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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讨论的话题，可能稍微有点沉重。 A： 我出生在一个非常贫困的山区，全家年收入不到3000元。初中毕业以后，父母便让我回家务农； B： 我出生在一个七线小县城，没考上大学便跟着邻居去了沿海城市打工，换了七八份工作后，仍然在做收银、外卖一类的岗位上； C： 我出生在一线城市，45岁之前都在国企工厂流水线上作业。忽然涌入大量外来人口，一方面引进科研人才导致流水线所需的工人变少，另一方面外来人口愿意接受更低的工资，我的饭碗说没就没了。 以上三种情况，你觉得哪一种更可怕？再进一步想，如果真的是你，你该怎么办？ 我曾经跟朋友讨论过“付出是否就有回报”的问题。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每个人起点不同，怎可奢望一样的终点。农村的孩子面对的压力、掌握的资源、可想象的选择，都没法跟大城市的小孩比。 朋友反问我，就算不出生在农村，又有大小城市之分；就算都在大城市，又有贫富之分；就算都衣食无忧，又有个人资质或家族势力之分。资源永远不可能均匀分配，你在任何一个位置上，都必然会感受到各种各样的无奈和限制。这个问题，后来我在这篇文章里也谈过： 既然每个人注定情况不同，那么“人人生而平等”，在讨论的究竟是什么？ 最近在读的一本书中，有这样一段论述： 一个人是否可能在健康、智慧、情绪平稳和其他品质上都明显地、可得以证实地低于他人，而在本质上与其他每一个人平等？当我们说每个人都有内在的尊严，或每一个人都应该被当做目的而不只是一种手段来对待时，我们似乎就是在阐述这种观念。 再结合当年跟朋友讨论的结果，便是： 我们作为微观个体，去接受那些自然的不平等，比如：
但坚信内在本质的平等：
同样这句话，也许有人觉得悲怆，有人觉得热血。 但这是我们能做的最好选择。 人生虽然有很多不公平，但还是好得很。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部豆瓣上9.1分的纪录片，叫《含泪活着》。 主人公叫丁尚彪，1954年出生于上海，小学毕业后就插队落户，1981年调回上海。回到上海后第八年，月薪不到100元，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只能算是“三等公民”。 1989年，用5角钱买了一份日语学校资料，学校学费42万日元，于是怀揣女儿能拥有好的教育的梦想，他35岁离开妻儿，负债赴日留学。 来到北海道后，他发现那个地方太偏僻，连日本年轻人都待不下去，于是他逃到东京，此后一待就是15年。期间他一个人打好几份工，平时省吃俭用，最终靠一己之力供女儿去美国读书。 因为在日本算黑户，15年间他从未回国。 赴日7年后得见女儿，见面时间不到24小时； 赴日13年后得见妻子，见面时间不到72小时。 丁尚彪在片中哭了3次，前2次都在同一列轻轨上，分别送妻儿离开，最后一次是离开日本的飞机上，他眼含热泪，双手合十——任务完成了，女儿顺利在美国成为一名医生，他终于可以回家了。回家时，他已经50岁，头发稀疏、门牙脱落，腰背不直。      太拼了。这是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 确实，35岁-50岁这样正当壮年的黄金岁月，与家人长达15年的分居，非一般人可以忍受。在纪录片中，老丁在日本过着苦行僧一般的生活，然而他最励志的地方并不在于吃苦耐劳。 世界上比老丁艰辛的人多的是，那些拾荒者、乞丐、流浪汉谁不是“含泪活着”，他们的遭遇会让你同情，但绝不会让你感动。 感动之余，却没有几个人愿意与他交换人生。父亲与丈夫的角色长期缺位，像机器人一样做多份重复性高的体力劳动，每个家族突破阶层都需要有人做出巨大的努力和牺牲，你是否愿意做那个牺牲者？又或者，你用怎样的思维寻求解决方案？ 由于时代的原因，老丁小学毕业后就去农村插队落户，像他这一代人历史上有个称呼叫“知识青年”（知青），其实他们最缺乏的就是“知识”。 所以老丁一回到上海就坚持上夜校恶补知识，从初中一直读到高中，后来又读了上海市电视中专的行政管理专业，同期一起参加学习的19个人最后都放弃了，只有老丁一个人毕业。 虽然这种学习和接受正规教育性质不同，但不能说完全没有意义。因为他读过点书，知道周恩来、鲁迅、郭沫若都去日本留过学，正好当时流行出国留学，他也想效仿前辈赴日留学，一圆大学梦。 后来我们都知道老丁非法滞留日本打工，但这并不是他最初的选择，其实他一直希望通过知识改变家庭的命运。 即使受到这么大挫折，老丁也没有放弃学习。