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智慧

孔子的智慧

译者序

　《孔子的智慧》（TheWisdomofConfucius），系语堂先生向西方读者介绍孔子思想之作，列入美国“现代丛书”（TheModernLibrary），全书约三百页，于一九三八年在美国出版。

　　本书共分十一章如下：

　　第一章为林氏之导言，为本书重要部分。本章向西方读者介绍并阐释孔子之思想、人品、风貌。

　　第二章为孔子传，完全为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本文。但分为若干章节，并予标题，以便查阅。

　　第三章为《中庸》原文，也分节标题。

　　第四章为《大学》原文，也分节标题。

　　第五章为《论语》。《论语》是孔门弟子记载孔子言行的著作。其中一部分是孔子的再传弟子所记孔子弟子的话。这部书可以说是一部孔门语录，如今我们所见的《论语》是杂乱无章的，也许是秦始皇焚书后，汉儒据记忆写出，未经分题编辑的缘故。本书作者选辑《论语》中与孔子关系重要的部分，分为十类，并予标题，以醒眉目。计为：（一）孔子风貌；（二）孔子的艺术生活；（三）孔子谈话的风格；（四）孔子谈话的霸气；（五）孔子的智慧与机智；（六）孔子的人道精神（论仁）；（七）君子与小人；（八）中庸及乡愿；（九）为政之道；（十）教育、礼与诗。

　　第六章为孔门教育六科——六艺。

　　第七章为孔子与哀公论政，选自《礼记·哀公问》。

　　第八章为《礼记·礼运·大同篇》，是孔子对理想社会的憧憬。

　　第九章为孔子论教育，选自《礼记·学记》。

　　第十章为孔子论音乐，选自《礼记·乐记》。

　　第十一章为《孟子》一书中的《告子上》，以孔门大儒孟子论性善为本书作结。

　　译者译毕本书之后，心中有两个感想起伏不已，久不消逝。

　　第一是关于孔子的印象：孔子经过汉宋儒家尊崇神化之后，弄到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成了一个泥胎木偶，失去人性，令人敬而远之的超人——圣人，可能没有什么人愿做他老人家的芳邻了。语堂先生这本书把孔子恢复成有血肉之躯的人，使人觉得他老人家颇可亲近，想到他周游列国，因为坚持理想，不附和流俗，处处坎坷不遇，一生遭人冷落，不由得为他鼻酸，因而觉得孔子是个可爱的智者，也是个极富美感的艺术家。可以说语堂先生把孔子从九天之上接回到了人间，这是件可喜的事。

　　第二是关于林语堂先生本人。林先生一九三一年至三七年在上海办《人间世》小品文半月刊、《宇宙风》、《论语》、《西风》时，在文字上反对左派欧化文体，提倡公安三袁的干净清新的语录体，在思想上提倡自由主义，结果遭左派文人反对。在守旧一派文人学者中，甚至直到今日，仍有人以语堂先生虽精于英文，但不邃于国学，因而讥诮之。林著《中国传奇小说》、《京华烟云》、《红牡丹》这些纯文学著作姑且不说，先生根据《旧唐书》、《新唐书》著的《武则天传》及稍后根据宋后诸多中文著作而创作出的《苏东坡传》（TheGayGenius），我想讥诮语堂先生不邃于国学的腐儒是从未读过的。至于有关中国经学的本书《孔子的智慧》，语堂先生对孔子有崭新的看法，殊不寻常。另外还有《老子的智慧》，更是他们所从未浏览过的。当然这些书都是英文著作，对英文修养欠缺的人，说句有些失敬的话，真是“夏虫不足以语冰”。另外，本书英文版是一九三八年出版的。当时林先生在导言里提出两点，颇具眼光。一、孔子的封建思想虽已陈腐不切实际，孔子主张的个人道德修养，仍是今日社会生活上所不可或缺的。这是孔子学说的伟大价值。二、孔子的学说是顺乎人性的，这话是在四十多年前说的。这等话说出来似属平常，其实太不平常了。

　　最后，本书英文原著不过三百页，除书前林氏一篇洋洋万言的序言，及其余各章前小序外，则为孔门经典的原文英译。除《中庸》一书为辜鸿铭之英译外，其余《孔子世家》、《论语》、《大学》、《孟子》，及《礼记》中各篇皆为林氏英译。本书内之《大学》、《中庸》、《礼记》中各章之原文外，为一般读者易于阅读计，皆附有语体译文。《论语》及《孟子·告子篇》，较为普通，白话译文不难见到，未附语译。

　　关于本书汉译经过是这样：

　　一九八一年夏赴美国檀岛家中小住两月，原拟在此两月中将本书汉译完毕，殊不料必须查考之处颇多。九月末返台后始正式汉译，直至一九八二年三月初始大致杀青。又细心整理，费时几将两月，因系经典汉译，查证斟酌之处极多，因而延误排印，屡劳读者催促，至为歉咎，尚祈鉴谅为感。

　　又本书系哲学论著，属于中国经典范畴。译者学养不足，译笔有误时，与原作者语堂先生无关，幸明察焉。

　　译者张振玉识

　　一九八二年三月于台北复旦桥畔

第一章 导言

　一、孔子思想的特性

　　时至今日，还能有人热衷儒家思想吗？若说是有，岂非怪事？其实这全系于人对善念是否还肯执著，而对善念一般人是不会有一股狂热的。更重要的，似乎是今日人是否对儒家思想还存有信心。这对现代的中国人特别重要。这个问题是直接指向现代的中国人，而挥之不去，也无从拒绝的。因为现代甚至有些中国人，曾经留学外国，思想已趋成熟，他们对儒家所持的态度与观点，都显得心悦诚服。由此我认为儒家思想是具有其中心性，也可以说有其普遍性的。儒家思想的中心性与人道精神之基本的吸引力，其本身即有非凡的力量。在孔子去世后数百年间政治混乱、思想分歧的时期，儒家思想战胜了道家、墨家、法家、自然派思想，以及其他林林总总的学派。在两千五百年内中国人始终奉之为天经地义，虽然有时际遇稍衰，但终必衰而复振，而且声势益隆。与儒家思想抗衡者，除道家在纪元后第三至第六世纪盛行之外，其强敌莫过于佛教，佛教多受宋儒所宗仰。佛教虽无玄妙精微，在儒家人道精神及知识论的阐述上，也只能予以修正，然后即将重点移至儒家经典所已有之某些观念上，而予以更充分之重视，但也并不能将儒家思想根本推翻。这也许是纯由于孔子个人多年来的声望地位使然，但是儒家心中非凡的自负，对本门学说精当之信而不移，因而鄙弃佛教理论而侧目视之，或者始予宽容，当时的情形可能正是如此。儒家也以平实的看法否定了庄子的神秘思想，也以此等平实的思想鄙弃了佛教的神秘思想。今天，儒家思想遇到了更大的敌手，但并不是基督教，而是整套的西方思想与生活，以及西方新的社会思潮，这种西方文明全是工业时代所引起的。儒家思想，若看做是恢复封建社会的一种政治制度，在现代政治经济的发展之前，被人视为陈旧无用；若视之为人道主义文化，若视之为社会生活上基本的观点，未免失当。我认为儒家思想，仍不失为颠扑不破的真理。儒家思想，在中国人的生活上，仍然是一股活的力量，还会影响我们民族的立身处世之道。西方人若研究儒家思想及其基本的信念，他们会了解中国的国情民俗，会受益不浅的。

　　在西方读者看来，孔子只是一位智者，开口不是格言，便是警语，这种看法，自然不足以阐释孔子思想其影响之深而且大。若缺乏思想上更为深奥的统一的信念或系统，纯靠一套格言警语，而支配一个国家，像孔子思想之支配中国一样，是办不到的。孔夫子的威望与影响如此之大，对此一疑难问题之解答，必须另自他处寻求才是。若没有一套使人信而不疑的大道理，纵有格言警语，也会久而陈腐令人生厌的。《论语》这部书，是孔学上的圣经，是一套道德的教训，使西方人对孔子之有所知，主要就是靠这部书。但是《论语》毕竟只是夫子自道的一套精粹语录，而且文句零散，多失其位次，因此若想获得更为充分之阐释，反须要依赖《孟子》、《礼记》等书。孔子总不会天天只说些零星断片的话吧。所以，对孔子的思想之整体系统若没有全盘的了解，欲求充分了解何以孔子有如此的威望及影响，那真是缘木求鱼了。

　　简截地说，孔子的思想是代表一个理性的社会秩序，以伦理为法，以个人修养为本，以道德为施政之基础，以个人正心修身为政治修明之根柢。由此看来，最为耐人深思之特点是在取消政治与伦理之间的差异。其方法为一伦理性之方法，与法家以讲严刑峻法为富国强兵之道截然不同。孔子的学说也是断然肯定的，要求人对于人类与社会负起当负的责任，所谓以天下国家为己任，此点与道家的适世玩世又大有不同。实际上，儒家思想所持的是人道主义者的态度，对全无实用虚无飘渺的玄学与神秘主义完全弃置不顾，而是只注重基本的人际关系，灵异世界神仙不朽又有何用？这种独具特色的人道主义中最有力的教义是“人的标准就是人”。就凭这条教义，一个常人只要顺着人性中的善去行，就算初步奉行儒家的为人之道了。并不必在什么神祇上去寻求神圣理想中的完美。

　　更精确点儿说，儒家思想志在重新树立一个理性化的封建社会，因为当时周朝的封建社会正在趋于崩溃，儒家思想当然主张阶级分明。要了解这种情形，我们必须回溯到孔子当时封建制度崩溃以及此后数百年内的状况。当时中国领土内有数百大大小小公侯伯子男等级的国家，各自独立，其强者则国土与国力日增，时常与他国兵连祸结。周朝皇帝名为华夏君王，统治全国，实则徒拥虚名，衰微已极。甚至孔子及以后之孟子，虽周游列国，干谒诸侯，求其施仁政，拯百姓于水火，但亦不屑于一朝周帝。这颇与其所主张之建立理性社会，尊崇周王之学说相矛盾。因当时国内情势纷乱已极，周室衰微，帝国荏弱，纵然前往朝见，终无大用。各国间虽订有条约，转眼粉碎，结盟和好，终难持久。养兵日众，捐税日增，强凌弱，众暴寡。国与国间随时会商，真是舌敝唇焦，不见成功。学人智者开始订攻守之计、和战之策，别利害，辨得失。说来也怪，当时学者智士之间，国界之分渐渐泯灭，周游列国，朝秦暮楚，亲疏无常。而古礼失尊卑乱，贫富悬殊，政教乖误，此等混乱失常遂使思想锐敏之士，劳神苦思以求拨乱返治之道。在此种气氛中，更兼以思想之极端自由，智慧明敏之士，遂各抒己见，如百花齐放，竞妍争香，乃形成中国哲学之黄金时代。或蔑弃礼教如老庄；或主张人人当亲手工作以谋生，如萌芽期之共产主义如许行及其门人；墨子则倡单一神祇，崇爱上帝，教人重人道、勿自私，甚至窒欲苦行，竟趋乎极端而排斥音乐；此外尚有诡辩家、苦行家、快乐主义者、自然主义者等等不一而足。于是，不少人，如今日之欧洲人一样，开始对文化表示怀疑，而想返回太古之原始生活，正如今日若干思想家要返回非洲丛林中或到爪哇以东之巴利岛一样。而孔子则如现代的基督徒，他相信道德的力量，相信教育的力量，相信学术的力量，相信文化历史的传统，相信国际间某种程度的道德行为，相信人与人之间高度的道德标准。这都是孔子部分的信念。

　　在《礼记·儒行》篇里，我们可以看出儒家与其他各派的差异。“儒”这个字，在孔子时便已流行，而称为儒的一派学者，大概是特别的一批人。他们在观点上持保守态度，精研经史，其儒冠儒服正表示他们对古代文化的信而不疑。下面的几段摘录文字足以表示儒家的高度道德理想。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与？”孔子对曰：“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丘闻之也，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也乡，丘不知儒服。”

　　哀公曰：“敢问儒行？”孔子对曰：“遽数之不能终其物，悉数之乃留，更仆未可终也。”哀公命席，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学以待问。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

　　“儒有衣冠中，动作慎，其大让如慢，小让如伪；大则如威，小则如愧。其难进而易退也，粥粥若无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

　　“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其居处不淫，其饮食不溽，其过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数也。其刚毅有如此者。”

　　“儒有今人与居，古人与稽。今世行之，后世以为楷。适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谗谄之民，有比党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虽危起居，竟信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也。其忧思有如此者。

　　“儒有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礼之以和为贵，忠信之美，优游之法，慕贤而容众，毁方而瓦合。其宽裕有如此者。”

　　在此等列国纷争、王室陵夷、封建制度日趋崩溃之际，孔子的教义自然不难了解，尤其是孔子以礼乐恢复封建社会的用心之所在。孔子的教义我认为含有五项特点，对于了解儒家教义至为重要。

　　（一）政治与伦理的合一

　　孔子特别重视礼乐，关心道德这些方面，西方人往往不甚了解。可是把孔子心目中的社会秩序表现得更好，再没有别的字眼儿比“礼乐”一词更恰当了。孔子回答弟子问为政之道时说（子张问政，子曰）：“师乎，前吾语汝乎？君子明于礼乐，举而错之而已。”（谓举礼乐之道而施之于政事。见《礼记》第二十八“仲尼燕居”。）听孔子说这种话，似乎过于幼稚天真。其实从孔子的观点看，这也容易了解。我们若记得孔子对“政”的定义是“政者正也”，自然不难了。换言之，孔子所致力者是将社会之治安置于道德基础之上，政治之上轨道自然也由此而来。《论语》上有这样的对话：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换言之，孔子差不多可算做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因为他的最高政治理想在于社会上大家和睦相处，因此管理社会的政府已然没有必要。这个意思在这几句话里，也暗示出来，他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但是，如何才可以达到此等无讼的地步呢？他在后文里另有说明。但是切莫误解的是，孔子为政最后的目的与刑罚礼乐的目的是相同的。在《礼记·乐记》中说：

　　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孔子从不满足于由严刑峻法所获致的政治上的秩序，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在政治上孔子认为有两种等级，他曾说，齐国再往前进步，就达到鲁国的文化程度，也就是达到了第一阶段的治世；鲁国若再往前进一步，就达到了真正文明的地步，也就是达到了第二阶段的治世。

　　（二）礼——理性化的社会

　　儒家思想，在中国也称之为“孔教”、“儒教”，或是“礼教”。西洋的读者会立刻觉得礼字的含义比纯粹的礼仪要复杂得多，或者觉得孔子的思想是一套假道理。我们对这个问题必须严正从事，因为“礼乐”一词在孔门著作里屡见不鲜，似乎包括孔子对社会的整套制度，正如“仁”字似乎包括了孔子对个人行为的教训精髓一样。“礼乐”一词的精义及其重要性，在本书第六、七、八三章将有详尽的讨论。现在只需要指出孔子自己对“政”与“礼”的定义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政是“正”，而礼则是“事之治也”（见《礼记》第二十八）。中国这个“礼”字是无法用英文中的一个词表示的。在狭义上看，这个词的意思是“典礼”（Ritual），也是“礼节”（Propriety），但从广义上看，其含义只是“礼貌”（GoodManners）；在最高的哲学意义上看，则是理想的社会秩序，万事万物各得其宜，所指尤其是合理中节的封建社会。如前所述，当时的封建社会正在崩溃当中。

　　孔子力求实现自己的理想，乃致力于恢复一种社会秩序，此种社会必须人人相爱，尊敬当权者。在社会上公众的拜祭喜庆，必须表现在礼乐上。当然，这种拜祭的典礼一定是原始的宗教典礼，不过我们所谓的“礼教”，其特点为半宗教性质，因为皇帝祭天，这是宗教性质的一面，但在另一面则是教导百姓在家庭生活上，要仁爱、守法、敬长辈。在祭天、祭当权者的祖先、祭地、祭河川、祭山岳，这等宗教性的祭祀则各有不同。在《论语》与《礼记》上有若干次记载，记孔子并不知道这些祭天与皇室祖先的意义，如果知道，则治天下便易如反掌了。在这方面，儒家的思想类似大部分摩西的戒律，若在儒家的教义上把孔子与摩西相比，则较与其他哲学家相比容易多了。儒家所倡的礼，也和摩西的戒律一样，是包括宗教的法规，也包括生活的规范的，而且认为这二者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孔子毕竟是他那个时代的人，他是生活在正如法国哲学家孔德（Comte）所说的“宗教的”时代。

　　再者，设若孔子是个基督徒，毫无疑问，他在气质上，一定是个“高教会派”的教士（HighChurchman——英国国教中，重视教会权威及仪式之一派），不然便是圣公会教士（Episcopalian），或是个天主教徒。孔子喜爱祭祀崇拜的仪式，所谓“我爱其礼”，当然不只是把仪式看做缺乏意义的形式，而是他清楚了解人类的心理，正式的仪礼会使人心中产生虔敬之意。而且，正像圣公会教士和天主教教士一样，孔子也是一个保守派的哲人，相信权威有其价值，相信传统与今昔相承的道统。他的艺术的美感十分强烈，必然是会受礼乐的感动，《论语》上此种证明很多（参看本书第五章第二节《孔子的感情与艺术生活》）。祭天与皇室的祭祖会引起一种孝敬之感，同样，宴饮骑射在乡村举行时，伴以歌舞跪拜，会使乡人在庆祝之时遵礼仪守秩序，在群众之中这也是礼仪的训练。

　　所以，从心理上说，礼乐的功用正复相同。儒家思想更赋予礼乐歌舞以诗歌的优美。我们试想孔子本人就爱好音乐，二十九岁就从音乐名家学弹奏乐器，并且虽在忧患之中，也时常弹琴自娱，因此，他对礼乐并重，也就不足为奇了。孔子时代的六艺，在孔门经典中清清楚楚指出为礼、乐、射、御、书、数。孔子在六十四岁时，删定《诗经》，据说经过孔子编辑之后，其中的诗歌才算分类到各得其所，而且各自配上适当的音乐。事实上，据记载，孔子自己讲学的学校，似乎不断有弦歌之声。子游为武城宰时，开始教百姓歌唱，孔子闻之欣然而笑，并且向子游开玩笑。见《论语·阳货》第十七：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礼乐的哲学要义由《礼记·乐记》可见：

　　“观其舞，知其德。”（见一国之舞，知其国民之品德。）

　　“乐由中出，礼自外作。”（音乐发自内心，礼仪生自社会。）

　　“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音乐表喜乐之感，此种情绪既不能抑而止之，又不能以他物代替之。）

　　“乐由天作，礼以地制。”（音乐代表天，是抽象的；礼仪代表地，是具象的。）

　　礼教的整个系统是包括一个社会组织计划，其结论是一门庞大的学问，其中有宗教祭祀的典礼规则，宴饮骑射的规则，男女儿童的行为标准，对老年人的照顾等等。将孔子的这门真实学问发扬得最好的莫若荀子。荀子与孟子同时，在学术上为孟子的敌人，其哲学思想在《礼记》一书有充分之阐述，足以反映荀子之见解（见本书第六、七、八章）。

　　对礼之重要有所了解，也有助于对孔子另一教义的结论之了解，即“正名”一说。孔子把他的当代及他以前两百年的政治历史写成《春秋》，其用意即在以“正名”为手段，而求恢复社会之正常秩序。比如，帝王处死一叛将曰“杀”之，王公或将相杀死其元首曰“弑”之。再如春秋那些国里，非王而自称王者，孔子仍以其原有合法之头衔称之，即所以示贬也。

　　（三）仁

　　孔子的哲学精义，我觉得是在他认定“人的标准是人”这一点上。设非如此，则整个儿一套儒家的伦理学说就完全破产，亦毫无实行的价值了。儒家整套的礼乐哲学只是“正心”而已，而神的国度正是在人心之中。所以，个人若打算“修身”，最好的办法就是顺乎其本性的善而固执力行。这就是孔子伦理哲学之精义。其结果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见本书第三章《中庸》）。关于“仁”，孔子有极精极高的涵义，除去他的两个弟子及三个历史人物之外，他是绝不肯以“仁”这个字轻予许可的。有时，有人问他某人可否算得上“仁”，十之八九他不肯以此字称呼当世的人。在本书《中庸》一章里，孔子指出“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迩”。他有一次说，孝悌即为仁之本。

　　“仁”一字之不易译为英文，正如“礼”字相同。中文的“仁”字分开为二人，即表示其意义为人际关系。今日此字之读法同“人”，但在古代其读音虽亦与“仁”相同，但只限于特殊词中，汉代经学家曾有引证，今日已无从辨别。在孔门经典中，“仁”这个字与今日之“人”字，在用法上已可交换，在《论语》一书还有明显的例证。在《雍也》篇：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足见“仁”与“人”在这里通用。

