外地读者或者书贾取得联系；写上外地的分支机构，甚至注明地址，可能是为了方便外埠读者或者书商就近联络。商务、中华、大东、世界这样的大书局，在版权页上密密麻麻地罗列出一堆分号所在的城市，似乎多少有些“低调炫耀”之嫌，使读者或者书商晓得自家的势力，感叹到底是书业大佬！   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当年凝聚在版权页上的那些良苦用心、精打细算恐怕早已被历史的尘埃所遮盖，很多细节我们都不可能再知晓了。不过，这些信息提示我们，一本书从印刷出版到最终摆在读者的案头，这中间到底经历了什么是值得注意的，因为这个过程也是一本书生命的一部分，更是民国出版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国时期，任何一家书局出版一本书，只在出版地一隅售卖肯定是远远不够的，即便在出版业的中心上海，仅靠在上海及其周边地区的销售收入恐怕也很难回本盈利。所以，必须尽量到各地去发售，以广销路。而向各地售卖就需要建立自己的发行渠道，这就好像是书局的腿脚一般，没有自己的发行渠道，再好的书恐怕也只能在仓库里睡大觉。当时曾经有业内人士把不重视销售、不懂得建立有效的发行渠道，作为很多中小书局经营失败的教训之一。可见，建立有效的发行渠道对出版机构来说绝对是要命的大事。民国时期的书局，除了少数几家大书局之外，大部分是中小书局，甚至还有一些挂一块书局幌子的“杂货铺”“皮包公司”。书局的实力不同，出版规模不同，图书内容不同，都会影响书局对发行渠道的选择。   就我经眼的史料来看，民国时期大小书局选择的发行渠道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自建发行渠道，也就是在不同的区域建立分号，由总部派出管理人员，在当地招聘若干店员，组成分号的工作团队，负责一定区域的销售；第二种则是委托各地的书商在当地代为销售。除了这两种之外，还有后来逐渐发展起来的邮局寄售业务，不过占主流的还是前两种。 第一种方式显然不是一般书局能做得起来的。建立自己的发行渠道，首先要有充足的资金、比较健全的管理团队和完备的管理机制。如果总部都只是个草台班子，在各地建立自己的分支机构简直就是痴人说梦。纵观民国时期，能够建立起自己独立发行渠道的书局实在为数不多，只有商务、中华、世界等大书局做得到。抗战全面爆发后，生活书店为了适应业务发展的需要，曾经在上世纪40年代初期大力扩展自己的发行渠道，在大后方建立了40多个分支机构。这种做法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比如有利于销售推广，因为是自己的下属机构，在营销策划上可以统一部署，相互配合，同时各地的经营也可以因地制宜，办出特色。其优势在教科书发行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当时中华、商务等大书局在教科书方面的竞争十分激烈，每到开学前夕，大书局各地分支机构的负责人就要四处活动，当地教育主管部门的领导、中小学校长等关键人物都是他们公关的重点对象。可以说，正是各地分支机构在当地的长期活动和关键时间节点的定向公关，才保证了可观的教科书订购数量。而这样的事情，无论如何是不能交给旁的书贾来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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