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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兴衰是影响艺术发展及其风格形成的一个外部因素。 根据马克思的划分，文学属于社会意识形态，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那么，文学必将受到经济发展的的影响。 很容易想到，发达的经济能够引起文学的繁荣、文学风格的多样化。众所周知，唐代是中国古代文明最为灿烂的时期，不仅有文学领域的诗歌，而且音乐、舞蹈、书法、绘画、建筑、雕塑等各各类艺术都得到了高度发展。这些艺术成就的取得固然与当时的政治清明、军事稳固、思想开放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但更离不开经济的支持。 繁荣的经济使得人们物质条件获得满足的前提下，会容易追逐精神需求的满足。经济条件的发达不仅刺激艺术的繁荣，也会促成风格的多样化。比如在诗歌领域，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韩愈、刘禹锡、李贺、李商隐等诗人各有各自鲜明的风格。 恩格斯曾经说：“不论在法国还是或是在德国，哲学和那个时代的文学的普遍繁荣一样，都是经济高涨的结果。经济发展对这些领域的最终支配作用，在我看来是无疑的。” 明代中后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一些商业城镇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市民阶层日益壮大，商品经济和手工业的突飞猛进。南方经济一度十分繁荣，物质生产获得了极大丰富，社会财富成倍增长，刺激了社会消费的迅涨。 当人们的生活条件好了之后，在精神生活方面便出现了王阳明心学。王阳明提出“心即理”“致良知”，强烈痛斥理学所倡导的儒家伦理纲常对人性的束缚。在文化领域，李贽、公安三袁、汤显祖、徐渭等人的巧极响应，要求个性解放，抒发个人真实性情。 为了适应更多阶层的人的精神需求，文艺也不再是束之高阁的。许多文艺种类逐渐降及平民，这种时代氛围对于艺术的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发展空间。 于是，通俗小说、戏曲在明中后期商品经济的促动下获得长足发展。 小说创作主题之前是对英雄人物（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的塑造，而在当时的小说中，更多的是以表现百姓日常生活、平凡事件为中心。如“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金瓶梅》等市情小说。普通百姓的命运成为小说的主流题材、俗世中的人情与人性成为小说着力表现的方面。 此时期同样取得可圈可点成就的是戏曲艺术。随着市民阶层的壮大，戏曲的创作者与欣赏者队伍日渐扩大，上至宫廷贵族、文人士子，下至乡野村夫，都对戏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为适应各地观众的需要，明传奇（戏曲）演化为戈阳腔、余姚腔、海盐腔和昆山腔，即“四大声腔”，实现了广泛的普及与传播。到了明中后期，戏曲的内容主题方面也像小说那样发生了明显的转变，由前期宣扬封建礼教，转向百姓市井生活、世态人情。如李开先的《宝剑记》、王世贞的《鸣凤记》、梁辰鱼的《浣纱记》、徐渭《四声猿》、汤显祖的“临川四梦”等杰作，都从不同角度反映社会生活，满足受众的多元化需求。 要之，如前所述，经济的繁荣能够引起艺术的繁荣、风格的多样化。 实际上，文学发展与经济发展并不总是同步的，这二者有时会有“不平衡”关系。马克思曾论断说：“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绝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也就是说，物质生产发展同艺术生产之间存在不平衡关系。为了将该观点阐述明确，马克思把希腊神话和莎士比亚戏剧与现代社会的艺术相比较，指出尽管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远远高于古希腊时代与莎士比亚时代，但希腊神话与莎士比亚戏剧并未由于当时经济水平低下而黯然失色，而它们的艺术魅力与艺术价值反而是可以永远光耀于世的。 同理，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唐诗、宋词、元曲等艺术，在今日看来，仍具有不朽的艺术魅力。 尽管经济基础对于艺术发展及其风格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但并不是绝对的、唯一的因素。 比如中国古代的魏晋六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混乱时期，几百年的社会动荡与前所未有的灾荒饥寒，使经济遭到最为严重的破坏。然而，这样一个时代却也是人的自我意识觉醒时代，是文学艺术走向自觉的时代。 恰如宗白华先生说：“王羲之父子的字，顾恺之和陆探微的画，戴逵和戴颙的雕塑，嵇康的广陵散，曹植、阮籍、陶潜、谢灵运、鲍照、谢朓的诗，郦道元、杨衒之的写景文，云岗、龙门壮伟的造像，洛阳和南朝闳丽的寺院，无不是光芒万丈，前无古人，奠定了后代文学艺术的根基与趋向。” 这其中的道理，简单来说：民不聊生，人们反而需要精神信仰赖以生存。 实事求是地说，没有经济作为物质上的保障与支持，任何艺术活动都是不可能的。而经济与艺术发展的不平衡现象，也只是相对而言，不能因此而完全否认经济对艺术的影响作用。 文学本身有其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在其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还会受到前代的“思想遗产”的影响，即文学的创作理论、方法、风格、流派以及技法、手法等等。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其风格样式的形成，具有不可复制和不可替代的独特性。 那么，在经济相对落后历史时期出现文学繁荣是可能的。 总之，只能将经济兴衰视为影响文学发展及其风格的外部因素之一，而不能说经济因素对文学发展有着绝对的制约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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