　　由此可见，“仁”与“人”之间的联想是显然可见的。在英文里，human，humane，humanitarian，humanity这些字，其中最后一字就含有mankind和kindness两字的意思。孔子与孟子二人都曾把“仁”字解释做“爱人”。但是此事并不如此简单。第一，如我所说，孔子不肯把“仁”字用来具体指某个真人，同时，他也未曾拒绝举个“仁人”的实例。第二，他常把这个“仁”字描写做一种心境，描写做人所“追寻”、所“获得”的状态，心情宁静时的感受，心情中失去“仁”以后的情况，心中“依于仁”的感受。而孟子则曾说“居于仁”，好像“居于室”中一样。

　　所以，“仁”的本义应当是他的纯乎本然的状态。准乎此，孟子开始其整套的人性哲学的精义，而达到人性善的学说。而荀子相信人性恶，关于教育、音乐、社会秩序，更进而到制度与德行上，则走了孔子学说的另一端，发展了“礼”字的观念，而置其重心在“约束”上。在普通英文的用语里，我们说我们的相识之中谁是一个realman或realperson，此词的含义则极为接近“仁”字。一方面，我们现在渐渐了解何以孔子不肯把“仁”这个徽章给予他当代那些好人而称之为仁者，而我们今天则愿意把realman，realperson一词最高的含义给予我们的同代人（林肯自然是当之无愧的）。另一方面，依我们看来，一个人做人接近到“仁人”的地步并不那么困难，而且只要人自己心放得正，看不起那些伪善言行，只要想做个“真人”，做个“仁人”，他都可以办得到。孔子都说人若打算做个“仁人”，只要先做好儿女、好子弟、好国民，就可以了。我们的说法不是和孔孟的说法完全相符吗？我以为，我把中国的“仁”字译成英文的truemanhood是十分精确而适宜的。有时，只要译成kindness就可以，正如“礼”字在有些地方可以译做ritual（典礼），ceremony（仪式），manners（礼貌）。

　　实际上，孟子的理论已然发展到人性本善，已是人人生而相同的了，他还说“人人可以为尧舜”，也正是此义之引伸。儒家说“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迩”，将此种近乎人情的方法用在德行方面，从平易平凡的程度开始，这一点足以说明其对中国人所具有的可爱之处，正好不同于墨子的严峻的“父道”（Fatherhood）与“兼爱”（兼爱之说与基督的道理那么相近）。儒家有合乎人情的思想，才演变出以人作为人的标准这条道理。这样，不仅使人发现了真正的自己，使人能够自知，也自然推论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孔子不仅以此作为“真人”、“仁人”的定义，并且说他的学说是以恕道为中心的。“恕”字是由“如”与“心”二字构成的。在现代中文里，“恕”字常做“饶恕”讲，所以有如此的引申是不难看出的。因为，你若认为在同一境况下，人的反应是相同的，你若与别人易地而处，你自然会持饶恕的态度。孔子就常常自己推己及人。最好的比喻是：一个木匠想做一个斧子的把柄，他只要看看自己手中那把斧子的把柄就够了，他无须另求标准。人就是人的标准，所谓推己及人是也。

　　（四）修身为治国平天下之本

　　儒家对政治问题所采取的伦理方法已然讲解清楚。最简而明的说法是：孔子相信由孝顺的子孙、仁爱的弟兄所构成的国家，一定是个井井有条、安宁治安的社会。儒家把治国平天下追溯到齐家，由齐家追溯到个人的修身。这种说法颇类似现代教育家所说，现在天下大乱在于教育失败一样。把世界秩序作为最终目的，把个人修身作为基本的开始，这二者之间的逻辑关联，在本书《伦理与政治》[1]一章中有详明的叙述。可再参阅三、四、六、七、八各章。中国人对格言谚语的重视，由此看来，自然不难明白，因为那些格言谚语并非彼此独立毫无关联，而是一套内容丰富面面俱到的哲学。

　　从现代心理学上看，这条道理可以分而为二，就是习惯说与模仿说。对孝道的重视（我不妨译做“当好儿女”）是以习惯说为其基础的。孔子、孟子都分明说，在家养成了敬爱的习惯，将来对别人的父母与兄长也一定会恭敬，对国家的元首也会敬爱。本书第四章中有：家家习于仁爱，则全国必习于仁爱；家家习于礼让，则全国必习于礼让。假使弟子敬爱父母兄长及尊敬长辈，必在成长后为良善国民奠定正确的心态与道德的基础。

　　[1]编者按：即本书第四章《大学》。

　（五）士

　　模仿学说，或可称之为楷模的力量，产生了知识阶级与“贤人政治”。知识分子这个上层阶级，同时必须是道德的上层阶级，否则便失去其为上层阶级的资格了。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的含义，是尽人皆知的。孔子所说的“君子”，绝不是德国哲学家尼采所说的“超人”。君子只是在道德上仁爱而斯文的人，他同时好学深思，泰然从容，无时无刻不谨言慎行，深信自己以身作则，为民楷模，必能影响社会。不论个人处境如何，无时不怡然自得，对奢侈豪华，恒存几分鄙视之心。孔子的道德教训全表现在绅士身上。中文里的“君子”一词，在孔子时已然流行，只是孔子另赋以新义而已。在有些地方，其过去的含义与“君王”相同，绝不可译成英文中之gentleman；在其他地方，其含义显然是指有教养的绅士。由于有士大夫这种上层阶级，“君子”一词的两种含义便互相混合了，其所形成的意思，颇类似希腊哲人柏拉图所说的“哲人帝王”。关于以身作则，或者说是身教，其力量如何，这种学说在《论语·述而》篇有充分的讨论。对于道德行为之影响力量，孔子是过于自信。有一次，一个贪官季康子告诉孔子，他国内盗匪横行，窃贼猖獗，他深以为忧，孔子很直率地告诉他：“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你本人若不贪，你赏窃贼让他去偷窃，他也不会去的。）

　　二、孔子的品格述略

　　在孔子去世后数百年，以及再往后的中国历史上，孔子本人的声望之高及其遗教地位之隆，要归之三个因素。第一，孔子思想对中国人特具吸引力；第二，中国古典学术与历史知识为孔门学人所专有，而当时其他学派对中国古典及历史则不屑一顾。同时，中国此等古代学问本身即极为宝贵；第三，孔子本人的人品声望使人倾慕。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有些伟大师表人物，他们影响之大多半由于其人品可爱，反倒不是由于他们的学问渊深。我们想到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意大利圣人圣芳济，他们本人并没有写过什么重要的著作，但是，给当代留下那么深厚的印象，其影响乃不可磨灭，竟至历久而弥新。孔子的可爱之处正像苏格拉底可爱之处一样。苏格拉底之深获柏拉图的敬爱，就足以证明是由于他的人品与思想使然。诚然，孔子删《诗经》著《春秋》，但是孔子谆谆教人的传统，只是由弟子及日后的信徒记录下来的。

　　在儒家著述中，对孔子的人品有许多不同的描写。我们在本书第三章论《中庸》时，曾先提到一些。孔子的弟子颜回曾赞美孔子，把他高捧到云天之上，将他比做神秘不可知之物，颜回说：“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下面有几段文字，可算做描写孔子最好的文字。一段是：“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孔子自己的描述尤其好。一次，一位国君向孔子的一个弟子问孔子是何等人，弟子并未回答。他回来之后将此事告诉孔子。在《论语》中有这样的文字：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在这段夫子自道的文字里，我们不难看出孔子生活的快乐、热情及其力行的精神。孔子有好几次说他自己不是圣人，只是自己“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而已。下面有一段文字，可以说明孔子的奋勉力行。这表示孔子是有其道德理想的，自己知道自身负有的使命，因此深具自信。

　　孔子的品格的动人之处，就在他的和蔼温逊，由他对弟子说话的语气腔调就可清清楚楚看得出。《论语》里记载的孔子对弟子的谈话，只可以看做一个风趣的教师与弟子之间的漫谈，其中偶尔点缀着几处隽永的警语。以这样的态度去读《论语》，孔子在最为漫不经心时说出一言半语，那才是妙不可言呢。比如说，我就好喜欢下面这一段：一天，孔子和两三个知己的门人闲谈时，他说：“你们以为我有什么话不好意思告诉你们两三个人吗？说实在话，我真是没有什么瞒你们的。我孔丘生性就是这种人。”原文是：

　　子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

　　还有一次，因为子贡爱批评人，孔子不是用客气话称他的号，而是叫他的名字说：“喂，赐啊，你是够聪明的，是不是？我可没有那么多闲工夫！”原文是：

　　子贡方人（批评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

　　还有一次，孔子说：“天天吃得饱饱的，什么也不做，只知道鬼混。这太不像话了。不是有人赌博下棋吗？那也比闲着无所事事好哇。”原文是：

　　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

　　又有一次，孔子对弟子的行为开了一次玩笑，听了孔子的话，弟子大惑不解。孔子告诉弟子说：“前言戏之耳。”言外之意是孔子并不反对那件事，而是赞成。这因为孔子的确是个乐天派的老先生。不管谁想向他求教，他都以高雅的态度表示欢迎。由下面一件事就可见出，这件事也正像基督教《新约》耶稣传上的记载，耶稣一次向门徒说：“让小孩子们到我跟前来。”那件事是这样：一个村子的居民因不老实而讨人厌，村里有几个年轻人去见孔子，孔子的弟子知道孔子居然接见了他们，对此事颇不以为然。孔子说：“干什么对他们那么凶？我认为，重要的是他们肯来向我请教，而不是他们走后的行为如何。人家既然诚心诚意的来见我，我就很重视他们那份诚意，当然我不能担保他们以后的行为如何呀。”

　　这段原文如此：

　　互乡难与言，童子见，门人惑。子曰：“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

　　但是孔子可不是永远温和高雅的，因为他也是一个活生生的“真人”。他能歌唱，也能十分谦恭有礼，但是他也能像普通一个真人那样恨人，那样鄙视人，正和耶稣之恨那些犹太法学家法理赛人一样。我们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一个伟人不是嫉恶如仇的。孔子有时也能十分粗野，《论语》就记载他老人家有四五次当着人面说出很刻薄的话。他那种粗野，今日的儒家都不敢表现，都办不到了。孔子恨之入骨的就是那些善恶不分的好好先生，那些伪善的“乡愿”，他说那是“德之贼”。有一次，一个乡愿式的人物叫孺悲的，要见孔子。《论语》上这样记载：

　　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

　　这明明是要孺悲听见孔子在家。这段文字使所有的孔学家茫然不解。因为，他们以为孔子是圣人，不是肉体凡胎的人，一向是彬彬如也，恭而有礼的。这种正统的见解自然全然剥夺了孔子的人性。《论语》里另一段文字也使儒家学者感到困惑，在《孟子》一书中也有记载。那故事是这样：一个贪官名叫阳货，送给孔子一只猪蹄膀。因为阳货与孔子二人毫无好感，阳货单找孔子不在家时，把一只猪蹄膀送到孔家，用以表示对孔子的敬意。孔子也特别用心趁阳货不在家时前往道谢。《论语》上有这样一段文字：

　　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

　　弟子有一次向夫子问当代的王公大人为何等人物，孔子回答说：“那些都是酒囊饭桶啊！”

　　又有一次，孔子评论一个以在母丧中歌唱出名的人。孔子斥责他说：“你年轻时，狂妄不听教训。长大时，你一事无成。现在你老了，又老而不死。你简直是个祸害！”于是孔子用手中的杖打原壤的腿。在《论语》里有下列这段文字：

　　原壤夷俟（原壤蹲在地下等候孔子），子曰：“幼而不逊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叩其胫。

　　事实上，在孔子的所言所行上有好多趣事呢。孔子过的日子里那充实的欢乐，完全是合乎人性，合乎人的感情，完全充满艺术的高雅。因为孔子具有深厚的情感，锐敏的感性，高度的优美。孔子的得意高足颜回，不幸早逝，孔子哭得极为伤心。有人问他为什么那么哭，为什么哭得浑身抽搐颤动，他回答说：“我哭得太伤心了吗？我若不这么哭他，我还为谁这么痛哭呢？”原文是：

　　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

　　有一次，孔子偶然经过一个老相识的丧礼，就进门去吊祭，看见别人哭，受了那哀哭的感动，自己也哭起来。他出来之后，让弟子把他的鞍鞯上拿下一个零件来，给丧家送进去，作为祭礼，并且说：“拿进去当做祭礼吧。平白无故去哭祭，不带什么礼品最讨厌了。”由此可见孔子很容易受感动，也很容易流眼泪，可见孔子的感情是多么丰富。

　　孔子这个人能歌唱，能演奏乐器，如琴瑟，并且把《诗经》重编，再配上音乐，他当然是个艺术家。我曾指出来，孔子是个爱好礼乐的人。由下面一事，亦可以证明孔子是具有基督教圣公会那样宗教家的气质，雅爱仪礼音乐；但和耶稣对于律法、先知及宗教中的仪礼之不甚措意，不那么喜爱，则正好是个鲜明的对比。在安息日，耶稣曾命人到一个地洞里去救出一头牛。对这样事，孔子也许赞成，也许不赞成。孔子的弟子子贡有一次提议把祭祀典礼上的羊省去，孔子说：“赐啊，你爱那只羊，我爱的是那典礼啊。”《论语》上那段原文是这样：

　　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不管怎么样，我们可以说，孔子是对动物不太关心的人。因为，还有一次，孔子听说他家的马棚着了火，他只问有没有人受伤，他不问马如何了。《论语》上此一段原文是：

　　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

　　由于孔子有深厚的艺术气质，他才说人的教育应当以学诗开其端，继之以敦品励行，最后“成于乐”。又据记载，孔子如果听人唱歌而自己也喜欢时，他总是请人再唱一次，而且自己也在重叠唱词之处参加歌唱。由于孔子具有此等艺术气质，他对饮食衣着也很挑剔。我曾在别处指出来，他对饮食如此挑剔，可能就是他妻子弃他而去的原因（见林著《生活的艺术》）。比如说，菜的季节不对，那种菜孔子不吃；烹调的方法不对，孔子不吃；用的佐料不对，孔子也不吃，而且席位不正他还不肯坐。穿的衣裳怎样配颜色，他也很有眼光。现代的女裁缝很容易了解为什么孔子要用黑羔羊皮袍子配黑面子，白羊皮袍子配白面子，而狐皮则配黄面子。孔子在衣裳上，也小有发明之才。他盖的被子超过他本人的身长一半，这样好免得脚冷。为了做事方便，他要右袖子比左袖子短，他难得想到这样妙的主意，但是这个妙主意可能惹他夫人生气，而气跑了（以上见《论语·乡党》第十，及本书第五章第二节）。孔子的贵族气质甚至使孔子趋向于休妻。孔子本人及其后的两代，他儿子及孙子不是休妻，便是与妻子分居。在孔门儒家传统上，孔子本人，他的大弟子曾子，曾子的门人子思，这三代期间都不断有休妻的记载。据记载，儒学传到第四代大师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也几乎把妻子休掉。这几位儒学大师虽非特别富有，但都是贵族，当无疑问。

　　孔子的最重要的若干特点之一，是以真正说明他的声望如此之隆，就是孔子的学问渊博，而毕生好学的缘故。孔子本人也屡次说过这种话。孔子自己承认并非那种“生而知之者”，他只是一个“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人而已。他承认“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他认为可忧愁的若干事之中有一件，那就是荒废学业。他说的话里我发现有一句，其中所显示出的遗憾，正和现代考古学家所感到的遗憾完全相同。他想重建古代的宗教礼仪，于是到杞国去求访夏代的古俗遗物，到宋国以求访商代宗教习俗礼仪，但是并无所获。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吾能征之矣。”换句话说，孔子根本上是个历史学家，他力图从当时尚存的风俗古物以及文献之中，去研究并保存已然湮没的古代礼仪制度。他竭尽精力之所得，就是他整理编著的《五经》。严格说，正如清朝学人章学诚所说“六经皆史”，所以《五经》就是史书，自与《四书》不同。我想孔子之如此受人仰望，并不见得怎么由于他是当年最伟大的智者，而倒是由于他是当年最渊博的学人，他能将古代的经典学问授予徒众。当年有很丰厚的古代政治制度的学问，也有更为丰富的有关古代宗教典礼的知识，那些古代神权政治有些部分已然没落，有的已日趋衰微，尤其商朝那套古礼。这些情形，由孔子手订的《五经》里即可看出。据说孔子有弟子三千人，其中七十二人精通《诗》、《书》、《礼》、《乐》。孔子坚信历史的价值，因为他相信人类文化必然会继续。在本书第三章论《中庸》内，可以看出孔子认为在治国平天下的大业上，有三个必要条件：个人的道德、政治地位、历史的传统，缺一而为政，不足以成功，不足以立信。政治制度不论如何好，单此一个条件，也无成功之望。孔门的学术研究结果发展成为历史丰厚的遗产，而当时其他学派在此方面则全付阙如。因此，我个人相信，儒家之能战胜其他学派如道家、墨家，一半是由于儒家本身的哲学价值，一半也由于儒家的学术地位。儒家为师者确实可以拿出东西来教学生，而学生也确实可以学而有所收获。那套真实的学问就是历史，而其他学派只能夸示一下自己的意见与看法，“兼爱”也罢，“为己”也罢，没有具体的内容。

　　关于孔子和悦可亲的风趣，必须在此一提。因为这可以说明我在前面所说孔子所过的生活是充实而快活的日子，这和宋朝理学家那种窒息生机、大煞风景的教条是大异其趣的，并且由此也可以看出孔子的单纯和伟大。孔子不是一个爱“耍嘴皮子”的人，但有时候他也不由得说几句俏皮话，像下面几句便是：“凡是自己不说‘怎么办呢？怎么办呢？’的人，我对这种人也没法怎么办。”《论语》的原文是：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他又说：知道自己犯了过错而不肯改，那是又犯了过错。有时孔子也用《诗经》上的句子小发风趣诙谐之词。《诗经》上有一首诗，在诗里情人说“不是不想念，而是你家离得太远了”，才没法与他相会。孔子论到这首诗时说：“我看那女的心里根本并不想那个男的，否则怎么会嫌路途遥远呢。”《论语》里原文为：

　　“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

　　但是我们觉得孔子独具的风趣也就是最好的风趣，那种风趣就是孔子在挖苦自己时自然流露出来的。孔子有好多时候可以嘲笑自己表面的缺点，或是承认别人对他的批评正中要害。他的风趣有时只是他们师生之间偶尔轻微的玩笑而已，并无深意可言。有一次，一个村民说：“孔子真够伟大的！什么都通，件件稀松。”孔子听见这样的批评，就对学生说：“那么我要专攻什么呢？是射箭呢？还是驾车呢？”《论语》上的原文是：

　　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

　　和这里相关联的还有一件事。孔子一次向学生开玩笑说：“若是能发财，让我去给人赶马车我都干。若是办不到，那还是从我之所好吧。”《论语》原文是：

　　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又孔子周游列国，政治的谋求终不得意。有一次，子贡说：“这儿有一块宝玉，在盒子里装着出卖，是不是待高价卖出呢？”孔子说：“卖！当然卖！我就是正等着高价卖出呢！”《论语》原文是：

　　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

　　如果，评论或注解《论语》的人不肯把这种文字看做是孔子的风趣或诙谐，那就陷入了困难，弄得十分尴尬。而事实上，孔子和弟子往往彼此开玩笑。有一次，孔子周游列国时，路途中遇到了困难。孔子被村民误认做欺负村中人，而遭兵丁围困。最后终于逃出来，但是得意高足颜回却晚到了。孔子对他说：“我以为你死了呢。”颜回回答说：“老师您还健在，我怎么敢死！”《论语》原文是：

　　子畏于匡，颜渊后。子曰：“吾以女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另一次，孔子及诸弟子在路途中失散。弟子后来听见一群人说，有一个人，高大个子，脑门子很高，好像古代的帝王，在东门那儿站着呢，那副垂头丧气的样子，简直像个丧家之犬。弟子后来终于找到孔子，就把这些话告诉了孔子。孔子说：“我像不像古代的帝王，我倒不知道。至于说我像个丧家之犬，他说得不错！一点儿也不错！”《史记·孔子世家》中有下面一段文字：

　　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似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

