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南主题”是老罗公号的重要话题，不知为何今年突然成了一个官方热点，不仅各博物馆策划了种种江南主题展，那些从来不看的媒体都刊出连续专题。 在历史上，与各王朝而言，江南一直是一个奇怪的存在，照理说山温水暖，人杰地灵，是最可依仗的天子财库，但每每总和朝廷显得格格不入。 电视剧里，朱元璋说了一句话，“我和李善长、蓝英这些人，都可以是交心兄弟，但和刘基这些江南人士，总像是水隔了油一样，不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  明清两个帝国，有出奇的相似处。 帝国初期，创建者都会设计出一套既能攫取又能压制的方案，让江南能安心做好财库而不做其他之想。如朱元璋朱棣，如康雍乾，文韬武略有为之君，手段都是重税、海禁、管制士族。但帝国经过两代运营后，无一例外都开始陷入财务困境。 而后至帝国中期，有中兴之主，依然从江南着手，释放对其管制，给江南以自由，一时间活力迸发，经济增长国库丰盈百姓富足，明的苏州、清的上海，帝国显示出不一样的重生之态。此时如隆庆万历、如同治光绪，无一例外都是垂拱而治、重臣辅佐。 然后好景不长，中央地方权力失衡，太阿有倒持迹象。少年天子想做千古一帝大事业，权力重回中央，开始上下折腾。不出意外，帝国突然陷入内忧外患，没多少年就搞崩盘了。如崇祯、如戊戌年的光绪。 两大帝国，画了两个一模一样的圈。 历史总是不争气地循环往复，明清帝国如此，汉唐宋元何尝不是。这似乎是这块土地上的一个魔咒。 一条京杭大运河，牵扯了的两头，似乎有更复杂的连接和隐秘关系。 对这两头的解读，就应该是破解中国历史种种谜团的钥匙。  起 我们现在看待江南和京城的关系是南北关系，但在中国历史的地图上，更长时间体现为东西关系。 一是现在以北京视角看起来是南北关系，但更久远的年代里是长安视角的东西关系。另一方面，辽宋以前，气候温暖，南和北农业差异并没有后来那么大，而东和西是完全不同的农业特征。 这种东西关系似乎贯穿了中华帝国的整个形成过程。 傅斯年说：“在这片大地中，地理的形势只有东西之分，并无南北之限。历史凭借地理而生，这两千年的对峙，是东西而不是南北。” 如果把历史更往前推，追溯到文明的早期。“在夏、商、周三代及三代以前，政治的演进，由现在以考察古地理为研究古史的一个道路，似足以证明三代及近于三代之前期，大体上有东西不同的两个系统。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 傅斯年通过文献考证，将上古文明区划为“夷夏东西”，所谓“东西”的地理标志就是太行山，太行山以东属于夷的文化区，太行山以西属于夏的文化区。近些年的考古学研究，都证明了这两个文化区的独立性。  著名的安徽含山凌家滩出土的距今约5300年的玉版。这块玉版藏于一件玉龟之中，内外有四重图像，最中心是一个指向四方的八角图形，“洛书”的原型。 冯时指出，与这块玉版图案相似的考古材料的出土地点，都在太行山以东，北至辽河下游，向南到黄河下游、长江中下游，而太行山以西至今未见一件。 从这些考古学和文献学的证据，再回顾傅斯年先生早年提出的“夷夏东西说”，很多线索可以得到互证。在太行山以东，上古文明时应属夷文化区，而在太行山以西应该就是夏文化区。 从东北到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分布的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和龙山文化等，被称为“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其文化面貌与西部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原始文化有着极大不同，而这正是“夷”文化的母体。 新石器时期中国八大文化圈，可归纳为东部以龙山文化为代表的夷，和西部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夏。 从一个族群的角度来说，华夏族势力的扩张，夷族遭受不断挤压。这个挤压史贯穿数千年，到宋元以后最终偏守一隅，落脚于西南的川、滇、黔、桂等地各少数民族。彝族文化中还保留了大量上古夷族的信息。  山东邹平丁公遗址的龙山晚期陶片，上边镌刻有11个文字符号，1994年，冯时发表《山东丁公龙山时代文字解读》，用古彝文释读出这11个字符 承 承 学者大多会从文化遗存角度去看世界史，但帝国是跨越文化的，形成真正因素中，文化只是一小部分，更多因素是当时的税收和贸易模式。 