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遇这种现象，在调查问卷里对于异性恋者是这样提问的：在您和您的丈夫或妻子（均含同居）“保持性关系的期间，您自己还跟别的人有过性生活吗？哪怕只有一次，也算有过；无论跟什么样的别人，都算有过。” 这不仅包括社会上常说的婚外性行为、出轨、包二奶、有小三儿；也包括找性工作者、一夜情、交换性伴侣、多人的性行为（群交）、买性和卖性。总之，任何一种婚姻（含同居）之外的性交，不管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不管发生过多少次，都算在内。 但是请注意，这里说的是“有过”，虽然包括“现在还在继续”，却并不等于它，而是多于它，因为那些已经中止的外遇也算在内了。 在中国18-61岁已婚/同居的总人口里，究竟有多少人有过外遇呢？请看下图。
传统性道德对于外遇当然是深恶痛绝，恨不得斩尽杀绝。但是很可惜，21世纪的中国社会，并不是遵照传统道德来发展的。自从2000年以来的短短15年间，无论丈夫还是妻子（均含同居），发生过外遇的比例一直在不断增加，而且从2010年到2015年还有加速增长的趋势。尤其是，2015年与2000年相比，外遇在丈夫里已经是原来的2.9倍，在妻子里则是3.3倍。 如果说在2000年的时候，外遇还仅仅是十分之一上下，还无足轻重；那么到2015年，大约每3个丈夫中和每个7.5个妻子中，就有一个曾经出轨；这足以算得上是惊世之变啦。 现在的问题，根本不是“外遇该不该处罚”的问题，而是“夫妻有相互忠诚的义务”这样一条法律规定，实际上还有多大效力的问题；也不是“如何防止外遇”的问题，而是“有了外遇该怎么办”的问题。对于那些坚信“一生一世永远专一”的未婚者来说，问题并不是“还要不要结婚”，而是“如何才能找到志同道合的人”。 如果中国政府真的要设立“通奸罪”，那么就应该先把全国的所有体育场馆都改成监狱，还不一定关得下。所以我说，“性专一”的法律，其实主要是虚张声势的“道德宣言”，当不得真；不但老百姓没当真，恐怕立法者自己也从来没当真。因此唯一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一定不肯与时俱进、因人制宜呢？ 最后说的是，一切社会学的调查结果都是为了揭示真相，而不是要去指导别人的生活之路。外遇对您合适不合适，也绝不是百分比的多少来决定的。因此，只要您坚定自我，那么不管在自己走的路上，是车水马龙还是形单影孤，都请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吧。 附录：潘绥铭的四次全国调查的简介 历史比较： 在潘绥铭教授的主持下，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于2000年、2006年、2010年和2015年，四次完成“中国人的性”总人口随机抽样调查，基本上是每五年一次。每次调查的随机抽样方法、调查地点、调查方法、问卷内容都基本一致，因此具有历史可比性。 随机抽样： 四次调查的对象都是中国境内18到61岁的、能识汉字的总人口。在2015年，全国人口总数为13亿6782万人，其中18-61岁的人大约是9亿4千万人。 我们采用分层等概率的随机抽样方法，直接等距抽样到县级地理区域，再按照第4名原则，抽取街道或镇、居委会或行政村，再按照当地居民和流动人口的地理位置，直接等距抽取个人。 这样就可以涵盖这个年龄段里的所有中国人，包括城市和农村，包括男女老少；每个人都具有相等的可能性被调查到，具有95%的把握，足以代表这些人的总体情况。 调查地点： 分布在25个省市自治区的103个县级地理区域中的街道和镇，其中城市居委会67个，农村行政村36个。每个调查地点完成大约50个问卷，总计5136个合格样本（男性占48.1%），抽样应答率66.5%。现场应答率91.7%。四次调查总计样本23,147人。 调查方法： 派出调查员，直接到达全国各地的居委会和行政村，在当地调查3天以上。 直接抽样到个人，邀请被访者到事先准备好的访谈室来，一般是居委会的房间或者学校教室。 同性别、一对一地、在封闭空间中访谈。 获得被访者的“知情同意”，允许拒绝回答任何一个问题或者中途退出。 把调查问卷制成电脑程序，调查员携带笔记本电脑到当地，在调查员教导之后，由被访者通过按键盘来独自完成问卷。这是目前国际公认的最接近真实的方法。 调查内容： 自己的社会地位、健康状况、魅力与性感、社会交往、未婚者的恋爱与性、婚姻状况（含同居）、双方情感、性生活细节、非婚性关系、多伴侣性行为、“看黄”、上网活动、异性按摩、一夜情、找小姐、交换伴侣、多人性行为、同性性行为、性生活障碍、使用新毒品、购买性用品、遭到性侵害或性骚扰。 如果被调查者没有任何性行为，那么就会仅仅回答86个提问；如果什么情况都有，那么就会回答192个提问。 统计方法： 按照国家数据中的城乡、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的分布进行复杂抽样加权；使用PASW18.0软件（原SPSS）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