　　这真是最富有风趣的话，而最为我喜爱的是孔子真个在雨中歌唱（见本书第二章第五节《孔子的生活》[1]）。事实是，孔子带领弟子这一群学者到处漂泊，在陈、蔡两国之间的旷野荒郊，彷徨踯躅，历时三载，饱经艰险；虽然满腹经纶，却找不到一个安身之处，这种生不逢时，实在也令人恻然鼻酸。那些年的周游列国之后，孔子觉得无法施展政治上的抱负，乃返回山东故乡著书立说，编辑经典。他把自己和门生比做非牛非虎无以名之的一群兽，在旷野中流浪。他紧接着问门人，他自己到底有什么错误，有什么可非难之处。学生中第三个人回答之后，孔子觉得满意，向此巧于应对的门人笑着说：“颜回，是这样吗？你若家中富有，我愿到你家当个管家。”这一段话真使我倾倒，使我好喜爱孔夫子。从这一整段看，这种师生关系之美、之哀感动人，真可以与圣经中叙述耶稣被捕时那段文字相比。只是孔子这一段是个欢乐的收场，与耶稣不同而已。

　　三本书的取材及计划

　　本书前面已然提过，儒家把古代中国的史学已然独自掌握了，这其间包括当时已然成为古文的中国文字，而他们专精的史学就是儒家传之于后世的《五经》。在纪元前213年（秦始皇三十四年），秦始皇下令，除去医药、天文、农业诸种书籍之外，其他书籍一律焚毁。次年，因当时儒生批评这位修筑万里长城的秦始皇，他又下令活埋了儒生四百六十人。没想到秦始皇创立的这个“万世”的帝国，在屠杀儒生的五年之后，竟尔溃灭，而焚书以前曾经能背诵儒家经典的儒生还有依然健在的。这些老儒生便凭记忆口头背诵出那些经典，大概又借着当时他们藏匿的部分竹简，算把那些经典从此一空前文化大劫中抢救了。那些老儒生就以自己记诵的那一套学问传授学生，又把那些经典写出来，因为中国文字在秦始皇统治期间由李斯将大篆简化成为小篆，字形上已有很大的变化，当时儒生写出经典所用的文字是当时的文字，所以叫做“今文”。此后百年间，有上面刻有古文的竹简陆续发现，总算逃过了劫难。最主要的是武帝末年鲁共王拆孔子宅所发现墙壁中隐藏的《礼记》、《论语》、《孝经》，全是秦前的籀文。因为是古文，当时群儒开始用当时的“今文”翻译阐释，此事虽然艰巨，但还可以译出。因此之故，中国古代经典便出现了古文版本，此种根据古文译出的经典便与今文版本的经典有了差异，尤其是关于古代社会、政治与远古帝王神话性的记载。今文派与古文派的差异在汉代已然明显，当时经学大师郑玄极力想做调人，想牵合而融通之。汉后诸朝正统儒者说《诗》与《春秋》者，皆依据古文本，而《礼记》（亦为《五经》之一），则依据今文本。直到清朝，汉学家采用科学的比较方法恢复了今文本的地位，两种版本的差异才判然以分。经过运用每一片段的证据，每一种历史批评的方法与哲学研究，其最为出色的成就，则是证明《尚书》五十八章之中有二十五章为伪造，因此确定了《尚书》实为三十三篇，这正是今文《尚书》的版本。一般而论，并非是古文为伪造，而是我们现行的古文本是伪造的。

　　“儒家经典”一词，指的是《五经》和《四书》。前面已然提过，《五经》是古史，是孔门的学问，经过孔子编订，孔子也以之授诸生并传给了后代。而《四书》，大体而论，则代表孔门弟子的著作，是弟子记载孔子说的话，与孔子思想的阐述。有时我们也说《十三经》。《十三经》中所包括的书名由书后的附表中可以看出。我们要知道，在孔子当年，那时说《六经》，而非《五经》。所加上的一经为《乐经》，《乐经》之中今日尚存在人间的，是《礼记》中的《乐记》（见本书第十章）。

　　通常研究孔子的智慧，都是直接向《四书》下手，这是一种错误，因为这种方法没有什么结果。原因是，《四书》是一部未经编辑杂乱无章的孔子语录，往往是从别处记载的长篇论说中摘来的语句，原来在别处时，其含义清楚得多。还有，在不同的章节内也有重复的引用语句，计有二十处，这只以表示《论语》这部书是由数人动手写的，并未经一人编定。有数章显然是由曾子的门人编写，其中曾子说的语句特多。每一章中各种含义不同的语句，都未按层次种类分别编定；有时可以看出一个主旨所在，好多时则不能；在若干章之后，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有后人的增补部分，有时不是在章节后增补，而是在正文中间插入的。在本书第十章《乐记》之后，显然并不完整。

　　西方人读《论语》而研究儒家思想时，最大的困难是在于西方读书的习惯。他们要求的是接连不断的讲述，作者要一直说下去，他们听着才满意。像由全书中摘取一行一句，用一两天不断去思索，在头脑中体会消化，再由自己的反省与经验去证实，他们根本就不肯这样。而事实上，在读《论语》时，必须把个别的格言警句分开，逐日分别去咀嚼，不要贪多，同时去思索。这才是读《论语》这部书的方法。但是，对现代的读书人说，这显然办不到。再者，谁也不能只靠读《论语》一部书，而对孔子思想的发展全面一贯的了解。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得不从儒家经典及《四书》中选出若干章来，因为这些章代表前后连贯的思想，而这些文章是前后一个系统的，是集中于一个主题的。事实上，在《礼记》中有孔子连续一贯的对白，本书第六、七各章便为明证。在第三、四各章论《中庸》及《大学》时，仍然有用散文形式表达的连贯性的理论发挥。实际上，本书中我所选译的九章（《孔子世家》除外），有六章见于《礼记》，其余两章内一部分选自《孟子》，另一部分是选自《论语》而按类别排定的，还有选自《礼记》的片段。由上述可见本书除由《礼记》中选取五章之外，还有四章表达同样内容的文字选自《四书》，《四书》在以前是儿童必读的。所以本书的编辑还是合乎正统的方式。《四书》中的《大学》与《中庸》，原是《礼记》中的两篇，由宋儒朱熹提升到与《论语》、《孟子》并列，而成为《四书》。至于《礼记》中其他各章未得升格获选，其理由就不得而知了。

　　通常有个问题，就是《礼记》里孔子所说的话，甚至《论语》里孔子的话，是不是精确可靠，这也引起了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孔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等贤哲所说的话，究竟有多少可信？比如说，柏拉图所写苏格拉底的对话，又有多少可信呢？以同样态度看《圣经》中的四福音，也发现四福音中有矛盾之处。我们也发现在《论语》、《孟子》、《礼记》三书之中，孔子所说的话在措词上也微有不同。若说柏拉图在记载苏格拉底的话时，一定也染上了些柏拉图自己的笔调语气，这是无可避免的。《礼记》中好多章，一定也难免此种情形。现代政界名人曾受记者访问过的，一定深信记者笔下的文字和他自己所说的话实在不可能完全相同。除去录音机之外，绝没有别的方法能使政客相信那是他亲口说的话。

　　我曾在前面提过，《礼记》只是儒家所独自搜集的各式各样古代的记录文字，其来源一定是纷杂不一。这些篇文字（其中包括《中庸》），后人归诸孔子的孙子子思所作；其他若干篇，尤其是在大戴《礼记》中的，毫无疑问是子思，或是子思的门人传下来的。论教育与音乐的文字，毫无疑问反映出荀子的思想。荀子与孟子同时，虽然也属儒家，但孟子鄙视他。另外，《礼记》中有甚多部分专论丧礼，占全书比例之大，令人吃惊，而大戴《礼记》则对此等文字概付阙如，却有很多章讨论哲理、礼服与祭器。还有若干章论节庆风俗规矩，如婚礼、射箭、舞蹈、村中节庆、宴饮，其他比赛（《礼记》第四十章《投壶》，详记竞技的规矩，颇类似我们在射箭场上之所见）。第五章甚为重要，是今文本论古代行政制度的基础，正如《周礼》是古文本的基础一样。还有其他章文字叙述妇女与儿童的品行以及一般礼节规矩。比如第一章，除去讲礼仪的哲理之外，也包括下列的训教：

　　不要滚米饭成团，不要将米饭抛弃在桌上，口边不可有汤流出。不可咂嘴出声，不可啃骨头，勿将鱼翻转，勿以骨头投予狗食，勿拼命挑取一块肉。勿翻松米饭以使之变凉，勿用筷子挑食稀粥。勿大声吞咽汤汁，勿将汤翻搅，勿剔牙，勿在汤内加酱油等物……用牙咬已煮熟之肉，但勿用牙咬干肉。

　　《礼记·曲礼上第一》原文是：

　　毋抟饭，毋放饭，毋流歠，毋咤食，毋啮骨，毋反鱼肉，毋投与狗骨，毋固获，毋扬饭。饭黍毋以箸，毋嚃羹，毋絮羹，毋刺齿，毋歠醢……濡肉齿决，干肉不齿决。

　　这段文字读来仿佛如同圣经《旧约》里的《申命记》，并且应当懂“礼教”这个宗教，也像犹太教一样，是包括宗教崇拜与日常生活在内的，一直连饮食也在内。

　　本书的计划如下：第二章首次把孔子的传记译成英文，这是孔子最早的传记，也是孔子惟一的传记，依大史学家司马迁的《孔子世家》英译的。第三章是论《中庸》，这一章给儒学系统一个完整适当的基础。第四章论《大学》，虽然在伦理与政治之间，个人生活、家庭生活、国家世界之间的立论未必允当，文字则是前后一贯的论辩。第五章是经过重新排列重新选录的《论语》本文，大体而论，是本书最为隽永有味的一章。第六、七、八三章，也就是我称之为关于社会方面的“孔氏三论”，这一部分文字应当足以将“礼”的含义解释清楚。若只将礼字做礼仪或典礼讲，就大为错误了。第八章特别包括了一篇短而重要的一段文字，是孔子对世界和平与社会道德最高境界的憧憬。第九章与第十章是孔子对教育与音乐的看法，其见解、观点是特别现代的。《论音乐》的第一章，也就是《乐记》，是《礼记》一书中最长的一章，实际是从已然散失的《乐经》一书中十二章编来的。这些之后，是选自《孟子》的文字，这些文字显示了儒家哲学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发展。

　　[1]编者按：即本书第二章中《厄于陈蔡》一节。

第二章 孔子传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

　　本书孔子传，采用司马迁的《孔子世家》，有两项重要理由。第一，因为司马迁的《孔子世家》是中国最早的孔子传记，是中国史学名著里的文章，作者司马迁不但是中国史家之祖，而且是散文大家。《史记》的地位是不能动摇的，而作者司马迁游踪甚广，曾访问孔子故乡，亦曾与当地熟知孔子轶闻旧事之父老长谈。所以，我们要打算一窥孔子生活的真面貌，实在是舍此别无他途了。第二，司马迁胸襟开阔，豁达无私；他是真正的史家，不以提倡儒道尊孔者而心存偏见。他虽然极其仰慕孔子，但并不属于狭义的儒家一派。因此，他是把孔子做一个人来描绘，不是把孔子当做圣人来崇拜。论孔子的人，常想曲解有关孔子生活的几段文字，他们用牵强的解释，甚至否认孔子生平某些言行的真实性，而司马迁则不然。我们相信汉代大史学家司马迁头脑中孔子的面目是可靠的，因为他只生在孔子以后的三世纪。

世系，童年，青年

　　（纪元前551—523年）

　　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于尼丘得孔子。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

　　丘生而叔梁纥死，葬于防山。防山在鲁东，由是孔子疑其父墓处，母讳之也。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孔子母死，乃殡五父之衢，盖其慎也。郰人輓父之母诲孔子父墓，然后往合葬于防焉。

　　孔子要绖，季氏飨士，孔子与往。阳虎绌曰：“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孔子由是退。

　　孔子年十七，鲁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诫其嗣懿子曰：“孔丘，圣人之后，灭于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让厉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兹益恭，故鼎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敢余侮。饘于是，粥于是，以糊余口。’其恭如是。吾闻圣人之后，虽不当世，必有达者。今孔丘年少好礼，其达者与？吾即没，若必师之。”及釐子卒，懿子与鲁人南宫敬叔往学礼焉。是岁，季武子卒，平子代立。

　　孔子贫且贱。及长，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由是为司空。已而去鲁，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闲，于是反鲁。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鲁复善待，由是反鲁。

　　鲁南宫敬叔言鲁君曰：“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辞去，而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

     三十岁至五十岁

　　（纪元前522—503年）

　　孔子自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焉。是时也，晋平公淫，六卿擅权，东伐诸侯；楚灵王兵强，陵轹中国；齐大而近于鲁。鲁小弱，附于楚则晋怒；附于晋则楚来伐；不备于齐，齐师侵鲁。

　　鲁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盖年三十矣。齐景公与晏婴来适鲁，景公问孔子曰：“昔秦穆公国小处辟，其霸何也？”对曰：“秦，国虽小，其志大；处虽辟，行中正。身举五羖，爵之大夫，起累绁之中，与语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虽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说。

　　孔子年三十五，而季平子与郈昭伯以斗鸡故得罪鲁昭公，昭公率师击平子，平子与孟氏、叔孙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师败，奔于齐。齐处昭公乾侯。其后顷之，鲁乱。孔子适齐，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与齐太师语乐，闻韶音，学之，三月不知肉味。齐人称之。

　　景公问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他日，又复问政于孔子，孔子曰：“政在节财。”景公说，将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婴进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间。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后景公敬见孔子，不问其礼。异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齐大夫欲害孔子，孔子闻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鲁。

　　孔子年四十二，鲁昭公卒于乾侯，定公立。定公立五年，夏，季平子卒，桓子嗣立。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问仲尼云“得狗”。仲尼曰：“以丘所闻，羊也。丘闻之，木石之怪夔、罔阆，水之怪龙、罔象，土之怪坟羊。”

　　吴伐越，堕会稽，得骨节专车。吴使使问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群神于会稽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节专车，此为大矣。”吴客曰：“谁为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纲纪天下，其守为神，社稷为公侯，皆属于王者。”客曰：“防风何守？”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为釐姓。在虞、夏、商为汪罔，于周为长翟，今谓之大人。”客曰：“人长几何？”仲尼曰：“僬侥氏三尺，短之至也。长者不过十之，数之极也。”于是吴客曰：“善哉圣人！”

　　桓子嬖臣曰仲梁怀，与阳虎有隙。阳虎欲逐怀，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怀益骄，阳虎执怀。桓子怒，阳虎因囚桓子，与盟而醳之。阳虎由此益轻季氏，季氏亦僭于公室，陪臣执国政，是以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

　　掌大权时期

　　（纪元前502—496年）

　　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于季氏，因阳虎为乱，欲废三桓之适，更立其庶孽阳虎素所善者，遂执季桓子。桓子诈之，得脱。定公九年，阳虎不胜，奔于齐。是时孔子年五十。

　　公山不狃以费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莫能己用，曰：“盖周文武起丰镐而王，今费虽小，傥庶几乎！”欲往。子路不说，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岂徒哉？如用我，其为东周乎！”然亦卒不行。

　　其后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

　　定公十年春，及齐平。夏，齐大夫黎鉏言于景公曰：“鲁用孔丘，其势危齐。”乃使使告鲁为好会，会于夹谷。鲁定公且以乘车好往。孔子摄相事，曰：“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古者诸侯出疆，必具官以从。请具左右司马。”定公曰：“诺。”具左右司马。会齐侯夹谷，为坛位，土阶三等，以会遇之礼相见，揖让而登。献酬之礼毕，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四方之乐。”景公曰：“诺。”于是旍旄羽袚矛戟剑拨鼓噪而至。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举袂而言曰：“吾两君为好会，夷狄之乐何为于此！请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则左右视晏子与景公。景公心怍，麾而去之。有顷，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宫中之乐。”景公曰：“诺。”优倡侏儒为戏而前。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曰：“匹夫而营惑诸侯者罪当诛！请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异处。景公惧而动，知义不若，归而大恐，告其群臣曰：“鲁以君子之道辅其君，而子独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于鲁君，为之奈何？”有司进对曰：“君子有过则谢以质，小人有过则谢以文。君若悼之，则谢以质。”于是齐侯乃归所侵鲁之郓、汶阳、龟阴之田以谢过。

　　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于定公曰：“臣无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使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于是叔孙氏先堕郈。季氏将堕费，公山不狃、叔孙辄率费人袭鲁。公与三子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台。费人攻之，弗克，入及公侧。孔子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国人追之，败诸姑蔑。二子奔齐，遂堕费。将堕成，公敛处父谓孟孙曰：“堕成，齐人必至于北门。且成，孟氏之保鄣，无成是无孟氏也。我将弗堕。”十二月，公围成，弗克。

　　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有喜色。门人曰：“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乐其以贵下人’乎？”于是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涂；涂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

　　齐人闻而惧，曰：“孔子为政必霸，霸则吾地近焉，我之为先并矣。盍致地焉？”黎鉏曰：“请先尝沮之；沮之而不可则致地，庸迟乎！”于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文马三十驷，遗鲁君。陈女乐文马于鲁城南高门外。季桓子微服往观再三，将受，乃语鲁君为周道游，往观终日，怠于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鲁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则吾犹可以止。”桓子卒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师己送，曰：“夫子则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谒，可以死败。盖优哉游哉，维以卒岁！”师己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师己以实告。桓子喟然叹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夫！”

　　五年漂泊

　　（纪元前496—492年）

　　孔子遂适卫，主于子路妻兄颜浊邹家。卫灵公问孔子：“居鲁得禄几何？”对曰：“奉粟六万。”卫人亦致粟六万。居顷之，或谮孔子于卫灵公。灵公使公孙余假一出一入。孔子恐获罪焉，居十月，去卫。

　　将适陈，过匡，颜刻为仆，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闻之，以为鲁之阳虎。阳虎尝暴匡人，匡人于是遂止孔子。孔子状类阳虎，拘焉五日。颜渊后，子曰：“吾以汝为死矣。”颜渊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惧。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使从者为宁武子臣于卫，然后得去。

　　去即过蒲。月余，反乎卫，主蘧伯玉家。灵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谓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愿见。”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佩玉声璆然。孔子曰：“吾乡为弗见，见之礼答焉。”子路不说。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厌之！天厌之！”居卫月余，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于是丑之，去卫，过曹。是岁，鲁定公卒。

　　孔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拔其树。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

　　孔子遂至陈，主于司城贞子家。岁余，吴王夫差伐陈，取三邑而去。赵鞅伐朝歌。楚围蔡，蔡迁于吴。吴败越王勾践会稽。

　　有隼集于陈廷而死，楛矢贯之，石砮，矢长尺有咫。陈湣公使使问仲尼。仲尼曰：“隼来远矣，此肃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贡楛矢石砮，长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肃慎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诸陈。分同姓以珍玉，展亲；分异姓以远方职，使无忘服。故分陈以肃慎矢。”试求之故府，果得之。

　　孔子居陈三岁，会晋楚争疆，更伐陈，及吴侵陈，陈常被寇。孔子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进取不忘其初。”于是孔子去陈。

　　过蒲，会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车五乘从孔子。其为人长贤，有勇力，谓曰：“吾昔从夫子遇难于匡，今又遇难于此，命也已。吾与夫子再罹难，宁斗而死。”斗甚疾。蒲人惧，谓孔子曰：“苟毋适卫，吾出子。”与之盟，出孔子东门。孔子遂适卫。子贡曰：“盟可负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听。”

　　卫灵公闻孔子来，喜，郊迎。问曰：“蒲可伐乎？”对曰：“可。”灵公曰：“吾大夫以为不可。今蒲，卫之所以待晋楚也，以卫伐之，无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妇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过四五人。”灵公曰：“善。”然不伐蒲。

　　灵公老，怠于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叹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孔子行。

　　佛肸为中牟宰。赵简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闻诸夫子，‘其身亲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今佛肸亲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我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孔子击磬。有荷蒉而过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硁硁乎，莫己知也夫而已矣！”

　　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十日不进。师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为人也。”有间，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师襄子辟席再拜，曰：“师盖云《文王操》也。”

　　孔子既不得用于卫，将西见赵简子。至于河而闻窦鸣犊、舜华之死也，临河而叹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此，命也夫！”子贡趋而进曰：“敢问何谓也？”孔子曰：“窦鸣犊、舜华，晋国之贤大夫也。赵简子未得志之时，须此两人而后从政；及其已得志，杀之乃从政。丘闻之也，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郊，竭泽涸渔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凰不翔。何则？君子讳伤其类也。夫鸟兽之于不义也尚知辟之，而况乎丘哉！”乃还息乎陬乡，作为《陬操》以哀之。而反乎卫，入主蘧伯玉家。

　　他日，灵公问兵陈。孔子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与孔子语，见蜚雁，仰视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复如陈。