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 地理环境比人种族群更能塑造社会组织形态。 而太行山为界的夷夏东西分界线两边是不同的税收模式和贸易方向。于是虽然古夷族退出中华主流，而夷文化被吸入华夏文化主体，但是太行东西两边始终不同的经济税收模式和贸易方向，决定了之后的中华帝国各朝各代，都具有大陆和海洋（夏和夷）的双重性。而这两种力量的牵扯，决定了各朝内部的走向，在外表现的就是一次次的循环往复。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之所以有“夷夏东西”，因为太行山以东是稻作区，以西是粟黍区，作物不同，生产方式不同，社会组织不同，于是有了不同的文化图式。 稻作区的生产作业模式，是以小家庭为单位，这和粟黍区有很大区别。在良渚文化区的村落遗址中，发现埋葬亲人的墓地都在自家宅子边上。 且不说“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描述是不是正确，井田制是不是存在，至少在中华稻作区是不成立的。 到现在的江南，都有这种相对自由的空气，小家庭的边界感强烈，说是夷文化遗存有点扯太远，但肯定和稻作区的生产方式分不开。 因为这种生产模式，村落的组织防御，税收方式都有大的不同。 在公元前3000年前，稻作区这个半月形地带要比现在饱满得多。海平面比现在低，渤海和黄海基本都是陆地，东海大陆架也有一多半是陆地。东部各文化区的沟通是便捷的。公元前3000年的大洪水时代，海平面上升，大大侵削了稻作区的地盘。 而大禹治水的传说，明显也是这一时期发生在粟黍区的故事，两大区于是此消彼长，夏得以首先成长为王朝国家。  夏一改早期的和平主旋律，墓葬中已呈现暴力。图为陶寺墓葬中发现的女尸，颈部被折断，阴部被插牛角以表示绝嗣。君子如玉的时代，被野蛮青铜时代所代替。 不仅要看生产方式，还要看朋友圈，这才是“内外双循环”。 任何一个王朝都不可能建立在纯粹的农业社会上。 自给自足内循环的农业社会，负担不了王朝的制度成本。王朝的建立也是一项投资，农业税征收成本之高，供养半径难以超过百里，纯农业社会没有建立王朝的兴趣和动力。 王朝的财政基础在于贸易。对贸易节点的控制，才有动用资源去建立王朝的价值。贸易收入入皇家內苑，作为财政的重要部分，成为皇权的基础。 而“夷夏东西”却是两个贸易方向，夏是陆路往西，夷是海路往东。这两个贸易方向上的成本和外部环境，决定了往后各王朝内部的兴衰乱治。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夏以前，传说中尧舜时代，是通过建立良渚大城这种祭祀中心控制贸易。 夏在西路贸易中，从两河流域引入了青铜冶炼技术，于是对贸易节点的争夺中，开始使用了战争手段。 二里头和陶寺文化都能证明夏的存在，但夏是不是能被称为一个王朝国家，学界一直争论不休，但我看来这只是一个贸易规模问题。 王朝与否，不在于领土，而在于所控制的贸易线路的半径大小。 我们在战国时期建立律令制度之前，很长时间都是城郭国家时期。只有使用文官通过律令管理领土，领土才有税收价值，才有领土国家概念。 欧洲很长时间内，都是城郭国家，罗马始终是个城，布匿战争和迦太基人争夺的也是对贸易的控制权而不是土地。 夏的贸易控制半径还缺乏考古依据，但之后的商，却是实实在在的贸易城郭国家。 商王朝畿外统治，很明显是一种贸易据点，湖北盘龙城铜矿遗址、济南大辛庄遗址、江西吴城遗址、新干县遗址、甚至四川的三星堆遗址，都有属于商王朝特征的青铜彝器。接受一种文化很大意义上是一种臣服姿态。 商文化承接的是山东的龙山文化，属于夷文化系统。商的文化圈范围，更多是往东往南，甚至大洋对岸美洲大陆，似乎都有类似殷商人的痕迹。这和夏周往西的影响力很不相同。也证明了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 转 转  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出，太行山东西地貌有很大差别。无论是洛阳还是北京，都是地处夷夏区的交叉点上 自中华进入王朝时期，所有的政治和战争简而言之就是两大贸易系统对主控权的争夺。这种争夺就体现在对中原（河南）的逐鹿上。以郑州、洛阳周围为核心，是两大贸易圈的交叉点。 