他通过自学考出了5张技术执照，凭借证书找工作明显顺利很多，即使经济环境再差也没失业过。 老丁还喜爱写作，经常在当地的华文报纸发文章，次数多了也渐渐有点名气。正是频繁投稿才让他有机会和纪录片导演结识。在片中我们只看到老丁埋头苦干，却不知他在繁重的工作之余，还有如此充实的精神世界。 后来有记者采访他的现状，发现到美国后，他仍然没有停止折腾： 这几年一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主要在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学写作水平，毕竟我没有好好读过书，写回忆录很难。现在认识许多文学界的朋友，参加许多文学社团的活动，听他们的讲座、聊天，学到很多知识，上次听了王安忆的纽约演讲，也是由侨报组织的文学活动，认识了知青文学的前辈周励（上海人在纽约）作者。看到自己的文章在北美最具影响的世界日报，世界周刊屡屡发表，感到非常有成就感，也为自己晚年学习生涯定了方向，做了准备。 他的所做正如他所说的：“生命的长度你没办法控制，生命的宽度，你可以给它控制的。我现在是将生命的宽度掌握。” 老丁一边打工一边也很关心女儿的将来，和普通人一样，他希望女儿通过读书出人头地。当他还没出国的时候，他就经常忙着给孩子辅导功课。也许是遗传了他好学的基因，女儿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至于让她出国读书的念头，则是在他碰巧从广播中听来的。 当时广播里有个讲座介绍如何申请美国留学，老丁从中得知原来申请留学不一定要经过中介机构，于是他把相关材料寄给国内的女儿。在那个资讯不发达的年代，别人还在为留学到处打听的时候，老丁的女儿考完托福就申请国外大学，中间光报名费就省去不少。 可是赴美签证需要经济担保证明，老丁又怎么证明自己身份呢？他早就想到这一点，所以一直坚持主动报税。每年纳税不仅让他有了收入证明，也避免他由于黑户口被遣返回国。 虽然日本拒绝给他合法身份，他还是可以通过纳税证明自己是“良民”。假如他抱着侥幸的心理逃税，最后一旦暴露也就前功尽弃了。 女儿的留学之路每一步老丁都花了心思，他提供的不仅是经济上的资助，更是智力上的支持，尤其是对规则的理解就不是一般打工者能做到的，这也和他平时善于学习思考的习惯非常吻合。 我们可以看到老丁有这样几个特点：吃苦耐劳，勤奋好学，深谋远虑且目标明确。这样的人为什么不留在国内发展，而是选择走一条背井离乡的打拼之路？原因是当时中日两国巨大的经济差距。 80年代末的中国还处于计划经济时代，什么都要凭票供应，这个时候的日本经济却十分景气。老丁在日本打工只半年时间就还完了债，因为在日本一天打工能赚1000多人民币，相当于在中国要干10个月，差距实在太大。 同样是底层打工，在中国一辈子也不可能攒得起钱供女儿去美国上大学，而在日本打工的15年，他不但攒出学费，回国后还能用于购房。 老丁自己曾分析，假如当时留在上海，后来恐怕第一批就下岗了，因为他没技术、没文凭，肯定被淘汰；但是在日本他感到可以靠自己的双手改变命运。事实上当年和老丁一起出国的人很多，大多数人坚持没几年也就回国了，强者和弱者的不同就是，前者不会抱怨环境，只要有改变命运的机会就拼命抓住它。
老丁牺牲十多年的亲情换来女儿在美国的学业有成，在此期间他们不能像普通家庭那样生活在一起，这到底值不值？ 在老丁看来，要拼出一条通向社会上层的通道，肯定是要付出代价的；但有的人认为用全家团聚的幸福换取成功，有点很残酷。每个人的价值观不同，决定了他们会做出不同的取舍。 幸运的是，老丁的家人彼此拥有共同的价值观，他们认可各自的选择，即使是天各一方，在精神上从来没有分离。对于这家人而言，一个大圆满的结局就是对他们最好的回报。 老丁一家的大团圆结局靠的不是“含泪活着”，艰辛的背后是他们对教育的重视，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善于搜集整合多方面信息做决定，对彼此有着极强的认同和信任…… 难怪有人说他们的思维很超前，因为这不是低收入家庭普遍的选择模式，反而在中产家庭里很常见。他们花了15年摆脱了不属于自己的阶层，回到自己本该待的地方，这一切都是他们应得。 对于文首提出的问题，和分享这部影片，我并不是想试图给出答案，而更是想跟小伙伴们一起探讨过程。欢迎留言告诉我，在所有别人觉得艰难看不到光的日子里，是什么支持你坚持下去？ 最后补上昨天漏掉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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