　　夏，卫灵公卒，立孙辄，是为卫出公。六月，赵鞅内太子蒯聩于戚。阳虎使太子絻，八人衰绖，伪自卫迎者，哭而入，遂居焉。冬，蔡迁于州来。是岁鲁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齐助卫围戚，以卫太子蒯聩在故也。

　　夏，鲁桓釐庙燔，南宫敬叔救火。孔子在陈，闻之，曰：“灾必于桓釐庙乎？”已而果然。

　　秋，季桓子病，辇而见鲁城，喟然叹曰：“昔此国几兴矣，以吾获罪于孔子，故不兴也。”顾谓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鲁；相鲁，必召仲尼。”后数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鱼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终，终为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终，是再为诸侯笑。”康子曰：“则谁召而可？”曰：“必召冉求。”于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将行，孔子曰：“鲁人召求，非小用之，将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归乎归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子赣知孔子思归，送冉求，因诫曰“即用，以孔子为招”云。

　　厄于陈蔡

　　（纪元前491—489年）

　　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陈迁于蔡。蔡昭公将如吴，吴召之也。前昭公欺其臣迁州来，后将往，大夫惧复迁，公孙翩射杀昭公。楚侵蔡。秋，齐景公卒。

　　明年，孔子自蔡如叶。叶公问政，孔子曰：“政在来远附迩。”他日，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孔子闻之，曰：“由，尔何不对曰‘其为人也，学道不倦，诲人不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去叶，反于蔡。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为隐者，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彼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然。”曰：“是知津矣。”桀溺谓子路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子，孔丘之徒与？”曰：“然。”桀溺曰：“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与其从辟人之士，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他日，子路行，遇荷蓧丈人，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以告，孔子曰：“隐者也。”复往，则亡。

　　孔子迁于蔡三岁，吴伐陈。楚救陈，军于城父。闻孔子在陈蔡之间，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将往拜礼，陈蔡大夫谋曰：“孔子贤者，所刺讥皆中诸侯之疾。今者久留陈蔡之间，诸大夫所设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国也，来聘孔子。孔子用于楚，则陈蔡用事大夫危矣。”于是乃相与发徒役围孔子于野。不得行，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孔子讲诵弦歌不衰。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孔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子贡色作。孔子曰：“赐，尔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曰：“然。非与？”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问曰：“《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邪？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齐？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

　　子路出，子贡入见。孔子曰：“赐，《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子贡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孔子曰：“赐，良农能稼而不能为穑，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君子能修其道，纲而纪之，统而理之，而不能为容。今尔不修尔道而求为容。赐，而志不远矣！”

　　子贡出，颜回入见。孔子曰：“回，《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颜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

　　于是使子贡至楚。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后得免。

　　昭王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诸侯有如子贡者乎？”曰：“无有。”“王之辅相有如颜回者乎？”曰：“无有。”“王之将率有如子路者乎？”曰：“无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无有。”“且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业，王若用之，则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夫文王在丰，武王在镐，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卒于城父。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兮，来者犹可追也！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去，弗得与之言。

　　于是孔子自楚反乎卫。是岁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鲁哀公六年也。

　　再度漂泊

　　（纪元前488—484年）

　　其明年，吴与鲁会缯，征百牢。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贡往，然后得已。

　　孔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是时，卫君辄父不得立，在外，诸侯数以为让。而孔子弟子多仕于卫，卫君欲得孔子为政。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何其正也？”孔子曰：“野哉由也！夫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矣。夫君子为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其明年，冉有为季氏将师，与齐战于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于军旅，学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学之于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对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质诸鬼神而无憾。求之至于此道，虽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对曰：“欲召之，则毋以小人固之，则可矣。”而卫孔文子将攻太叔，问策于仲尼。仲尼辞不知，退而命载而行，曰：“鸟能择木，木岂能择鸟乎！”文子固止。会季康子逐公华、公宾、公林，以币迎孔子，孔子归鲁。

　　孔子之去鲁凡十四岁而反乎鲁。

　　孔子之治学与生活习惯

　　（纪元前484—481年）

　　鲁哀公问政，对曰：“政在选臣。”季康子问政，曰：“举直错诸枉，则枉者直。”康子患盗，孔子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

　　孔子语鲁大师：“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纵之纯如，皦如，绎如也，以成。”“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

　　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如颜浊邹之徒，颇受业者甚众。

　　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所慎：斋、战、疾。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不愤不启，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弗复也。

　　其于乡党，恂恂似不能言者。其于宗庙朝廷，辩辩言，唯谨尔。朝，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

　　入公门，鞠躬如也；趋进，翼如也。君召使傧，色勃如也。君命召，不俟驾行矣。

　　鱼馁，肉败，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

　　是日哭，则不歌。见齐衰、瞽者，虽童子必变。

　　“三人行，必得我师。”“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使人歌，善，则使复之，然后和之。

　　子不语：怪、力、乱、神。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闻也。夫子言天道与性命，弗可得闻也已。”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我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蔑由也已。”达巷党人（童子）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曰：“我何执？执御乎？执射乎？我执御矣。”牢曰：“子云‘不试，故艺’。”

　　鲁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孙氏车子鉏商获兽，以为不祥。仲尼视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图，雒不出书，吾已矣夫！”颜渊死，孔子曰：“天丧予！”及西狩见麟，曰：“吾道穷矣！”喟然叹曰：“莫知我夫！”子贡曰：“何为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行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

　　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孔子逝世

　　（纪元前479年）及其后人

　　明岁，子路死于卫。孔子病，子贡请见。孔子方负杖逍遥于门，曰：“赐，汝来何其晚也？”孔子因叹，歌曰：“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谓子贡曰：“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殡于东阶，周人于西阶，殷人两柱间。昨暮予梦坐奠两柱之间，予始殷人也。”后七日卒。

　　孔子年七十三，以鲁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

　　哀公诔之曰：“旻天不吊，不憗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毋自律！”子贡曰：“君其不没于鲁乎！夫子之言曰：‘礼失则昏，名失则愆。失志为昏，失所为愆。’生不能用，死而诔之，非礼也。称‘余一人’，非名也。”

　　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则哭，各复尽哀；或复留。唯子赣庐于冢上，凡六年，然后去。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命曰孔里。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顷。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高皇帝过鲁，以太牢祠焉。诸侯卿相至，常先谒然后从政。

　　孔子生鲤，字伯鱼。伯鱼年五十，先孔子死。

　　伯鱼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尝困于宋。子思作《中庸》。

　　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一。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尝为魏相。

　　子慎生鲋，年五十七，为陈王涉博士，死于陈下。

　　鲋弟子襄，年五十七。尝为孝惠皇帝博士，迁为长沙太守。长九尺六寸。

　　子襄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国。安国为今皇帝博士，至临淮太守，蚤卒。安国生卬，卬生驩。

　　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袛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附：《孔子世家》白话翻译

　　孔子出生在鲁国昌平乡的陬邑（今山东曲阜县东南境鄹城）。他的先世本来是宋国的公族，到了叫孔防叔的，才因避祸逃来鲁国定居。防叔生了伯夏，伯夏生了叔梁纥。叔梁纥晚年再娶颜姓女子（《礼记·檀弓》云孔子母名征在）才生了孔子，而且是到尼丘（一名尼山）去向神明祈祷才有孕生下孔子的。鲁襄公二十二年（纪元前551年），孔子诞生。孔子刚生下时，头项中间是凹下的，所以就给他取名叫丘，字叫仲尼，姓孔氏。

　　孔子生下不久，叔梁纥就死了（《索隐》引《家语》云生三岁而叔梁纥死），葬在防山。防山在鲁城的东边（《括地志》云在曲阜县东二十五里），因此，孔子没法确知自己父亲的坟墓所在；母亲年少葬夫，照当时礼俗不能亲去送葬，所以也说不出坟墓详确地址。

　　孔子小的时候游戏，常摆起各种祭器，学着大人祭祀时礼仪动作。母亲死了（《孔子世家》补订：《阙里志》诸书并云在孔子二十四岁。今人钱穆先生则云在孔子十七岁以前），就暂时浅厝在五父衢（鲁城道名）的路旁，不敢贸然深葬远处，可能是他为了谨慎的缘故吧！后来同邑人挽父的母亲，指点出孔子父亲的墓地，然后孔子才把母亲迁去防山和父亲合葬在一起。

　　孔子腰间系着孝麻还在守丧，季孙子招宴军役之士（一说文学之士，此据方苞说），孔子前往参加。季孙的家臣阳虎拒斥他说：“季氏招宴要服役的士卒，是不敢招待你的。”于是孔子就退了回来。

　　孔子十七岁那一年，鲁国的大夫孟釐子跟随鲁昭公到楚去，回来之后，深为不能襄助行好应有礼仪而自责，所以在他临终前（孟釐子卒于昭公二十四年。以上一段《史记》原文略有疏误，此据昭公七年《左传》文意改译）还告诫自己的嗣子孟懿子说：“孔丘这个人，是圣人（《集解》引服虔曰：圣人谓商汤）的后裔，是在宋国受到华氏之祸才逃到鲁国来的。他先祖弗父何本来可以继位做宋君，却让给了他的弟弟厉公（《集解》引杜预曰：弗父何，宋愍公之长子，厉公之兄也。何嫡嗣当立，以让厉公）。到了弗父何的曾孙正考父，他辅佐戴公、武公、宣公三朝，做了上卿。他每一受命，就更加恭谨，所以考父鼎的铭文说：‘第一次受命时鞠躬致敬，二次受命时折腰弓背，到了第三次受命，我的头压得更低，腰背更加弯曲了。走路时挨着墙边走，也没有人敢来侮慢我；我就用这个鼎做些麦糊稀饭来清俭度日。’他就是这般恭谨俭约。我听说圣人的后裔，虽不一定能当国继位，但必然会有才德显达的人出现。如今孔丘年纪轻轻就博学好礼，这岂不就是所谓的显达的人吗？我是不久于人世的人了，你可一定要去从他求学。”孟釐子死后，懿子和鲁人南宫敬叔（《索隐》谓敬叔与懿子皆孟釐子之子，不应更言鲁人）便去向孔子学礼。这一年，季武子死了，平子继承了卿位。

　　孔子早年生活，既穷苦又没地位。成年以后，曾做过仓库管理员（季氏史，《会注考证》引诸说以为当做“委吏”，孟子亦云：“孔子尝为委吏矣”，今从之），出纳钱粮算量得准确清楚；也担任过管理牧场的小职务，而场中牲口也越养越多。后来，他出任主管营建的司空。过不了多久，他离开鲁国，在齐国却受到排斥，转到宋、卫两国，生活也奔波不定，又在陈、蔡两国间遭遇困厄，最后才回到鲁国。孔子身高有九尺六寸，人家管他叫“长人”，而且以奇异眼光看他。鲁国当局最后总算又对他好了，所以才回到鲁国来的。

　　鲁国的南宫敬叔对鲁君说：“请帮助孔子到周去。”于是鲁君就给了一辆车子、两匹马，一个童仆随他出发，到周去学礼，据说是见到了老子。学成告别时，老子送他说：“我听说富贵的人送人是用财物，仁德的人送人是用言辞。我不能够富贵，却盗取了仁人的名号，就说几句话送你，这话是：‘一个聪明又能深思明察的人，却常遭到困厄，几乎丧生，那是因为他喜欢议论别人的缘故；学问渊博识见广大的人，却使自己遭到危险不测，那是由于他好揭发别人罪恶的后果。做人子女的应该心存父母，不该只想到自己；做人臣属的应该心存君上，不能只顾到本身。’”孔子从周回到鲁之后，门下的学生就日益增多了。

　　这个时候，晋平公淫乱无道，六家大臣（指范氏、中行氏、知氏、赵氏、魏氏、韩氏）把持国政，不时攻打东边的国家。楚灵王的军队很强大，也常北上来侵犯中原；齐是个大国又接近鲁。鲁国既小又弱，要是归附于楚，晋国就不高兴；依附了晋，楚国就来兴师问罪；对待齐国如果不周到，齐兵就要侵入鲁国了。

　　鲁昭公二十年，而孔子大约是三十岁了。齐景公带晏婴来到鲁国，景公就问孔子说：“从前秦穆公，国家小又地处偏僻，他能够称霸是什么原因呢？”孔子回答说：“秦这个国家虽然小，目标却很远大；地位虽然偏僻，施政却很正当。亲自举拔用五张黑羊皮赎来的贤士百里奚，封给他大夫的官爵，才把他从奴隶的拘禁中救出来，就和他一连晤谈三天，随后把掌政大权交给了他。从这些事实来看，就是统治整个天下也是可以的，他称霸诸侯还算成就小了呢！”景公听了很高兴。

　　孔子三十五岁时，季平子因为和郈昭伯比赛斗鸡结怨的事得罪了鲁昭公，昭公带了军队来打平子。于是平子就联合了孟孙氏、叔孙氏，三家一起围攻昭公。昭公兵败了，逃到了齐国。齐国把昭公安置在乾侯（今河北成安县）这个地方。过了不多久，鲁国发生乱事，孔子来到齐国，做了高昭子的家臣，想借着昭子的关系去接近景公。孔子和齐国的荣官长讨论音乐，听到了舜时韶乐，专心地把它学起来，三个月期间，连吃饭时的肉味都觉不出来了，齐人都很称道这件事。

　　齐景公问孔子为政的道理，孔子说：“国君要像个国君，臣子要像个臣子，父亲要像个父亲，儿子要像个儿子。”景公听了说：“对极了！果真是国君不成国君，臣子不成臣子，父亲不成个父亲，儿子不成个儿子，就是有再多的粮食，我们能平安地吃着它吗？”改天他又问孔子为政的原则。孔子说：“为政最要紧的是在善用财力，杜绝浪费。”景公听了很高兴，打算把尼溪地方的田封给孔子。晏婴劝阻道：“儒者这种人，都能言善辩，是不能用法来约束他的；态度高傲自以为是，是很难驾驭的；他们重视丧礼，长期悲痛不止，为了使丧事隆重可以倾家荡产，这种礼俗不足取法；他们不事生产，只是到处游说求职来进行政治活动，这种人不能来掌理国事。自从文王、武王、周公这些大贤先后过去，周朝王室已经衰微，礼乐的沦丧也很有些时候了。现在孔子却对仪容服饰刻意讲究，详定各种应对进退间上下快慢的礼节规矩，这些繁文缛节，就是连续几代也学不完，一辈子也弄不清楚。君子想用这一套东西来改革我们齐国的礼俗，这不是导治小百姓的好办法。”此后，景公只是很客气地接见孔子，不再问起有关礼的事情了。有一天，景公慰留孔子，说：“要用像鲁国给季孙氏那样高的待遇给你，我实在做不到。”所以就以上下卿（鲁有三卿，季氏为上卿，孟氏为下卿，季孟之间，犹叔氏也）之间的礼来对待孔子。齐国的大夫有人想害孔子，孔子得到了消息。景公也说：“我老啦，没法用你了。”于是孔子就离开齐国，回到了鲁国。

　　孔子四十二岁那一年，鲁昭公死在乾侯，定公继位。定公继位的第五年夏天，季平子死了，桓子继立做上卿。季桓子家里掘水井，掘到了一只腹大口小的瓦器，器中有个像羊的东西，就去问孔子，并且说挖得的瓦器里有只狗。孔子说：“据我所知，那是羊。我听人说过，山林里的怪物是一种单足兽‘夔’和会学人声的山精‘罔阆（同魍魉）’；水里面的怪物是神龙和会吃人的水怪‘罔象’；泥土里的怪物，则是一种雌雄未成的‘坟羊’。”

　　吴国去攻打越国，把越都会稽城给拆毁了，发现一节骨头，长度就占满了一车。吴王派了专使来问孔子说：“什么骨头最大？”孔子说：“大禹王召集各地的君长到会稽山，当时有个叫防风氏的君长很迟才到，禹就把他杀了陈尸在那儿，他的骨头一节就占满一车，这就是最大的了。”吴使问道：“那神又是谁呢？”孔子说：“名山大川的神灵，能够兴云致雨来利益天下，负责监守山川按时祭祀的就叫做神（诸侯君长），只守社稷的叫公侯，他们都归王的统治。”使者又问：“防风氏是守什么的？”孔子说：“汪罔氏的君长守封山、禹山一带，是姓釐。在虞、夏、商三代叫汪罔，到了周代叫长翟，现在就叫做大人。”使者问道：“人的身长有多少？”孔子说：“僬侥氏身长三尺，是最短的了；最长的不过三丈，这就是身高的极限了。”吴使听了之后说：“真是了不起的圣人啊！”

　季桓子的宠臣叫仲梁怀的，和阳虎有了仇怨。阳虎想把仲梁怀赶走，公山不狃阻止了他。这年秋天，仲梁怀更加的骄纵了，阳虎把他给抓了起来。季桓子很生气，阳虎就把桓子也囚禁了，等谈好条件才放他，阳虎从此更加没把季氏看在眼里。季氏也很越分，声势排场都超过鲁国公室。一个上卿的家臣（谓阳虎），就执掌了国家的政权，因此鲁国从大夫以下，都不守礼分，违背常道。所以孔子不愿出任鲁国的官职，退闲在家，专心研究整理《诗》、《书》、《礼》、《乐》这些典籍，学生越来越多，不论多远，都有人来向他求学的。

　　鲁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满于季氏，就借着阳虎来作乱，打算废掉季孙、叔孙、孟孙（三家皆鲁桓公之后，故称三桓）三家的嫡生嗣子，另外拥立平日为阳虎所喜欢的庶子来继承，于是就把桓子抓了起来。桓子用计骗他，逃了出来。定公九年，阳虎计划失败，逃到齐国去。这个时候，孔子正好五十岁。

　　公山不狃以费邑做据点反叛季氏，派人来召孔子去帮忙。孔子心想自己依循正道而行已经很久了，内在的学养也很深厚，却无处可以表现，没有人能用自己，不禁说道：“大抵周文王、武王当年是以丰、镐那么小的地方建起王业的。现在费邑虽然是小了点，该也差不多罢！”想要应召前去。子路大不以为然，劝止孔子。孔子说：“难道召我去是毫无作用吗？如果他真能用我，我将像文王、武王一样，在东方建立一个典礼完备的周啊！”然而最后也没有成行。

　　后来鲁定公任命孔子做中都（在今山东汶上县）地方的宰官，才到职一年就很有绩效，四方的官吏都学着他做。孔子由中都宰升任做司空，又由司空升任了大司寇。

　　定公十年的春天，鲁国和齐国和好。到了夏天，齐国的大夫黎鉏就对景公说：“鲁国用了孔丘，照情形看，这是会危害齐国的。”于是派了使者去约鲁君来做和好的会盟。会盟的地点是在夹谷（今山东莱芜县）。鲁定公就装潢好车子，毫无武装便想前往。这时孔子正好是兼理典礼会盟的事务，就对定公说：“我听说有文事的必须要有武备，有武事的必须要有文备。从前凡是诸侯出了自己的国境，一定带全了必要的官员随行。请你也带了左司马右司马一道去。”定公说：“好的。”就带了左右司马出发，和齐侯在夹谷地方相会。这个地方筑了土台，台上备好席位，上台的土阶有三级。两君就在台前行了相见礼，作揖让了一番才登上台。双方馈赠应酬的仪式行过之后，齐国管事的官员急忙前来请示道：“请开始演奏四方的舞乐。”景公说：“好罢。”于是旍旄羽祓矛戟剑拨都出了场，敲打吼叫地表演起来。孔子见了赶忙跑过来，一步一阶就往台上走，最后一阶没有跨上，便举袖一挥，说道：“我们两国君主，是为了和好而来会盟的，这种夷狄的野蛮舞乐，怎么可以用在这个场合呢！请命管事官员叫他们下去罢！”管事的叫他们退下，他们却不肯动。孔子就朝左边的晏子看看，又朝右方的景公看看，景公心里尴尬了一阵，就命令乐人下去。过了一会儿，齐国管事官员又跑来说道：“请演奏宫中的女乐。”景公应说：“好的。”于是许多戏子矮人都前来表演了。孔子看了又急忙过来，一步一阶往台上走，最后一阶没有跨上就说道：“一个普通人敢胡闹来迷乱诸侯，论罪是应该正法的，请下令管事的执行罢！”于是管事官员依法处罚，那受罚的人就手脚分离了（谓腰斩）。景公看了孔子态度这样严正，不由得不敬畏动容，知道自己道理上不如他。回国之后心里很不安，就对众臣说：“鲁国是用君子的道理来辅助他们的君主，而你们却仅把夷狄那套歪理告诉了我，害我开罪了鲁君，这该怎么办呢？”主事的官吏上前回话：“君子有了过错，就用具体的事物来谢罪；普通人有了过错，就用虚礼文辞来谢罪。君上如果心里不安，就可用具体的事物去谢罪了。”于是齐侯就把以前从鲁国侵夺来的郓、汶阳和龟阴的田还给鲁国，来表示自己的歉疚。