在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中亚、欧洲等西路沿线国家的兴起，使西路贸易占据绝对优势，在这个一千年时间里，都是占长安而取天下。 直到宋代，全球范围的造船技术进步，海上贸易成本优势显现，世界一步步进入大航海时代，贸易东线又开始显示力量。 《礼记·表记》中说：“夏道尊命，殷人尊神，周人尊礼。” 夏人奉的是尊尊亲亲，商人是敬事鬼神，周人和夏一脉相承。 自孔子梦见周公，尊亲事礼西线文化成为中华文化主脉，殷商文化的文化基因成了要打击的异类。中华文化一直都是以西（北）为道统。 武王伐纣，周公把商文化印记尽可能抹去。在《周易》之前有《连山》《归藏》，《归藏》就是商王朝的文化总纲，现在痕迹不存，比焚书坑儒还绝。 《周易》虽然超期服役，但道统一致，两千年也无需再改版。至少在宋元以前，西线贸易圈还代表了先进生产力。 与殷商东线贸易圈最一致的，应为赵宋，而宋之国号恰为周武王分封殷商后裔的封地，不知赵匡胤立国是否也知道“夷夏东西”说。 两大贸易圈的故事，应该是每个太子继位前老皇帝单独讲的课。 合并两大贸易圈，是建立统一王朝的意义，否则不够王朝的制度成本。 自长安取天下的王朝，依靠西线贸易圈伙伴取天下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控制东线贸易。 必须要做两件事，一建都洛阳，控制山东（太行山以东）门阀士族，二东征高丽，控制海上航线。 这两件事难度都很大，搞不好就翻船，基本没搞好的。如隋炀帝、如武则天。 小时看演义小说，每次看到建都洛阳，总要摇头，预感就长不了。并不是简单四战之地，易攻难守，而是两大贸易圈始终水火不容。平衡点上，总是摇摇欲坠。 蒙古是世界帝国，超出夷夏范畴，但依然可以用两大贸易圈去理解。蒙古取云南后而进入东南亚，控制了海上贸易，它已经完成了海陆贸易圈的合并。泉州蒲家的倒戈，赵宋的灭亡是早晚的事。 合 我们常说儒家学说有保守的一面，其实他还是他，只是世界变了。 在赵宋以前，儒家治国体系代表的西线朋友圈，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但此消彼长，航海技术的发展使东西力量发生了根本转折。 赵宋也很纠结，自己虽然身处先进生产力东线这一边，但治国理念却是站在陈旧的西线。本来百姓安康人民幸福，南宋朝野大家日子都好好的，但就是理宗皇上心里这道坎过不去，抬出朱熹“存天理灭人欲”，通过思想建设来维护皇室的合法性，原本就错配的意识形态，不强调还好，一捡起来就连续昏招，端平更化，联蒙灭金，没几年把赵宋搞垮了。 也不能怪他折腾，按当时局面，不加强意识形态，皇权合法性要出问题。 回来再说文章开头的明清两大帝国。明清时期世界已经进入大航海时代，海上贸易线价值已经远远超过西线。先进生产力在东边。 朱元璋灭张士诚，控制海上东线后，蒙元基本上自动退出了，北伐并没打多大的仗。 崇祯诛袁崇焕，丢了辽东半岛，实际上东线海上贸易给丢了。清军入关，看似由北而南，实质由东而西。崇祯这种野路子就位，学的是儒家文官教育，完全不懂帝王战略。 朱元璋得天下后，期间政策有反复，最后和顺治一样，虽然依靠东线起家，意识形态还是当年周公孔子西线贸易圈基础上的老套路，搞不出新的上层建筑。于是采用以夏制夷的方式，牺牲发展、并通过降低制度成本去平衡王朝开支。节俭、反贪、酷吏治国。 专门写过一篇《朝贡体制的破产》。朱元璋得天下时，定都金陵在行动上是拥抱东线贸易圈，但一定要用西线意识形态加一个“朝贡体系”的帽子。没几年，自己都看不下去了，于是就“胡惟庸案“杀了一万多人后，准备迁都长安放弃东线，但长安太破败，于是就想在凤阳建都。城里套路多，我想回乡下。 朱棣定都北京，扩大版的“朝贡体制“就是落实其父亲的“以夏治夷“，这种国策方略，一开始就是错的，以牺牲发展而去维稳，肯定走不远，于是没几代就陷入极端保守闭塞，朝野死水一潭，财政难以为继，内外危机四伏。  “以北制南”是朱棣的创新，用完成父亲的事业，来证明自己是最合法的继承人。 中兴之主，只要放松管制，重新回抱东线海洋贸易圈，帝国立刻焕发活力。 但这种活力毕竟违背了立国之本，为帝国原教旨主义者所不容。 中兴之主大多是不理朝政的昏君，贸易本身就有生长性，只要不去阻断发展，肯定就民富国强。就怕有为之君来一折腾，帝国就开始失衡了。 江南，在明清帝国的版图上，始终都是东线贸易圈的代表，所以呈现出王朝对其说不出来的别扭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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