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只要医药公司和医生、医院有金钱往来的行为，它会一刀切地被定性为不端行为。每年，都有很多医院身陷这类药品回扣的丑闻。科室主任到院长是高风险职业，曾经人人仰慕的医疗专家，有可能一夜间身败名裂，成为阶下囚。这样院长、主任因为药品回扣落马的新闻，几乎每月都有。正因为这样，看到下面这条新闻，我才会感到吃惊。一样的地球，不一样的思维模式，得到不一样的结果。根据相关统计：2016年美国药企和医疗器械企业对医院和医生的捐赠金额上升至81.8亿美元，这些捐赠金是由1481家公司向63.1万名医护人员和1146家教学医院支付的。这些捐赠金花到哪里去了？将近一半的捐赠用于支持医疗相关的研究经费，不过也有将近27亿美元是用于支付和研究无关的费用，而将近10亿美元的资金则是被用于支付与医疗相关的投资及收益。美国《医生薪酬阳光法案》一手促成这个结果，核心是围绕着透明度和公开披露展开。法案要求制药公司、医疗器械公司、生物科技公司、医疗用品制造商以及集团采购公司必须开始收集支付给执业医生或教学医院的酬劳信息，并向美国联邦医疗保险与医疗救助服务中心上报医生名单和相关酬劳数据，同时向公众公开所有上报信息。纳税人可以随时随地查询到一个医生收了哪些医药公司支付的酬劳。当然，在美国，这种给医院捐赠的文化相当流行，捐赠不仅仅只是来自医药公司。社会捐赠已经成为美国医院收入的稳定来源之一。无论大型学术中心还是社区医院，负责医院发展和社区合作的副院长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保证医院有稳定的捐赠收入，非营利性医疗中心最高20%的收入来自于患者和社会的捐赠。这种经济模式的最大弊端是什么？就是药企捐赠金的支付会干扰到医生的临床决策。医药公司支付医生的演讲和继续教育费用以及日常的差旅经费，可能会在无形之中影响到医生的决策。这种经济模式的最大好处是什么？就是既然每个医药公司都可以给医院及医生捐赠，那等于医生是经济上独立自主的，不会被某一家医药公司垄断包养，彻底失去自己的独立话语权。药品销售过程，会源源不断地产生巨额财富。现在的问题是，这一块蛋糕为什么不可以反哺医院及医生，解决卫生资金吃紧的穷酸样？ 面对这一个基本事实，我们看到两份不一样的答案。 一个是嫉恶如仇，道德洁癖，道德治国。把这种扼杀不住的交易行为赶到桌子底下进行，媒体非黑即白地定性这种现象，拒绝医院及医生们参与到这种财富分配中来，制造一种医者们两袖清风，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尚形象。但事实上，医院是高成本运营的机构，院长们为经济问题焦头烂额，束手无策。医生们也没有中国媒体新闻纸上描叙的那样无私高大，也有生老病死的物质需求。 一种是法治治国，不轻易乱贴道德标签，用务实理性的态度，来判断一种有争议性的市场行为。如果企业和医生之间的经济往来无法避免，那么就让一切交易在阳光下进行吧。只要是阳光化透明化的行为，再坏，它又能坏到哪里去？相反，如果它不是阳光化透明化的行为，它再高大上，道德标签100分，扎根到现实领域，很有可能会变味走向相反面。 在中国，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是，公立医院普遍资金吃紧，运营压力极大，但少有公司到个人去为之捐赠资源。医生们普遍收入偏低，生存压力极大，但在体制环境内，获得高收入的合法渠道基本被堵死了。你要让医生们放弃体制编制身份，到社会外面去创业闯荡，这是相当残忍的一件事情，身处这个垄断医疗机制环境下。 在这种道德治医的思维困境下，注定在很漫长的一段时间，人们还要继续“绞死”那个收了医药公司钱的家伙，用浓妆艳抹来维护这种内在已经千疮百孔的职业声誉。 但这种地下的经济来往会被道德的热血阻断吗？答案是NO！ 没有办法，我们就是生活在一个如此精神分裂而又文化极端的土地。在这里，道德往往是用来杀人，而不是用来救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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