　　鲁定公十三年的夏天，孔子对定公说：“臣子的家中不可私藏兵器，大夫的封邑不能筑起三百丈的大城墙。”就派仲由去当季氏的家宰，打算拆毁季孙、叔孙、孟孙三家封邑的城墙。于是叔孙先把郈邑的城拆了。季孙也准备拆费邑的城，当时的邑宰公山不狃就和叔孙辄率领了费邑的丁众进袭鲁城，定公和季孙、叔孙、孟孙三人就躲进了季孙的住处，上了季孙武子的台（在鲁城东门内），费人围攻他们，却攻不下，但已有人退到定公的台侧（入及公侧，金樾谓入当做“矢”。则云箭矢已射至定公身旁矣），孔子就派了申句须、乐颀下台来攻击他们，费人开始退走，国人乘胜追击，在姑蔑（今山东泗水县南）地方把他们彻底打败了。公山不狃、叔孙辄两人便逃到齐国，终于把费城拆毁了。接着准备拆成城，成邑的邑宰公敛处父对孟孙氏说：“拆了成邑的城，齐人必将进逼到我们北边门户。况且成城是你们孟氏的保障，没有成城就等于没有孟氏了。我打算抗命不拆。”十二月，定公率兵包围成城，没攻下来。

　　鲁定公十四年，孔子五十六岁。这时他以大司寇的职位参与国家大事，脸上露出得意的神色。门弟子见了说话：“听说一个君子人，祸事临头不慌张恐惧，好事到来也不喜形于色。”孔子说：“是有这个话。但是不也听说过‘乐其以贵下人’的话吗？”于是就把扰乱鲁国政事的大夫少正卯给杀了。孔子参与国政才三个月，贩羊卖猪的商人就不敢哄抬价钱；行人男女都分开走路，各守礼法；路上见了别人掉落的东西也不敢捡回去；四方旅客来到鲁国的，不必向官吏请求，都会给予亲切的照顾。

　　齐国听到了这种情形就担心起来，说道：“孔子主政下去，鲁国必会强大称霸；要是称霸了，我们的地方最靠近那里，必然会先来并吞我们了，何不先给他们一些土地呢？”黎鉏说：“还是先设法破坏他们的改革图强；如果破坏不成，再送给他们土地也不迟呀！”于是就挑选了国内漂亮的少女八十人，都穿上华丽的衣裳，教她们学会跳康乐舞；身上有花纹的马一百二十匹，一起送去给鲁君。先把女乐和纹马安置在鲁城南面的高门外边。季桓子知道了，曾经穿便装偷偷地去观赏了好几回，打算接受下来，就跟鲁君说好，两人装着要环游各处，实地里是整天都到那儿观赏，把政事荒废下来。子路看了情形就劝孔子说：“老师，我们可以离开了！”孔子说：“鲁国不久就要春祭天地，如果当局遵守礼法，能把典礼后的祭肉分送给大夫，就表示仍有可为，那么我们还可以暂时留下。”季桓子终于接受了齐人送来的女子乐团，整个沉迷其间，一连三天都不过问政务；而且春祭天地的大典之后，又违背常礼，没给大夫们分送祭肉，于是孔子失望地离开了鲁国，当天就在屯（在鲁城南）的地方过夜。乐师己前来送行，说道：“先生就这样怪罪了？”孔子说：“我唱个歌告诉你好吗？”于是唱道：“听信妇人的话，可以失去亲信；过于接近妇女，可以使人败事亡身。既然如此就该离开，优游自在的安度岁月。”乐师己回去了，桓子问他说：“孔子说了些什么？”乐师己照实相告。桓子长叹一声，说：“孔夫子是为了那一群女乐的事怪罪我了！”

　　孔子来到了卫国，寄住在子路的大舅子颜浊邹家里。卫灵公问孔子：“你在鲁国的官俸是多少？”孔子回答说：“官俸是六万小斗。”卫国也照样给了粟子六万小斗。过不多久，有人向卫灵公说了孔子的坏话，灵公就派公孙余假带了兵仗在孔子那儿走出走进，孔子担心会出事惹祸，待了十个月，就离开了卫国。

　　正打算到陈国去，经过匡（在今河北长桓县西南）城，弟子颜刻（刻亦作剋）替孔子赶车，用鞭子指着一处说：“从前我进这个城，就是由那个缺口进去的。”匡人听说当年和阳虎同行的颜刻出现，以为鲁国的阳虎又来了。因为阳虎曾经欺虐过匡人，匡人于是就留住孔子。孔子的模样像阳虎，所以被困在那里整整有五天。慌乱中颜渊失散了，稍后才来会合，孔子见了说：“我以为你乱中遇难了！”颜渊说：“老师您还健在，我怎敢轻易就死呢！”匡人围捕孔子围得越来越急，弟子们都很紧张，孔子就说：“文王虽已死了，文化道统并没有丧失，现在不都在我们身上吗？上天如果要绝灭这个文化道统的话，就不会让我们能够认知并负起传承的责任。天意既然是不绝灭这个文化道统，那匡人又能对我怎么样？”于是孔子派了一个随行弟子到卫宁武子那里做家臣（此句所言与《左传》、《家语》不合，恐有误），然后才得脱险离开。

　　从匡出来就到了蒲（在匡城北十五里），过了一个多月，又回到卫国，寄住在蘧伯玉家。卫灵公的夫人名叫南子的，派了人去对孔子说：“各国的君子只要有意和我们国君攀交情的，必定会来见我们夫人；我们夫人愿意见你。”孔子托言推辞告罪一番，最后还是不得已去见了。会见时，夫人站在葛细布做的帷幕里面，孔子进了门，向北跪拜行礼，夫人在帷幕里面回拜答礼，身上的佩玉首饰触发清脆的响声。事后孔子说：“我一向是不想去见她，现在既然不得已见了，就得还她以礼。”子路还是不高兴，孔子就很严正地申明道：“我要不是因存着得君行道的一点希望才不得已去回见她的话，天一定厌弃我！天一定厌弃我！”过了个把月，卫灵公和夫人同坐了一辆车，宫官雍渠陪侍在右，出了宫门，要孔子坐第二部车子跟着，就大摇大摆地从市上走过。孔子感慨地说：“我还没见过爱慕德行像爱慕美色一般热切的人。”于是对这里的一切感到厌恶失望，就离开卫国往曹国去了。这一年，鲁定公死了。

　　孔子又离开曹国，来到宋国。一天和弟子们在大树下讲习礼仪。宋国的司马桓魋想要加害孔子，把大树给砍了，孔子只好离去。弟子催促说：“我们行动该快一点！”孔子说：“上天既然赋了道德使命给我，桓魋他又能把我怎样！”

　　孔子来到郑国，却和弟子彼此失散了。孔子一个人站在外城的东门口。郑国有人看见了就对子贡说：“东门那里站有一个人，他的额头像唐尧，脖子像皋陶，肩膀像子产，可是从腰以下比禹短了三寸；一副疲惫倒霉的样子，真像个失去主人的狗。”子贡见面把这些话据实告诉孔子，孔子笑着说：“一个人的状貌如何，那是不重要的；倒是他说我像只失去主人的狗，那可真是啊！那可真是啊！”

　　孔子来到了陈国，寄住在司城贞子家里。过了一年多，吴王夫差来打陈国，夺取了三个城邑才撤兵。赵侯鞅来打卫国的朝歌。楚国来围攻蔡国，蔡国就请求迁到吴国的土地上去，受他保护。吴国又在会稽地方把越王勾践打败了。

　　有一天，许多鹰隼落在陈国宫廷前死了，身上被楛木做的箭射穿了，箭头是石头做的，箭杆有一尺八寸长。陈湣公派了人来请教孔子，孔子说：“鹰隼飞来的地方是很远了，这箭是肃慎人的箭。从前武王灭亡了商纣，就和四方的蛮夷民族来往，开导他们。他恩威并施，要他们把各地的特产献给朝廷，叫他们不能忘记自己的职责义务。于是肃慎人献来楛木做的箭杆，石头做的箭头，长度是一尺八寸。先王为了表彰他的美德，就把肃慎人的箭分给长女太姬。后来太姬嫁了虞胡公，虞胡公又封来陈国。当初王室分美玉给同姓诸侯，用意是要展现亲谊，分远方贡物给异姓诸侯，是要他们不忘归服周王，所以分给陈国肃慎人的箭。”湣公听了叫人到旧府去查证一下，果然找到了这种箭。

　　孔子在陈住了三年，正好遇着晋、楚两国在争强斗胜，一再来打陈国，直到吴国攻打陈为止，陈国常常受到侵犯。孔子感叹说：“回去吧！回去吧！留在我们家乡的那批孩子们，志气都大，只是行事疏略些；他们都很有进取心，也没忘掉自己的初衷。”于是孔子就离开了陈国。

　　路过蒲邑，刚好遇上公叔氏占据了蒲而背叛卫国，蒲人就留住孔子。弟子中有个叫公良孺的，自己带了五辆车子跟随孔子周游各地。他这个人身材高大，才德好，又英勇；他对孔子说：“我以前跟着老师在匡的地方遇到危难，如今又在这里遇上危难，这是命吧！我和老师一再地遭难，宁愿跟他们拼死算了！”于是就跟蒲人猛烈地拼斗起来。蒲人害怕了，就对孔子说：“如果能不去卫国，我就放你们走。”双方谈好条件，就放孔子一行从东门离去。孔子脱险后却一路前往卫国。子贡说：“约定好的条件可以不遵守吗？”孔子说：“在胁迫下订的条约，神明是不会认可的。”卫灵公听说孔子来了，很高兴，亲自出城来迎接。问道：“蒲可以讨伐吗？”孔子答说：“可以。”灵公说：“我的大夫却认为不能去讨伐。因为现在的蒲，是卫国防备晋、楚的前哨据点，我们自己发兵去打，如果蒲人干脆投靠敌方，或敌方趁机来袭，那后果不是很不好吗？”孔子说：“蒲邑的百姓，男的都效忠卫国，有拼死的决心；妇女们也有保卫这块西河地方的愿望。所以我们所要讨伐的，只是领头叛乱的四五个人罢了。”灵公说：“很好。”然而却不去伐蒲。

　　卫灵公年纪老了，政务废弛，也不用孔子。孔子很感叹地说：“如果有人用我来掌理国政，一年就可以有个样子，三年便有具体成效了。”孔子只好离开了。

　　佛肸做中牟（在今河南汤阴县西）邑宰。晋国的大夫赵简子要攻灭范氏、中行氏两家，中牟不服赵氏，就来攻伐中牟。佛肸就据有中牟公然反叛了。他派人来召请孔子协助，孔子有意前往，子路说：“我听老师说过：‘一个本身做了坏事的人那里，君子是不会去的。’现在佛肸自己据了中牟反叛，您想前去，这又是为什么呢？”孔子说：“我是说过这话的。但我不也说过真正坚实的东西吗？它是怎样磨都不会薄损的；不也说过真正精白的东西吗？它是怎么染也不会污黑的。我难道是个中看不中吃的葫芦瓜（一云匏瓜为星名）吗？怎么能只供人挂着而不吃呢！”

　　一天孔子击着磬，有个担着草制盛土器经过门前的人听见了，说道：“真是有心呵，这个击磬的人，叮叮当当地直敲着，既然世上没有人赏识自己，那就算了罢！”

　　孔子向鲁国的乐官师襄子学弹琴，一连十天都没有进展。师襄子说：“可以进学一层了。”孔子说：“我已学会了乐曲的形式，但节奏内容还不了解。”过了一些时候，师襄子又说：“你已学得了曲子的节奏内容，可以进学一层了。”孔子说：“我还没领会乐曲的情感意蕴。”过了一些时候，师襄子又说：“你已领会了乐曲的情感意蕴，可以进学一层了。”孔子说：“乐曲中那个人我还体认不出呢！”再过一段时间，孔子一副安详虔敬有所深思的样子，随又欣喜陶然，像是视野情志正与高远的目标相遇似的。最后说道：“我体认出曲中的这个人啦！他的样子黑黑的，个子高高的，眼光是那样的明亮远大。像个统治四方诸侯的王者，这不是文王又有谁能够如此呢！”师襄子离开座位很恭敬地说：“我就说过这是文王的琴曲啊！”

　　孔子既然不被卫王所用，打算往西去见赵简子。到了黄河边，听到窦鸣犊、舜华两人被杀的消息，就对着河水感叹说：“河水是这样的壮美，这样的盛大啊！我不渡过这条河，也是命吧！”子贡听了趋前问道：“请问这话是什么意思？”孔子说：“窦鸣犊和舜华两人，是晋国有才德的大夫。当赵简子还没有得志的时候，是倚仗这两人的才能从政的；如今他得志了，却杀了他们来执掌政权。我听说过：一个地方的人，如果残忍到剖开动物的肚子来杀死幼儿，麒麟是不来到郊外的；排干了池塘水来捉鱼，蛟龙就不肯调和阴阳来兴云致雨了；弄翻鸟儿的巢打破了卵，凤凰就不愿来飞翔。这是为什么呢？是君子忌讳自己的同类受到伤害啊！连飞鸟走兽对于不义的人事尚且知道避开，何况是我孔丘呢！”于是回到陬乡歇息，做了《陬操》这首琴曲来哀悼他们两人。随后又回到了卫，进住蘧伯玉的家。

　　有一天，卫灵公问起军队战阵的事。孔子说：“关于祭祀典礼的事，我倒听说过；至于军队战阵的事，却是不曾学过。”第二天，灵公正和孔子在谈话，见有雁群飞过，只顾抬头仰望，神色间并不注意孔子。于是孔子就离开卫，又去陈国。

　　同年的夏天，卫灵公死了，立了灵公的孙子辄继位，他就是卫出公。六月间，赵鞅（赵简子）派人把流亡在外的卫灵公太子蒯聩（出公辄之父）强送到卫国的戚邑。于是阳虎要太子去掉帽子露出发髻，另外八个人穿麻戴孝，装成是从卫来接太子回去奔丧的样子，哭着进了戚城，就住了下来。冬天里，蔡国从新蔡迁到州来（即下蔡，时属吴地）。这一年正是鲁哀公三年，而孔子已六十岁了。齐国协助卫国围攻戚城，是因为卫太子蒯聩住在那儿的缘故。

　　夏天里，鲁桓公、釐公的庙失火烧了起来。这时孔子在陈国，听说鲁庙失火了，说道：“火灾一定发生在桓公、釐公的庙吧！”后来消息证实，果然如他所言。到了秋天，季桓子病重，乘着辇车望见鲁城，感叹地说：“以前这个国家几乎是可以强盛起来的，只因为我得罪了孔子，没有好好用他，所以才没有兴盛啊！”随即对着他的嗣子康子说：“我死了，你必然接掌鲁国的政权；掌政之后，一定得请孔子回来。”过了几天，桓子死了，康子继承了卿位。丧事办完之后，想召孔子。公之鱼却说：“从前我们先君（桓子）用他没用到底，最后惹来别国的笑话，现在你再用他，如果又是半途而废，别国岂不又要笑话你。”季康子说：“那要召谁才好呢？”公之鱼说：“应该召冉求。”于是就派了专人来召冉求。冉求正要启程时，孔子说：“鲁国当局来召冉求，不会小用他，该会重用他的。”就在这一天，孔子说：“回去吧！回去吧！在我们家乡的那批孩子们，志气都大，只是行事疏略些；他们的质地文采都很美，我真不知道要怎样来剪裁调教他们才好。”子赣知道了孔子想回乡去，在送冉求时，据说就叮嘱他：“就职了，设法要他们来请老师回去！”

　　冉求回去后，第二年，孔子从陈国迁到蔡国。蔡昭公要到吴国去，是吴王召他去的。以前昭公欺骗他的臣子要把都邑迁到吴境的州来，现在即将应召前往，大夫们担心他又要搬迁，公孙翩就在路上把他射杀了。楚军来进犯蔡国。同年秋天，齐景公死了。

　　第二年，孔子从蔡国前往叶。叶公（楚大夫诸梁封邑在叶，僭称公）问孔子为政的道理，孔子说：“为政的道理在使远方的人归附，近处的人贴服。”有一天，叶公向子路问起孔子的为人，子路没回答他。孔子知道了就对子路说：“仲由！你怎么不回他说‘他这个人嘛，学起道术来毫不倦怠，教起人来全不厌烦，用起功来连饭也会忘了吃，求道有的高兴起来，什么忧愁都可忘掉，甚至于连衰老就将到来也不知道了’等等。”

　离开了叶，在回蔡的路上，长沮、桀溺两人一起在田里耕作。孔子看出了他们是隐居的高士，就叫子路前去向他们打听渡口的方位。长沮说：“那车上拉着缰绳的人是谁？”子路说：“是孔丘。”长沮说：“是鲁国的孔丘吗？”子路说：“是的。”长沮说：“那他该知道渡口在哪儿了。”桀溺随又问子路说：“你是谁？”子路说：“我是仲由。”桀溺说：“那你，是孔丘的门徒啰！”子路说：“是的。”桀溺说：“天下哪儿都是一样的动荡啊，但是又有谁能改变这种局势？况且你与其跟着那逃避暴君乱臣的人到处奔波，还不如跟着我们这种避开整个乱世的人来得安逸自在呢！”说着，就自管去下种覆土了。子路把经过情形报告了孔子，孔子怅然地说：“人总该有责任的，怎可自顾隐居山林，终日与鸟兽生活在一起。天下如果清明太平的话，那我也用不着到处奔走要想改变这个局面了。”

　　有一天，子路一个人走着，遇上一位肩上挑着除草竹器的老人。子路请问道：“你可看见了我的老师？”老人说：“你们这些人，手脚都不劳动，五谷也分不清楚，谁是你老师我怎么会知道？”只管拄着杖去除草。事后子路把经过告诉了孔子，孔子说：“那是一位隐士。”叫子路回去看看，老人却已走了。

　　孔子迁到蔡国的第三年，吴国进攻陈国。楚国前来救陈，军队驻扎在城父（楚邑，在今河南宝丰县东）。听说孔子住在陈、蔡两国的边境上，楚国就派了专人来聘请孔子。孔子正打算应聘前去见礼，陈、蔡两国的大夫就商议说：“孔子是位有才德的贤者，凡他所讽刺讥评的，都切中诸侯的弊病所在。如今他长久留住在我们陈、蔡两国之间，各位大夫的所作所为，都不合于仲尼的观点意思。现在的楚国，是个强大的国家，却来礼聘孔子；楚国如果真用了孔子，那我们陈、蔡两国掌政的大夫就危险了。”于是双方都派了人一起把孔子围困在荒野上，动弹不得，粮食也断绝了。随行弟子饿病了，都打不起精神来。孔子却照样不停地讲他的学，朗诵他的书，弹他的琴，唱他的歌。子路满怀懊恼地来见孔子，说道：“君子也会有这样困穷的时候吗？”孔子说：“会有的，只不过君子遭到困穷时能够把持自己，小人遭到困穷的话，那就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了。”子贡的神色也变了，孔子对他说：“赐啊，你以为我是多方去学习而把学来的牢记在心里的吗？”子贡说：“是的，难道不对吗？”孔子说：“不是的，我是把握住事物相通的基本道理，而加以统摄贯通的。”

　　孔子知道弟子心中有着懊恼不平，于是召子路前来问他说：“《诗》上说：‘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为什么偏偏巡行在旷野之中？难道是我的道理有什么不对吗？我为什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子路说：“想必是我们的仁德不够吧？所以人家不信任我们；想必是我们的智谋不足吧？所以人家不放我们通行。”孔子说：“有这个道理吗？仲由，假使有仁德的人便能使人信任，那伯夷、叔齐怎会饿死在首阳山呢？假使有智谋的人就能通行无阻，那王子比干怎会被纣王剖心呢？”子路退出，子贡进来相见。孔子说：“赐啊！《诗》上说：‘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为什么偏偏巡行在旷野之中。’难道是我的道理有什么不对吗？为什么我会落到这个地步？”子贡说：“老师的道理是大到极点了，所以天下人就不能容受老师。老师何不稍微降低迁就一些！”孔子说：“赐，好农夫虽然善于播种五谷，却不一定准有好收成；好工匠能有精巧的手艺，所做却不一定能尽合人意；君子能够修治他的道术，就像治丝结网一般，先建立最基本的大纲统绪，再依序疏理结扎，但不一定能容合于当世。现在你不去修治自己的道术，反而想降格来苟合求容，赐啊！你的志向就不远大了！”子贡出去了，颜回进来相见。孔子说：“回啊！《诗》上说：‘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为什么偏偏巡行在旷野之中。’难道是我的道理有什么不对吗？为什么我会落到这个地步呢？”颜回说：“老师的道术大到极点了，所以天下人就不能够容受。然而，老师照着自己的道术推广做去，不被容受又有什么关系？人家不能容，正见得老师是一位不苟合取容的君子呢！一个人道术不修治，才是自己的耻辱；至于道术既已大大地修成而不被人所用，那是有国的君主和执政大臣的耻辱了。不被容受有什么关系？人家不能容，正见得自己是一位不苟合取容的君子呢！”孔子听了欣慰地笑了，说道：“有这回事吗？颜家的子弟呀！假使你能有很多财富的话，我真愿意做家宰，替你经理财用呢！”于是差了子贡到楚国去，楚昭王便派兵前来迎护孔子，才免去了这场灾祸。

　　楚昭王想把七百里大有居民里籍的地方封给孔子。楚国的令尹子西（即公子申，昭王之兄）阻止说：“大王使臣出使到诸侯各国的，有像子贡这样称职的吗？”昭王说：“没有。”子西又问：“大王左右辅佐大臣，有像颜回这样贤能的吗？”昭王说：“没有。”子西又问：“大王的将帅，有像子路这样英勇的吗？”昭王说：“没有。”子西再问：“大王各部主事的臣子，有像宰予这样干练的吗？”昭王也说：“没有。”子西接着说：“况且我们楚国的祖先在受周天子分封时，名位只是子爵，土地是跟男爵相等的方五十里。如今，孔丘遵循三皇五帝的遗规，效法周公、召公的德业，大王如果用了他，那么楚国还能世世代代公然保有几千里的土地吗？想当初文王在丰邑，武王在镐京，以百里小国的君主，两代经营终而统一天下。现在孔丘如拥有那七百里土地，又有那么多贤能弟子辅佐，对楚国来说并不是好事。”昭王听了就打消封地给孔子的念头。这年秋天，楚昭王死在城父。

　　楚国装狂自隐的贤士接舆唱着歌走过孔子的车前，他唱道：“凤呀！凤呀！你的品德身价怎么这样低落？过去的已经无法挽回补正了呀！可是将来的还可以来得及避免的。罢了！罢了！现在从政的人都是很危险的啊！”孔子下了车，想和他谈谈，他却快步走开了，没能跟他说上话。于是孔子从楚国回到了卫国。这一年，是孔子六十三岁，也是鲁哀公的六年。

　　第二年，吴国和鲁国在缯（今山东峄县境）的地方会盟，吴王要求鲁国提供百牢（牛羊猪三牲俱备曰一牢）的礼献。吴太宰嚭召见季康子，康子就请子贡前去应对，经子贡据理力争才得免了。

　　孔子说：“鲁、卫两国的政事，真是兄弟一般的情况。”这个时候，卫君出公辄的父亲蒯聩不能继位，流亡在外，这件事诸侯屡次加以指责。而孔子的弟子很多都在卫国做官，卫君辄也想要孔子来佐理政事。子路就问孔子说：“卫君想要老师去帮他掌理政事。老师打算先做什么？”孔子说：“那我必定要先端正名分吧！”子路说：“有这回事吗？老师太迂阔不切实际了！有什么好正的？”孔子说：“你真是鲁莽啊，仲由！要知道名分不正，说出来的话就不顺当；说话不顺当，政事就没法成功；政事不成功，礼乐教化就不能推行；教化不能推行，刑法就无法适中；刑罚不适中，那老百姓就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所以，君子定下的名分，一定是可以顺当说出口；说出了的话，一定可以行得通。君子对他说出来的话，要做到没有一点的苟且随便才行。”

　　又过一年，冉有为季氏率领军队和齐国在郎亭（在今山东鱼台县东北）地方作战，把齐兵打败了。季康子对冉求说：“你对军事作战的事，是学来的呢？还是天生就懂的呢？”冉有说：“是向孔子学的。”季康子说：“孔子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冉有回答说：“想用他，要有光明正大的名分；即使向百姓公开宣布，或明告于鬼神，都要是没有遗憾的。如果是像我目前所到的这种情况，就是把千社（《索隐》：二十五家为社）这么大的地方给他，我们的老师也不会接受的。”季康子说：“我想召请他回来，可以吗？”冉有回答说：“如果真想召请他回来，就要信任他，不可让小人阻碍他，那是可以的。”这时卫大夫孔文子想攻打卫文公的后人太叔疾，向孔子问计。孔子推说不知道，随即招呼备车就离开了。说道：“鸟是选择树林子来栖息的，树林子哪能选择鸟儿呢？”文子无奈。正好季康子赶走了公华、公宾、公林这几个人，备妥了周到的礼节来迎接孔子，孔子就回到了鲁国。

　　孔子离开鲁国，一共经过了十四年的时间才又回到鲁国。

　　鲁哀公问孔子为政的道理，孔子回答说：“为政最重要的是选任好的臣子。”季康子也问孔子为政的道理，孔子说：“举用正直的人来矫治邪曲的人，这样就能使邪曲的人也变为正直的了。”（《论语·颜渊》篇作孔子答樊迟问知之语）季康子忧虑国内的盗贼多，孔子告诉他说：“如果你自己能不贪，就是给予奖赏，人们也不会去偷窃的。”然而鲁国终究是不能用孔子，孔子也不求出来做官。

　　在孔子的时代，周朝王室已经衰微，而礼乐的制度教化也废弛了，诗书典籍零散残缺。于是孔子探循三代以来的礼制遗规，理定书传的篇次，上起唐尧虞舜之间，下到秦穆公止，依照事类秩序加以编排。他说：“夏代的礼制，我还能讲述个大概来，只是夏的后代杞国已经不足取证了；殷代的礼制，我还能讲述个大概来，也只可惜殷的后代宋国已经不足取证了。要是杞、宋两国保有足够的文献的话，那我就能拿来印证了。”孔子考察了殷、夏以来礼制增损的情形后，说道：“以后就是经过百代，那变革的情形也是可以推知的。因承袭不移的是礼的精神本体，增损改变的是礼的文采仪节。周礼是参照了夏、殷两代而制订的，他的内容文采是那样的盛美啊！我是遵行周礼的。”所以《书传》、《礼记》是出于孔子的。

　　孔子对鲁国的大乐官说：“音乐演奏的过程是可以知道的。刚开始的时候，要八音五声齐全配合，接着乐音慢慢放开之后，要清浊高下和谐一致，又要宫商分明节奏清爽，更要首尾贯串声气不断，这样直到整首乐曲的演奏完成。”又说：“我从卫国回到鲁国之后，才把诗乐订正了，使雅诗、颂诗都能配入到原来应有的乐部。”

　　古代留传下来的诗原有三千多篇，到了孔子，把重选的去掉，选取可以用来配合礼义教化的部分。所取诗篇，最早的是追述殷始祖契、周始祖后稷的诗；其次，是歌颂殷、周两代盛世的诗；再次，是讽刺周幽王、厉王政治缺失的诗。而一切都要以男女夫妇的家庭伦常为起点，所以说：《关睢》这一乐章是《国风》的第一篇；《鹿鸣》是《小雅》的第一篇；《文王》是《大雅》的第一篇；《清庙》是《颂诗》的第一篇。三百零五篇诗，孔子都把它入乐歌唱，以求合乎古代韶乐（虞舜乐）、武乐（武王乐）以及朝廷雅乐、庙堂颂乐的声情精神。先王礼乐教化的遗规，到此才稍复旧观而有可称述。王道完备了，六艺也齐全了。

　　孔子晚年喜欢《易》，他阐述了《彖辞》、《系辞》、《象辞》、《说卦》、《文言》等。他读《易》很勤，以致把编书简的皮绳都弄断了三次。还说过：“再让我多活几年，这样的话，我对《易》的研究就可以文辞义理兼备充实了。”

　　孔子用《诗》、《书》、《礼》、《乐》做教材来教人，就学的门生大约有三千人，而精通六艺的有七十二人。像颜浊邹一般很受到孔子教诲却没有正式入籍的学生，为数也很不少。

　　孔子教导学生有四个项目：《诗》、《书》、《礼》、《乐》等典籍文献，生活上的身体力行，为人处事的忠诚尽心，待人接物的信实不欺。孔子戒绝了常人的四种毛病：不揣测、不武断、不固执、不自以为是。所特别谨慎的事是：祭祀前的斋戒、战争、疾病。很少轻易谈及的是利、命和仁（此句异说不止一种，今从何氏《集解》暂译）。孔子教人，如果不是心求通而未通的，是不去启发他；举述给他个道理，却不能触类旁通推演出相似道理的，就不再对他反复费辞了。

　　孔子在自己的乡里，容貌恭敬温厚，好似不大会讲话的样子。他在宗庙祭祀和朝廷议政时，却言辞明晰通达，只不过态度还是恭谨小心罢了。在朝中与上大夫交谈，态度中正自然，与下大夫交谈，就显得和乐轻松了。

　　孔子进国君的宫门时，低头弯腰以示恭敬；然后急行而前，态度恭谨有礼。国君命他接待贵客，容色庄重认真。国君有命召见，不等车驾备好就尽快出发前往。鱼不新鲜，肉已发味，或切割不合规矩的都不吃。不适当的位子，不就座。在有丧事的人旁边吃饭，从没有吃饱过的。在这一天里哭过，就不唱歌。见到穿麻戴孝的人、瞎子，即使是个小孩子，必然改变面容表示同情。

　　孔子说：“只要是有心向学，即使在三个人同行之中，必有可做我老师的。”又说：“德行的不修明，学业的不讲求，听到正当的道理不能随之力行，对于不好的行为不能马上革除，这些都是我忧虑的。”孔子听人唱歌，要是唱得好，就请人再唱，然后自己跟着唱起来。

　　孔子不谈论关于怪异、暴力、悖乱以及鬼神的一些事情。

　　子贡说：“老师所传授《诗》、《书》、《礼》、《乐》等方面的文辞知识，我们还得以知道；至于老师有关性命天道的深微见解我们就不得知道了。”颜渊赞叹地说：“老师的道术，我越仰慕它久了，越觉得崇高无比！越是钻研探究，越觉得它坚实深厚！看着它是在前面，忽然间却又在后面了。老师有条理有步骤地善于诱导人：用典籍文章来丰富我的知识，用礼仪道德来规范我的言行，使我想停止学习都不可能。即使是用尽了我所有的才力，而老师的道术却依然高高地立在我的面前。虽然尽想追随上去，但是却无从追得上！”达巷党（五百家为党）的人说：“孔子真是伟大啊！他博学道艺，却不专一名家。”孔子听了这话说道：“我要专于什么呢？专着驾车，还是专着射箭？我看是专着驾车罢！”琴牢说：“老师说过‘我没能为世所用，所以才学会了这许多艺能’。”

　　鲁哀公十四年的春天里，在大野（今山东钜野县北）地方狩猎。叔孙氏的车夫鉏商猎获了一只少见的野兽，他们认为是不吉利的事，孔子看了说：“这是一只麒麟。”于是他们就把它运了回去。孔子说：“黄河上再不见神龙负图出现，洛水中也不见背上有文字的灵龟浮出。圣王不再，我想行道救世，怕是没有希望了罢！”颜渊死了，孔子伤痛地说：“是老天要亡我了吧！”等他见了在曲阜西边猎获的麒麟，说道：“我行道的希望是完了！”孔子很感慨地说：“没有人能了解我了！”子贡说：“怎么没有人能了解老师呢？”孔子说：“我不抱怨天，也不怪罪人；只顾从切近的人事上学起，再日求精进而上达天理，能知道我的，只有上天了吧！”

　　孔子说：“不使自己的志气受到屈降，不使自己的身体受到玷辱，只有伯夷、叔齐两人了吧！”评论柳下惠、少连：“志气降屈了，身子也玷辱了。”评论虞仲、夷逸：“隐居在野，不言世务，行事合乎清高纯洁，自废免祸也权衡得宜。”又说：“我就跟他们的做法不一样。我不偏执一端，一切依情理行事，所以没有绝对的可以，也没有绝对的不可以。”

　　孔子说：“不成，不成！君子最遗憾的就是死后没有留下好声名。我的救世理想已经无法达成了，我要用什么来贡献社会留名后世呢？”于是根据鲁国的史记作了《春秋》一书：上起鲁隐公元年，下至鲁哀公十四年，前后一共包括了十二位国君。以鲁国为记述的中心，尊封周王为正统，参酌了殷朝的旧制，推而上承三代的道统。文辞精简而旨意深广。所以，吴、楚君自称为王的，《春秋》就依据当初周王册封时的等级，降称他们为“子”爵；晋文公召集的践土会盟（事在鲁僖公二十八年），实际上是周襄王应召前去与会的，《春秋》以为这事不合法统而避开它，改写成：“周天子巡狩到了河阳”。推展这类的事例原则，作为衡断当时人行事违背礼法与否的标准。这种贬抑责备的大义，后代如有英明的君王加以倡导推广，使《春秋》的义法得以通行天下，那窃位盗名为非作歹的人，就会有所警惕惧怕了。

　　孔子过去任官审案时，文辞上如有需要与人共同商量斟酌的，他是不肯擅做决断的。到他写《春秋》时就不同了，认为该记录的就振笔直录，该删削的就断然删削，就连子夏这些长于文学的弟子，一句话都参酌不上。弟子们接受了《春秋》之后，孔子说：“后世的人知道我是在扬圣王之道的，只有靠这部《春秋》；而怪罪我以布衣借褒贬来行王者赏罚的，也是因为这部《春秋》了。”

　　第二年，子路死在卫国（蒯聩夺位之乱）。孔子病了，子贡前来谒见，孔子正拄着手杖在门口慢步排遣，一见就说：“赐啊！你怎么来得这么迟呢？”孔子随即叹了一声，口里哼道：“泰山就这样崩坏吗？梁柱就这样摧折吗？哲人就这样凋谢吗？”哼完不禁淌了眼泪。稍后对子贡说：“天下失去常道已经很久了，世人都不能遵循我的平治理想。夏人死了停棺在东阶，周人是在西阶，殷人则在两柱之间。昨天夜里我梦见自己坐定在两柱之间，我原本就是殷人啊！”过了七天就死了。

　　孔子享年七十三岁，死在鲁哀公十六年（纪元前479年）四月的己丑日。鲁哀公对他悼辞说：“老天爷不仁慈，不肯留下这一位老人，使他抛开了我，害我孤零零的在位，我是既忧思又伤痛。唉，真伤心啊！尼父，我不再自拘礼法了！”事后子贡批评道：“鲁公难道要不能终老于鲁国吗？老师的话说：‘礼法丧失了就会昏乱，名分丧失了就有过愆。一个人丧失志气便是昏乱，失去所宜就是过愆。’人活着时不能用他，死了才来悼念他，这是不合礼的。诸侯自称‘余一人’，是不合名分的。”

　　孔子死后葬在鲁城北面的泗水边上。弟子们都在心里为老师服丧三年，三年的心丧服完，大家在道别离去时，都相对而哭，每人还是很哀痛，有的就又留下来。子赣甚至在墓旁搭了房子住下，守墓一共守了六年才离开。弟子以及鲁国的其他人，相率到墓旁定居的有一百多家，因而管那个地方叫“孔里”。鲁国世代相传每年都定时到孔子墓前祭拜，而儒者们讲习礼仪，乡学结业考校的饮酒礼，以及鲁君祭祀时的比射仪式，也都在孔子墓场（一云“冢”字当做家）举行。孔子的墓地有一顷大。孔子故居的堂屋以及弟子所住的房室，后来就地改成庙，收藏了孔子生前的衣服、冠帽、琴、车子、书籍。直到汉朝，二百多年来都没有废弃。高皇帝刘邦路过鲁地，用了太牢（牛羊猪三牲俱备）之礼祭拜孔子。诸侯卿相一到任，常是先到庙里祭拜之后才正式就职视事。

　　孔子生了鲤，字叫伯鱼。伯鱼享年五十岁，比孔子早死。

　　伯鱼生了伋，字子思，享年六十二岁。曾经受困于宋国。子思作了《中庸》。

　　子思生了白，字叫子上，享年四十七岁。子上生了求，字叫子家，享年四十五岁。子家生了箕，字叫子京，享年四十六岁。子京生了穿，字叫子高，享年五十一岁。子高生了子慎（子慎名或作斌，或作顺，或作傲，或作谦，疑莫能定，故史缺而不书），享年五十七岁，曾经做过魏国的相。

　　子慎生了鲋，鲋年五十七岁。做了陈王涉（即陈胜，秦末与吴广首义抗秦）的博士，死在陈这个地方。

　　鲋的弟弟子襄（梁玉绳云名腾），享年五十七岁。做过汉孝惠皇帝的博士，后来改任长沙王太傅（长沙太守，钱大昕云：惠帝时，长沙为王国，不得有太守，《汉书》云太傅是也）身高九尺六寸。

　　子襄生了忠，享年五十七岁。忠生了武，武生了延年和安国。安国做了孝武皇帝博士，又做到临淮郡太守，早年死了。安国生了卬，卬生了驩。

　　太史公说：《诗》上有言道：“像高山一般令人瞻仰，像大道一般让人遵循。”虽然我达不到这个境地，但心中总是向往着他。我读了孔子的遗书，想见得到他为人的伟大。到鲁去的时候，参观了仲尼的庙堂，以及他遗留下来的车、服、礼器；那些读书的学生，都还按时到孔子的旧家来演习礼仪。我一时由衷敬仰，徘徊留恋地不肯离去。自古以来，天下的君王贤人也算得多了，当活着时都很荣耀，到他一死就什么也没有了。孔子仅是一个平民，他的道统家世至今传了十几代，学者们都崇仰他。从天子王侯以下，凡是中国研讨六经道艺的人，都以孔夫子的话来做最高的衡断标准，真可说是一位圣明到极点的人了！

第三章 《中庸》

　（原为《礼记》第三十一章）

　　中庸为《四书》之第二部，本书下一章《大学》，为《四书》之第一部。《中庸》在儒家哲学里之重要性，由下面本文看来，是显而易见的。我之所以把《中庸》这部书置诸儒家典籍之首，即因为研究儒家哲学自此书入手，最为得法。研究儒家哲学时，《中庸》一书本身，可说就是一个相当适宜而完整的基础。《中庸》这部书，据早期权威学者所说，其作者为孔子之孙，曾子之门人，孟子之师，名叫子思。此外，据说《礼记》中的《坊记》、《表记》、《缁衣》，也是出诸子思之手。若将《孟子》与《中庸》二书的风格与思想相比，尤其是《中庸》之第一、七、八三节（见本书），其相似之明显，实属有目共睹，不容误认。而本书第七节中一部分，则在《孟子》一书中，竟完全重见。如果子思真是《中庸》的作者，他真不愧为孟子的良师，因为他的雏形观念之见于《中庸》者，竟生长成熟，在孟子的雄辩滔滔的口才中出现了。治学严谨之士，会在《中庸》与《孟子》的哲学中看出其脉络深深的关联。（见本书第十一章）

　　［原文］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语译］

　　天所赋予人的禀赋叫本性，遵循本性处世做事叫正道，修明循乎本性的正道，使一切事物都能合于正道，叫做教化。这个正道，是人不能片刻离开的，若能离开，就不是正道了。所以君子在无人看到之处要警戒谨慎，在无人听到的地方要恐惧护持。须知道，最隐暗看不见的地方，也是最容易发现的。最微细得看不见的事物，也是最容易显露出来的。因此，君子一个人独居的时候，是要特别谨慎的。

　　喜怒哀乐的情感还没有发动之时，心是平静而无所偏倚的，这叫做中；如果情感发出来都合乎节度，没有过与不及，就叫做和。中，是天下万事万物的大本；和，是天下共行的大道。人如能把中和的道理推而极之，那么，天地一切都各得其所，万物也都各遂其生了。

　　［原文］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

　　［语译］

　　孔子说：“君子的所作所为都合乎中庸之道，小人的所作所为都违反中庸之道。君子之所以能合乎中庸之道，因为君子能随时居于中道，无过无不及；小人之所以违反中庸之道，因为小人不知此理，无戒慎恐惧之心，而无所不为。”

　　［原文］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

　　［语译］

　　孔子说：“中庸的道理，真是至善至美啊！可惜一般人多不能实行这种道理，已经很久了。”

　　［原文］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

　　［语译］

　　孔子说：“中庸的道理之所以不能实行，我已知道是什么原因了：聪明的人过于明白，以为不足行，而笨拙的人又根本不懂，不知道怎样实行。中庸的道理之所以不能显明，我已知道是什么原因了：有才智的人做得过分，而没有才智的人却又做不到。犹之乎人没有不饮食的，但很少人能知道滋味。”

　　［原文］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语译］

　　孔子说：“中庸之道恐怕不能够行了吧？”

　　［原文］

　　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语译］

　　孔子说：“舜可算得是有智慧的人吧！他喜欢问别人的意见，而且对于很浅近的话也喜欢仔细审度；把别人错和恶的意见隐藏起来，把别人好的意见宣扬出来，并且把众论中之过与不及的予以折中，取其中道施行之于民众。这就是舜的道理吧！”

　　［原文］

　　子曰：“人皆曰‘予知’，驱而纳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语译］

　　孔子说：“人人都说‘我是聪明人’，可是被别人驱入网内、驱入机槛中或陷坑里，却不知道避开。人人都说‘我是聪明人’，可是自己选择的中庸之道，连一个月的时间还守不满呢。”

　　［原文］

　　子曰：“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语译］

　　孔子说：“颜回做人，能择取中庸之道，得到一善，就奉持固守而不再失掉。”

　　［原文］

　　子曰：“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语译］

　　孔子说：“天下国家（言其大）是可使之上轨道，官位和俸禄也可以辞掉不要，闪亮的刀也敢践踏上去，只是中庸之道不容易做到啊！”

　　［原文］

　　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

　　［语译］

　　子路问孔子什么是“强”。孔子说：“你问的是南方人的强呢？北方人的强呢？还是你自己的所谓的强呢？以宽宏容忍的道理去教诲人，能忍受无理的欺负而不报复，是南方人的强，君子能安于此道。披戴兵器甲胄，坐卧不离，至死不厌倦，是北方人的强，勇武好斗的人能安于此道。可是君子与人和平相处，不随流俗转移，这才是真强！守中庸之道，而无所偏倚，这才是真强！国家政治上轨道时，不改变贫困时的操守，这才是真强！国家无道时，至死也不改变平生的志节，这才是真强！”

　　［原文］

　　子曰：“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废，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

　　［语译］

　　孔子说：“追求隐僻的生活，做些怪诞的事，用以欺世盗名，后世也会有人称道，我可不会这样做。有些君子遵循中庸之道，可是走到半路就停止了，我可不能中止。君子依照中庸之道而行，即使隐遁山林而不为世人所知，也不懊悔，这只有圣人才能做到。”

　　［原文］

　　（子曰：）“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犹有所憾。故君子语大，天下莫能载焉；语小，天下莫能破焉。《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语译］

　　孔子说：“君子之道，用处很广，而道体隐微难见。即使没有知识的愚夫愚妇都可以知晓的道理，若讲到极精微之处，虽然是圣人，也有所不知。愚夫愚妇也是可以实行的道理，可是极精微之处，即使是圣人，也有所不能。天地是这样的广博正大，而人遭到自然灾害时，还感到不满。所以君子之道，讲到大处，天下都承载不了；讲到细微之处，天下也无人能识破其奥妙。《诗经》上说：‘鹞鹰一飞而上至天际，鱼儿一跃而下入深渊。’是说鹰与鱼上及于天下及于渊那自然而显著的性能。所以君子之道，自匹夫匹妇的简单生活起始，至其极致，能明察天地间的万事万物。”

　　［原文］

　　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诗》云：‘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执柯以伐柯，睨而视之，犹以为远。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余不敢尽。言顾行，行顾言，君子胡不慥慥尔！”

　　［语译］

　　孔子说：“道是离人不远的；人好高鹜远，反而使道与人远离，那就不足以为道。”《诗经》上说：“伐柯伐柯，取法眼前。”若执斧柄来削制另一个斧柄，斜着眼睛看看，还是觉得不相似，那是偏差错误了。所以君子只拿别人能知能行之自身本有的道理，作为法则，去教别人，使他改正即可。能做到尽己之心推己及人，中庸之道就不远了。凡是别人加之于我自身而我自己不愿意的事，也不要加之于别人身上。

　　“君子之道有四件事，我都没能做到一件：所求为子侍奉父母应做的那些事，我还没能完全做到；所求臣侍奉君王应做的事，我还没完全做到；所求做弟弟的敬兄长应做的事，我都没能够做到；所求对待朋友应做的，我也没有以身作则完全做到。平常的德行，应尽力实践，平常讲话，应力求谨慎，如有不周到之处，不敢不勉力去做；多余的话不敢全说出来。说话时要顾到能否做到，做事也要顾到所说的话，君子为何不努力笃行实践呢！”

　　［原文］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

　　在上位，不凌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

　　［语译］

　　君子就现在所处的地位做应做的事，不希望做本分以外的事。处在富贵的地位，做富贵时应做的事；贫贱时，做贫贱时应做的事；在夷狄的地位，做夷狄应做的事；处患难的地位，做患难时应做的事。君子守道安分，无论在何地位都是自得的。

　　处上位不欺侮在下位的人，处下位不攀附在上位的人。端正自己，对别人无所要求，自然没有什么怨恨。上不怨恨天，下不怪罪他人。所以，君子安于平易的地位以待天命到来，小人却要冒险妄求非分的利益。

　　孔子说：“射箭像君子的做人之道，射不中正鹄，不怪别人，只反求诸己，怨自己的功力不够好。”

　　［原文］

　　君子之道，譬如行远，必自迩；譬如登高，必自卑。《诗》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耽。宜尔室家，乐尔妻帑。”子曰：“父母其顺矣乎！”

　　［语译］

　　君子之道，如同走远路，必须从近处开始；如同登高处，必须从低处开始。《诗经》上说：“妻子儿女感情和睦，像弹琴瑟一样和谐。兄弟感情投合，其乐融融。使家庭和顺皆得其宜，使你妻子快乐。”孔子赞叹说：“这样，父母一定也很顺心乐意了！”

　　［原文］

　　子曰：“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诗》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显，诚之不可揜如此夫！”

　　［语译］

　　孔子说：“鬼神的性能，可算是到了极点！看他不见，听他无声，但他却是无处不在，像是具有形体之不能遗忘一样。使天下人，斋戒沐浴穿着整齐衣服，承奉祭祀，到处充满鬼神的灵气，好像就在头顶上，又好像在身边左右。

　　“《诗经》上说：‘神的来临，不可测度，怎么可以怠慢不敬呢？’鬼神之事本属隐微，却又如此明显，所以真实无妄的心，不能掩藏，必与此相同啊！”

　　［原文］

　　子曰：“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

　　“《诗》曰：‘嘉乐君子，宪宪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语译］

　　孔子说：“舜可算是大孝的人吧！论他的德性，已为圣人；论他的尊贵，已为天子；论他的财富，已有四海之大，世世受宗庙的祭飨，子孙永久保持祭祀不绝。所以，有大德之人，必定得到尊位，必定得到厚禄，必定得到美名，必定得到高寿。所以上天生育万物，一定因其材质而予以厚施；所以可栽种的予以培植，要倾倒的就只好任其倒下。

　　“《诗经》上说：‘善良而快乐的君子，有明显的美德，适合于民众，有益于民众，所以能承受上天赐予的福禄，上天保佑他，并赋予他重大的使命。’所以有大德的人，必然能受天命而为天子。”

　　［原文］

　　子曰：“无忧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为父，以武王为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缵太王、王季、文王之绪，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显名，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斯礼也，达乎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为大夫，子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为士、子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丧，达乎大夫；三年之丧，达乎天子；父母之丧，无贵贱一也。”

　　［语译］

　　孔子说：“无忧无愁的人，算只有周文王了吧！有王季做他的父亲，有武王做他的儿子；父亲做好基业，儿子又能继志述德。周武王继承太王、王季、文王的基业，灭了殷而得了天下，自身没失掉天下显扬的名声，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世世受宗庙的祭飨，子子孙孙永久保持祭祀不绝。

　　“周武王在晚年才受天命做天子，到周公才完成文王武王的德业，追加太王、王季的帝王谥号，并以天子的礼节追祀以前的祖宗。这种礼节，从天子到诸侯大夫，一直适用到士人百姓。如果父亲做大夫，儿子是士人，葬时就用大夫的礼节，祭时用士人的礼节；父亲是士人，儿子为大夫，丧时就用士人的礼节，祭时用大夫的礼节。旁系亲属的一年之丧，只到大夫为止；直系亲属的三年之丧，天子也须遵守；至于父母之丧，无论尊贵和卑贱，完全一样。”

　　［原文］

　　子曰：“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修其祖庙，陈其宗器，设其裳衣，荐其时食。

　　“宗庙之礼，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贵贱也；序事，所以辨贤也；旅酬下为上，所以逮贱也；燕毛，所以序齿也。

　　“践其位，行其礼，奏其乐；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宗庙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

　　［语译］

　　孔子说：“周武王和周公算是天下通称为能尽孝道的了！所谓孝，就是能继承先人的遗志，完成先人的事业。春秋祭祀，修好祖宗的庙宇，陈列出祖宗所藏的重要器物、祖宗穿过的衣服，并供献应时的食品。

　　“宗庙祭祀的礼节，就是要排列父子远近、长幼、亲疏的次序；排列爵位的次序，就是要分别官位的尊卑；排列各职事的次序，就是要分别子孙才能的高下；子弟们皆得举酒以敬长辈，就是要使卑下者也有居于先导的光荣。饮宴时，以毛发的颜色定坐位的上下，就是要分别长幼的次序。

　　“站在排定的位置，行祭祀的礼节，奏着祭祀的音乐；敬奉那些应该尊重的，爱护那些应该亲近的；侍奉死者如同侍奉生者一样，侍奉逝去的如同侍奉现存的一样，这就是尽孝的极致。

　　“祭祀天地的礼节，是为了侍奉上帝；祭祀祖庙的礼节，是为了祭祀祖先。明白了祭天地的礼节和天子宗庙大祭与秋祭的意义，治理国家，犹如把东西放在手掌上一样容易啊！”

　　［原文］

　　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

　　“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

　　“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

　　“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

　　“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眩；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

　　“齐明盛服，非礼不动，所以修身也；去谗远色，贱货而贵德，所以劝贤也；尊其位，重其禄，同其好恶，所以劝亲亲也；官盛任使，所以劝大臣也；忠信重禄，所以劝士也；时使薄敛，所以劝百姓也；日省月试，既禀称事，所以劝百工也；送往迎来，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远人也；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言前定，则不跲；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

　　“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语译］

　　鲁哀公问为政之道。孔子说：“周文王与武王的施政都记载在简牍上。但全在乎施政的人。他们在位时，他们的政教就能施行；他们死后，他们的政教也就作废了。以人施政之道，在使政教能推行快速；以地种树之道，在使树木能生长快速。以人施政，易见成效，如同地上蒲苇的快速滋长一样。

　　“因此，为政之道，在于得到人才，而得人才的方法在于修养自身，要修身必须重视天下人共守的法则，要修道必须依照万物得于天的自然本性。所谓仁，就是人性；以亲爱自己的亲人最为重大。所谓义，就是事事得其所宜，以尊敬贤德的人最为重大。亲爱亲人而有等差，尊敬贤者而有等级，就是从礼节所产生的。

　“所以，要治国的君子不可不讲究修身；要想修身，不可不侍奉双亲；要想侍奉双亲，不可不知道尊贤爱人；要知道尊贤爱人，不可不知道天理。

　　“天下共同遵从的道路有五条，而用以实行的功夫则有三种。我们说：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交往，这五种就是天下人共同遵从的道路。智慧、仁爱、勇敢，是天下人应有的德性。用来实行的那就是一个‘诚’字。这些道理，有些人天生的不待学习就知道，有些人是经过学习才知道的，有些人则是经过困勉苦学而后才知道的。等到知道时，则都是一样。有些人心安理得去实行，有些人为了利益才去实行，有些人则需要勉强才能实行，但一等到成功，则都是一样。”

　　孔子说：“喜爱研究学问接近智，能够努力行善接近仁，知道什么是羞耻接近勇。知道了这三样，就可以知道怎样去修身；知道怎样修身，就可以知道怎样治理别人；知道了怎样去治理别人，就可以知道怎样治理天下国家了。

　　“治理天下国家有九种不变的纲领，就是：修正己身，尊重贤人，亲近并爱护亲人，恭敬大臣，体恤众臣，爱民如子，招徕各种技工，善待远方来人，安抚列国诸侯。

　　“能修好己身，大道就可以树立；能尊重贤人，对于事理就不致疑惑；能亲爱亲人，伯叔兄弟们就不会有怨恨；能敬重大臣，临事就不会迷乱；能体恤臣下，才智之士就会竭力以图报效；能爱民如子，百姓就会自相勉效忠；能招徕各种工人，国家的财用就会充足；能善待远方的来人，四方的人自然都来归附了；能安抚列国诸侯，天下人自然畏服。

　　“斋戒明洁，正其衣冠，不合礼节的事不轻举妄为，就是修正己身的方法；不听诬陷好人的坏话，远离女色，轻视财物而重视道德，就是勉励贤人的方法；升高他的爵位，增加他的俸禄，同情他的爱好和厌恶，就是劝勉亲近亲人的方法；所属众多而便于差使，就是劝勉大臣的方法；待之以至诚，养之以厚禄，就是劝勉士众的方法；役使适时，赋轻征税，就是劝勉百姓的方法；经常查考工作，给予报酬与其工作相称，就是劝勉工匠的方法；欢送去的，欢迎来的，对有善行的予以奖励，对于才能薄弱的加以矜恤，就是怀柔远方人的方法；延续已绝的世系，振兴废灭的国家，有乱事的为之治平，有危难的予以扶持，诸侯的朝聘之礼使有定时，赏赐厚而纳贡薄，就是安抚诸侯的方法。治理天下国家经常不变的纲领有九项，而用以实行的方法只是一个‘诚’字。任何事情，事前有准备就可成功，没有准备就会失败。说话先有准备，就不会没理由站不住；做事先有准备，就不会遭遇困难；行为先有定夺，就不会出毛病；做人的道理先有定则，就不会行不通。

　　“在下位时，若得不到上级的信任，人民就无法治理；要得到上级的信任有其方法，若不为朋友所信任，就得不到上级的信任；要取得朋友的信任有其方法，若不能孝顺父母就不能为朋友所信任；孝顺父母是有方法的，若反省自身没有诚意，就不能孝顺父母。本身有诚意也有方法，若不明白至善之所在，自身也就不能有诚意了。

　　“诚，是天生的真理，实践此‘诚’字，是人为的真理。所谓‘诚’，是不须勉强而合，不须思维而得，一举一动都合乎道理，只有圣人才能做到。所谓实践之诚，那就要选择至善之道而坚守不渝才可以。

　　“要广博地学习，详细地求教，慎重地思虑，明白地辨别，切实地力行。不学习则已，既学习，不到学识渊博不止；不求教则已，既求教，不到彻底明白不止；不思考则已，既思考，不到想出道理不止；不辨别则已，既辨别，不到辨别明白不止；不实行则已，既实行，不到切实做到不止。别人学一次就会了，我学一百次；别人学十回就会了，我学一千回。一个人如果真能照这样做，即使是个笨人也会聪明起来的，即使是个柔弱的人，也会坚强起来的。”

　　［原文］

　　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

　　［语译］

　　由本性诚而自然明善，是天赋的本性；由明善而归于真诚，是人为的教化。有了诚就能明白道理，能够明白道理，也就做到诚了。

　　［原文］

　　唯天下至诚，则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语译］

　　只有天下之至诚圣人，能完全实行他天赋本性的极致；能尽他自己的本性，就能尽知他人的本性；能尽知他人的本性，就能尽知万物的本性；能尽知万物的本性，就可以赞助天地间万物的化育；能赞助天地间万物的化育，就可以与天地并立为三了。

　　［原文］

　　其次致曲，曲能有诚，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

　　［语译］

　　次于圣人一等的贤人，如能完全发挥其本性之善，亦能达到诚的地步；诚于中就会表现于外，形于外就显而易见，就会光辉发越，光辉发越，就可以感动人心，感动人心，就能转移习俗，转移习俗，就能化育万物。只有天下最诚的人，能做到化育万物的地步。

　　［原文］

　　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

　　［语译］

　　诚到极点，可以预知未来。国家将兴，必有吉兆；国家将亡，必有凶兆。发现在卜筮的蓍草和龟甲上，表现在人的动作仪态上。祸福将要来临，是福，必会先知道；是祸，也可预先知道。所以至诚之人，犹如神明一样。

　　［原文］

　　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

　　［语译］

　　诚，为完成自己人格的要件；道，则是引导自己走向正当行为的道路。诚，为自然之理，万事万物的始终本末都不能与之相离，没有“诚”，万事万物也就不存在了。所以，君子把“诚”看得特别宝贵。诚，并不仅在完成自己，而且要成就万事万物。成就自己的人格叫做“仁”；成就万事万物，叫做“智”。仁与智植根于人的本性。因之，内外才能合而为一，随时施行都是适宜的。

　　［原文］

　　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如此者，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无穷也，日月星辰系焉，万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广厚，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广大，草木生之，禽兽居之，宝藏兴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测，鼋鼍蛟龙鱼鳖生焉，货财殖焉。

　　《诗》云：“维天之命，于穆不已。”盖曰，天之所以为天也。“于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盖曰，文王之所以为文也，纯亦不已。

　　［语译］

　　所以至诚之道永不间断。不间断，自然会持久；诚于中者既久，自然征验于外；征验彰著，自会悠远而无穷；悠远无穷，则积为广博深厚；广博深厚，则高大而光明。博厚才能承载万物，高明才能覆盖万物，悠久才能化成万物。博厚可以比地，高明可以比天，悠久才能使万物发展。厚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配无疆之广。如此，不自我显示而自然彰明显著，不动作而自然感人化俗，不必有所施为，而自然有所成就。

　　天地之道，可以一句话说完，就是：造物者诚一不二，化生万物有难测之妙。天地之道是：广博、深厚、高大、光明、遥远、长久。现在比方说天，不过是光亮一点一点所积累，说到那无穷的天体，悬挂着日月星辰，覆盖着地上的万物。若说地，不过是一把泥土所积累，等形成博厚的大地，却载着华岳那样高山而不觉其重，收着河海那么多水而不泄漏，万物都载在上面。再说山，不过是拳大的石块所积累，等到形成广大之后，草木生长在上面，禽兽也栖止在上面，蕴藏的宝物也从中发掘出来。再说水，不过是一勺一勺的水所累积，可是等到大不可测，鼋鼍蚊龙鱼鳖都生长在里面，货物财富也生产出来。

　　《诗经》上说：“上天的道理，是深奥而运转不息的啊！”这就是天之所以成为天的道理吧。又说：“这不是很明显吗？文王的德性是如此纯一而彰著。”这就是文王所以尊谥为“文”的道理吧。纯一，也就是行健不息的意思。

　　［原文］

　　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学问，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与！

　　［语译］

　　圣人的道理真是伟大！充满于天地之间而发育万物，其崇高可与天相比。其大无所不包啊！包括了大的礼则有三百种之多，小的仪节有三千种之多，等待那有才有德的人出来而后实行。所以说：没有伟大德性的人，无法成就伟大的道理。因此，君子恭敬奉持着所禀赋于天的性理，同时讲求学问而求知，使德性与学问臻于广大精微的境界，虽然到达了高明的地步，而遵从中庸的大道。致知方面，从温习旧学而增进新知；修德方面，敦厚自身的纯一心志，以崇尚礼仪。所以，在上位而不骄傲，处卑贱也不犯上作乱。国家有道时，他的言论可以振兴国家；国家无道时，他的渊默足以见容于乱世。《诗经》上说：“既明达而又有智慧，以保全自身。”就是这个意思吧！

　　［原文］

　　子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

　　“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

　　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

　　［语译］

　　孔子说：“笨拙的人偏偏自以为是，卑贱的人偏要任性而为；生在现代，要实行古法，这样人，一定会自招其祸的。

　　“不是天子，不可以议论礼法的是非，不可以创制法度，不可以校订文字。现今，天下一统，车辙宽度相同，写的文字相同，行为的法礼相同。即使在天子之位，如无圣人之德，也不敢制礼作乐的；即使有圣人之德，而不在天子之位，也是不敢制礼作乐的。”

　　孔子说：“我喜研究夏代的礼法，可是夏代之后杞国所行的，不足以证明就是正确的夏礼。我学殷代的礼法，如今在宋国尚保存一部分。我也研究过周代的礼法，就是现在通行的，我依从现行的周礼。”

　　［原文］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过矣乎！上焉者，虽善无征；无征，不信；不信，民弗从。下焉者，虽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从。故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知人也。

　　是故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远之则有望，近之则不厌。

　　《诗》曰：“在彼无恶，在此无射，庶几夙夜，以永终誉。”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誉于天下者也。

　　［语译］

　　君临天下有前述三件大事。做好这三件事，就不会有多大差错了。在上位的，夏、商两朝礼法虽然很好，但因年代久远，无从考证；既已无从考证，就无法使人相信；不能使人相信，百姓就不会遵从了。在下位的，虽然善于礼法，因为其位不尊，也不能取信于人，百姓也就不会遵从了。所以，君临天下的人，必须以自身的德性为根本，再察看人民的信任，查考夏、商、周三代的制度而准确无误，建立于天地之间而不背逆天道，质问鬼神而无疑误，到百世以后圣人出来而无怀疑。质问鬼神而无疑心，知道已合乎天理；到百世以后圣人也不会疑惑，知道已顺乎人情了。因此君临天下者，其举动可以世世为天下的常道，其作为可以世世为天下人的法度，他的话可以世世做天下人的准则。远处的人仰慕他，近处的人不厌恶他。

　　《诗经》上说：“彼处无人厌恶，此处无人怨恨，他能早晚不懈，永保美誉。”君子不这样做，而能在天下享有美好的名誉，是绝无此理的。

　　［原文］

　　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譬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譬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

　　［语译］

　　孔夫子远绍唐尧虞舜之道，近宗文王武王之法，上顺天时自然运行的法则，下合水土滋生之本性。比如天地的无所不载，无所不覆；比如四季的更迭，日月的交替。万物同时生长而不相妨害，道理一齐实行而彼此不相抵触。小的德性，则协力分工，有如诸细水汇而为川；大的德行，则敦厚化育；这足见天地之伟大。

　　［原文］

　　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智，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

　　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

　　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

　　［语译］

　　只有天下最伟大的圣人，能具有聪明睿智之才，始可以君临万民。宽柔温和，足以包容万物；刚强弘毅，足以坚持固执；庄严而能自省，持中而不偏，足以使人敬重；多才宏通，足以明辨是非。

　　广博无所不包，渊深而富有活力，能应时施行。人见其仪容而无不敬仰，人闻其言论而无不听从。

　　其声名洋溢中国，传及国外。凡舟车所至，人力所到之地，日月所照，霜露所沾之处，人人皆尊敬，人人皆爱戴。所以说其德性足以与天相比拟。

　　［原文］

　　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语译］

　　唯有天下至诚的圣人，能定天下之常法，立天下之大德，通晓天地化育万物的真理，此乃至诚之力，难道还别有所依赖而后能吗？其仁心诚诚恳恳，其沉静如深渊，其广大如太空，若非聪明智慧有天赋圣德，何人能了解此等深奥道理呢？

　　［原文］

　　《诗》曰：“衣锦尚絅。”恶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暗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可与入德矣。

　　《诗》云：“潜虽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内省不疚，无恶于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见乎！

　　《诗》云：“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动而敬，不言而信。

　　《诗》曰：“奏假无言，时靡有争。”是故君子不赏而民劝，不怒而民威于鈇钺。

　　《诗》曰：“不显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笃恭而天下平。

　　《诗》曰：“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子曰：“声色之于以化民，末也。”

　　《诗》曰：“德輶如毛。”毛犹有伦。“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

　　［语译］

　　《诗经》上说：“穿彩色绸衣，外罩衣褂。”因嫌绸衣的纹彩太鲜明了。君子的为人之道，外表纹彩不露，日久自然渐渐露出来。小人的为人，外表纹彩鲜明，日子久了，就渐渐消暗了。君子做人，看来平淡并不使人厌恶，看来简素却有文采，看来温和却明辨是非。知远事之近因，知风之来处，因微而知著。明白此等道理，就可进入道德之门了。

　　《诗经》上说：“躲藏起来，似乎看不见了，其实，还是非常明显。”所以君子无有过失，无愧于心。君子之令人比不上，正在别人看不见之处啊！

　　《诗经》上说：“独居室内深处，依然无愧于心。”所以君子不必有行动，人就尊敬他；不必说话，人就信任他。

　　《诗经》上说：“求神来享，肃然无言。”所以君子不必奖赏，而人民自知相勉向善，不必发怒，而人民畏惧，胜过畏惧刀斧。

　　《诗经》上说：“彰明德行，诸侯自然效法。”故君子只要笃诚恭敬，天下自然太平。

　　《诗经》上说：“我喜爱你以德化民，而不用厉声厉色。”孔子说：“用厉声厉色去感化人，那是最下等的办法。”

　　《诗经》上说：“化民之德，轻如羽毛。”可是羽毛虽轻，还是有其大小可比；而《文王篇》所说：“上天行四时化育万民，无声无味。”真是至高无上了。

第四章 《大学》

　《大学》原为《礼记》之一章，今列为《四书》之一部，因为列为《四书》中之一部，以前中国学童读《四书》时，皆自《大学》一书开始。《大学》与《中庸》背后的哲学意义，对学童并不重要，自然非七八岁的学童所能了解，然此书必须精读熟记，以备将来之用。关于本书之重要性，宋儒理学家程伊川曾说：“《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

　　“大学”一词，理雅格（JamesLegge）氏英译为TheGreatLearning；辜鸿铭译为TheHigherEducation，意为“高等教育”，更为正确。以前中国适于读“大学”的年龄，似乎相当于读美国的“专科学校”（JuniorCollege）。《礼记》一书有一章把古时王子贵族的学制叙述得很明白，即本书中第九章。《礼记》之第八及十二两章对古时教育制度犹有进一步的说明，本书并未选入。整个儒家的教育观点，似乎认为教育系为“士”（上等社会之知识分子）而设，日后以便为君主治理国家，或辅佐帝王以济世为政，因此在讨论教育时，始终皆以治国为宗旨。《大学》一书似乎是专为教育王子贵人而作，所以书名称为《大学》，而“大学”即王子贵人受教育之所。“君子”一词在《大学》中当然甚为通用，照字面看，“君子”者，“君王之子”也，亦即“王子”，后来渐渐为“士绅”（Gentleman）之称。此书内容所论，实际上，是以个人生活的修养（修身）与治国平天下为中心，也可以说以伦理与政治为主旨。

　　本书曾由宋儒朱熹改编，将一整节文字的顺序提到前面，使全文涵义更为清楚。原来段落前后错乱，是早年将竹简误排之故，因以前竹简是用皮条串入竹简洞口而成捆收存的。我认为朱熹的改编令人敬佩，故本书采用朱本，但他似乎不曾注意到原来错乱的缘故。以致在他调动顺序的一部分，转折之处遂显得不够自然，也因而有两行完全相同。那就是“此谓知本”这一句。此句之后，又有同样一句“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朱熹是把第二句“此谓知本”与随后的“此谓知之至也”看做是一段遗失文字的结语，于是他随即擅自代为补上那一段，借此机会把宋儒以冥想为格物致知的道理插入书中一些。也因此完全改变了格物致知的方法与对象，这也引起无尽无休的争辩与臆测。我曾将汉朝郑玄的《大学》原文与朱熹的版本比较，所得到的结论是，错误的由来是那相同的两句“此谓知本”，原来在那段文字里是分开的。但因为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那些幸未罹难得以硕果仅存的老儒生，是全凭心中记诵记录下来，因而联系错误自然难免，就犹如现今排字房犯这类错误一样。由郑玄的版本中原有的错误推论起来，根本并没有什么“阙文”，只是因文句错乱而起，在句中所讨论的“格物致知”只是限于人性与人心的活动，并未涉及物质界的宇宙。这一层由随后我改编的《大学》正文中即可一目了然。朱熹将全章予以前后调动，我仍保持其原来顺序，未予更动；只是把原来承上启下的那个雷同的句子，改放在我认为适当的所在而已。

　　［原文］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语译］

　　高等教育的目标在于保存人高尚的品格，在赋予人民新的生命，在止于完美之境。

　　知道止于完美的境界之后，对人生才有固定的宗旨。对人生有了固定的宗旨，才能得到心境的宁静。得到心境的宁静之后，才能安然自处。能安然自处，才能用心思考。能思考，才能有所知。物体之组织是由基础及高层所构成，而每件事务之演变上也是有其开始，有其终结的。因此了解事物之正常关联的顺序，乃是智慧之始。

　　先贤凡是要保存普天下人那清新的品德的，必要先把本国人民的生活纳入正轨。要想把本国人民的生活纳入正轨，必须先把家庭生活整顿好。要想把家庭生活整顿好，就须要先修养个人的生活。要修养个人的生活，必须先把心放端正。要把自己的心放端正，必须使自己的本意发乎真诚。要使自己的本意发乎真诚，必须获取真知，而真知在于研究万事万物。将万事万物研究之后，便有了真知；有了真知，其本意便能发乎真诚；本意能发乎真诚，内心便能放得端正；内心放得端正，个人的生活便可有了修养，个人的生活修养好，而后家庭生活才能整顿好；家庭生活整顿好之后，国民的生活才能上轨道；国民生活上了执道，整个天下才能太平。上自帝王，下至庶民百姓，必须把个人生活的修养看做一切的基本。基本不好，其上层好者，是绝不可能的。树的主干瘦弱，而其上面枝叶茂密者，天下也绝无此事。

　　［原文］

　　《康诰》曰：“克明德。”《太甲》曰：“顾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

　　《诗》云：“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诗》云：“缗蛮黄鸟，止于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诗》云：“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

　　《诗》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终不可喧兮。”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傈也；赫兮喧兮者，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可喧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诗》云：“于戏前王不忘！”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

　　［语译］

　　《尚书·康诰》说：“惟我文王能使自己的品德清新。”《尚书·太甲》说：“惟我先王成汤，常常顾念上天的明命。”《尚书·尧典》说：“惟我帝尧能使自己的崇高品德清新。”这些都是讲古代的帝王是从自明其德性开始的。

　　成汤的《盘铭》说：“如果使自己新鲜，就应整天使自己新鲜，每天使自己新鲜。”《康诰》说：“使周人变成新民族。”《诗经·文王》说：“周虽然是个旧国家，接受的天命是新的。”所以，君子在所有时间都尽自己最大的力量。

　　《诗经·玄鸟》说：“王者的都城地方千里，百姓都居住在这里。”《诗经·缗蛮》说：“嘤嘤鸣叫的黄鸟，都栖息在树多的小阜上。”孔子说：“对于栖息，鸟都知道该栖息在什么地方，难道人可以不如鸟吗？”《诗经·文王》说：“穆穆然深远的文王，他的德性总是光明，事事小心恭敬。”文王为人民的君王，保持着仁爱之心；为君王的臣，尽心奉职不敢疏忽；在家里是儿子，侍奉父母一片孝心；当父亲的时候，教诲儿子非常慈爱；与别人交往的时候，言语句句诚实。

　　《诗经·淇澳》说：“看那淇水弯曲之处，青绿色的竹子多么美丽茂盛！我们那文采斐然的君子，学问何等精细，切削过似的，打磨过似的，严密刚强，威严光辉啊！文采斐然的君子，百姓终身不能忘记呀！”这如切如磋的话，是说的学习的道理；如琢如磨，是说的自修的道理；瑟兮僩兮，是说战战兢兢，一刻不敢马虎；赫兮喧兮，是说恭敬之心在内，威仪表现于外；有斐君子，终不可喧兮，是说道德完善到了最高境界，百姓终身不能忘记。

　　《诗经·烈文》说：“伟大啊！从前的文王和武王，虽然逝去久远了，后世人永远思念不忘！”后世君王尊敬前代贤明的模范，敬爱他们的亲人；后世人民享受太平的幸福，享受遗留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后世人追思不已的缘故。

　　［原文］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语译］

　　孔子说：“听断诉讼，我也和别人一样不算难事，我们的目的是要完全没有诉讼。于是那些犯了错误的人就会羞于为自己辩护，人民就怀着敬畏之心。”这就叫做知道事物的根本。这就叫做达到真知。

　　［原文］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揜其不善，而着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

　　［语译］

　　所谓使自己的心意诚实，就是不要自己欺骗自己，如同厌恶恶劣像厌恶臭味一样，喜爱善良如同喜爱美人一样。这就叫做满足自己的心意。所以君子必然非常谨慎地对待他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普通的人在平时无人独处时做坏事，可以无恶不作；看见诚实的君子就会内心不安，尽量掩饰，假装在做好事。其实别人看他，就像看清他的肝脏和肺脏一样，一目了然，这种欺骗有什么用呢！这就叫做内心是什么样的，表现出来的也会是那样，所以君子必然十分谨慎地对待他一人独处的时候。曾子说：“不要说无人看见，十只眼睛看着呢；不要说没人指出，十只手指指着呢。多么严格呀！”财富可以使屋子华美，德性可以使人身体充实，心地宽广。所以，君子必然要使自己的心意出于至诚。

　　［原文］

　　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

　　［语译］

　　修养个人的生活在于把自己的心安放端正。心里有愤怒，心就不能安放端正；心里有恐惧，心就不能安放端正；心里受着喜好的牵累，心就不能安放端正；心里有忧患，心就不能安放端正。端正虚静的心已经不在了，就会看事物视而不见，听声音听而不闻，吃东西也不知道它的味道。这就是修养个人的生活在于把心安放端正的原因。

　　［原文］

　　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故谚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

　　［语译］

　　整顿好家庭在于修养个人的生活。人对于他所亲爱的人会失之于偏颇，对于他所认为低贱厌恶的人会失之于偏颇，对于他所敬畏的人会失之于偏颇，对于他所怜悯的人会失之于偏颇，对于他所姑息或骄纵的人会失之于偏颇。所以说，喜爱的而又知道其中有恶劣之处，讨厌的而又知道其中有美好之处，这样无偏颇的态度天下少见！所以谚语说：“人是没有知道自己的儿子的坏处的，是没有知道自己的庄稼茂盛的。”这就是说个人的生活没有修养好，是不可以整顿好他的家庭的。

　　［原文］

　　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康诰》曰：“如保赤子。”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偾事，一人定国。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国在齐其家。

　　《诗》云：“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其仪不忒，正是四国。”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谓治国在齐其家。

　　［语译］

　　治理国家的生活首先在于整顿好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家人都无法教育好，反而能教好别人的，绝没有这个道理。所以君子不一定走出自己的家庭，他的文化榜样延伸而感化一个国家。孝道是用来侍奉君主的，悌道是用以侍奉兄长的，慈爱是用来治理百姓的。《尚书·康诰》说：“就像母亲爱护初生的婴儿一样。”从来没有一个姑娘是先学会养孩子而后嫁人的。如果你的本能是健全的，即使不能完全达到目标，也不会离得太远。一个家庭学会了仁爱，一个国家就会学到仁爱；一个家庭学会了谦让，一个国家就会学到谦让；一个家庭贪婪狠戾，一个国家就会不守法纪。事物的法则就是如此。这就是所谓“一句话可以破坏一件事，一个人可以使国家安定”。尧舜为天下做出了仁爱的表率，人民就会学习他；桀纣给天下做出了残酷的样子，人民也会模仿他。他们的命令如果和他们的行为相反，百姓就不会听从。所以，君子必须先要求自己然后要求别人，自己没有过恶然后才去责备别人的过恶。在他自己的身上不采用推己及人的怒道，反而能影响别人明白宽怒的道理，这样的事情是不会有的。所以治理一个国家的生活在于整顿好自己的家庭。

　　《诗经·桃夭》说：“桃花那样的艳丽，桃叶婆婆多美盛！那个女儿嫁到了夫家，一家和睦真安宁。”做到了全家和睦安宁，然后才有资格做一国的榜样教导别人。《诗经·蓼萧》说：“和睦的家庭敬爱兄长爱护弟弟。”敬爱兄长爱护弟弟，然后才有资格做一国的榜样教导别人。《诗经·鸣鸠》说：“君主的礼仪丝毫不差，就能使一国井然有秩序。”君主的行为足够成为父亲、儿子、哥哥、弟弟的榜样，而后百姓自然会效法他。这就叫做治理一个国家的生活在于整顿好自己的家庭。

　　［原文］

　　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

　　《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主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

　　《诗》云：“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有国者不可以不慎，辟则为天下僇矣。

　　《诗》云：“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仪监于殷，峻命不易。”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康诰》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矣。

　　《楚书》曰：“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舅犯曰：“亡人无以为宝，仁亲以为宝。”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断断兮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实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孙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通，实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诸四夷，不与同中国。此谓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命也；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过也。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

　　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

　　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菑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语译］

　　恢复天下太平在于治理国家的生活。当权的人尊敬老人，普通的人也就知道当好儿孙；当权的人敬重长辈，普通的人也就知道尊重和友爱；当权的人仁爱幼弱和无助的人，普通的人也就不会做出相反的事情。这就叫做君子有规范自己行为的测度的标准。一个人憎恶来自上面的东西，就不要用来对付自己的下面；憎恶来自下面的，就不要用来服侍自己的上面；憎恶来自前面的，就不要放在后面的前面；憎恶来自后面的，就不要放在前面的后面；憎恶来自于右面的，就不要用来对付左面；憎恶来自左面的，就不要用来对付右面。这就叫做絜矩之道。

　　《诗经·南山有台》说：“人民悦乐的君主，是百姓的父母。”普通人喜欢的君主就喜欢，普通人憎恶的君主就憎恶。这就叫做人民的父母。

　　《诗经·节南山》说：“庄严的南山啊，岩石莽莽。威严的师尹，人民瞻仰！”执掌国家的当权者万万不能不小心谨慎；一旦偏颇，就引起天下人的抨击。

　　《诗经·文王》说：“殷朝还没有丧失人民的时候，能够配对上帝。应该吸取殷朝的教训，保持天命不容易。”这说的是得到人民的，就得到国家；丧失人民的，就会丧失国家。这就是为什么君子首先注重自己的德性。如果他有德性，就会有人民；如果有人民，就会有土地的权力；如果有土地的权力，就会有财富；有财富，就能有用度。德性是根本，财富是结果。如果君主忽视根本，而企求额外的财富，就会导致人民互相争夺和竞争利益。所以君主积累自己的财富，就会失去人民；君主分散个人的财富，就能获得人民。如果一个人言词狡诈和欺骗，就会得到言词狡诈和欺骗的回答；如果他的财富是欺骗得来的，也会由欺骗的方法而失去。

　　《尚书·康诰》说：“天命不是固定不可改变的。”好的君主就能得到天命，不好的君主就会失去天命。《楚书》说：“楚国没有财宝，做好事才是我们楚国的财宝。”逃亡的晋国公子的舅舅狐偃说：“我们逃亡的公子没有财宝，只有对同宗人的感情联系是他的财宝。”

　　《尚书·秦誓》秦穆公说：“我假若有那么一个大臣，朴实真纯，不假装有别的本领，心性淡然寡欲，豁达大度能包容一切。看见别人有才能，就像他自己有那种才能一般；看见别人英俊聪明，心里喜爱；不但能像从他的口里称赞的一样，而且确实能够容纳贤才，就将是一个能辅佐国家的人，他会保护我的子孙和黎民百姓。假若这个大臣，别人有才能，就妒忌和憎恨；别人俊美聪明，就设法压抑使之不能发达，实在不能容纳人，也就不能保护我的子孙和黎民百姓，这样的人对国家是很危险的。”只有仁德的君主才能驱逐那等邪恶的臣，把他赶到四方夷狄地方，不让他和我们同住在中国。这就是说只有仁德的人才能爱别人，也才能恨别人。看到贤德的人君主不能任用，即使任用又不是尽早任用，就是怠慢或没有尽到君主的责任。看见坏人而不能退黜，退黜了又不能驱逐到远方，就是软弱。喜爱别人厌恶的，厌恶别人喜爱的，就叫做违反人的自然本性，灾难必然落在他的身上。于是我们看到作为君主的基本原则：必定是忠实和诚信才能保持他的统治，骄傲而又生活放纵就会失去他的统治。

　　积累财富有其基本原则，即：如果有很多财富的生产者，只有很少的消费者，如果人很快地挣钱，而花费缓慢，那么财富就总会是充足的。仁义的人用他的财富发展其人品，不仁义的人则发展财富于他个人的消耗。从来不曾有过君主好仁德，而他的目标会失败于好义的臣民；从来不曾有过人民好义，而国家事务不能贯彻完成的；也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国家财富集聚在国库里，君主不能继续占有的。

　　孟献子说：“士人一变成大夫已经保有马匹和车辆，就不再照看鸡和猪了；丧祭用冰的卿大夫之家，就不再养牛和羊了；拥有百辆车子的贵族之家，在他的家里就不应该保有强夺收税的家臣。宁可有一个偷盗他的财货的管家人，也比有一个强夺收税的家臣为好。”这就是说国家的物质兴旺不在于物质的兴旺，而在于正义的兴旺。

　　掌握政府的首脑而依赖聚敛财富的，是因为任用小人而造成的。他想要做好，但是小人管理着国家，带来了国家的灾难，所有的善意都没有达到目的。这就是说国家的物质兴旺不在于物质的兴旺，而在于正义的兴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