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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有感 ——有感于宋朝文人的职业境界 提起宋朝文人的幸福生活，不是说物质上如何富足，而是说他们在精神上如何自由。这种自由主要来源于他们在职业上的宽松环境和洒脱境界，我觉得，这才是一个人最大的幸福所在。 首先，敢于说话，敢于抒发自己思想上的见解。一个人，所处的环境不同、地域不同，所遭遇的事情不同、人事不同，所处的地位不同、际遇不同，以及人事不同，人言不同，对同一事物、事件等的见解和主张也是不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不同思想的碰撞是必须的，也是难免的，先知先觉是不可能的，是非曲直是需要时间来检验的。 因此，敢于直言，敢于发表不同的看法，就有利于问题的全面化和周全化，更有利于问题的更合理的解决。既使错误，也是为问题的不同见解而为的。在这方面，宋朝的文人，也就是宋朝的决策层掌控的非常好。他们在朝堂之上可以明明白白的争个鱼死网破、你死我活，但他们下了朝，走出工作环境，回到私人生活空间，他们却是非常好的朋友，从不因工作上、政见上的不同而影响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不仅如此，而且还彼此更加敬重，甚至在某种境况下，还互相推荐和推崇。这种职业境界是非常令人羡慕的，也是非常有利于今后的工作和生活的。 比如宋朝宰相吕公著，其父曾贬过欧阳修和范仲淹，与他们有私人恩怨，但后来关键时候，他却竭力推荐他们，欧阳修做副宰相时，也曾不计前嫌的推荐过吕公著；还有司马光和王安石，王安石新法时，尽管司马光反对，但也没有因此而对他进行过任何报复，新法被废后，司马光又多次替王安石说情。这些人，洒脱大度，以公理为标准，以天下为己任，心中装有正义，肩上扛有责任，从不计较个人的恩怨得失，以工作为重，以家国人民为重，因此，才能做到这种公而忘私的工作境界，也才能人人之间有一个公正和谐的工作环境。 其次，他们幸福的职业境界还表现在对希望和梦想的自由追求上。由于，宋朝家训中有一条非常重要的规定，那就是不杀文人。所以，哪怕文人犯再大的言论错误，也不用担心会人头落地。因为这个，不仅让他们言论自由，而且还让他们可以自由的展开想象的翅膀去施展自己的智慧和才华，让他们在自己的职场之上有梦想、追求、有激情、有干劲，让其优秀的灵魂和智慧的大脑在大宋朝这块娴雅的政治天地里尽情挥洒他们的才情，是谓精神自由。 比如苏轼，三次被贬官，按理说早该砍头，可他却活得非常洒脱，每到一个地方，都悠然自得，安之泰然，热恋生活，创造美食；比如王安石，虽变法失败，却也并不足死，反而二次变法。也反而最后能解甲归里；比如包拯，朝堂之上可以唾沫星子喷到皇帝脸上。 这种思想上的自由，这种对梦想的大胆追求，这种政坛上的宽松和包容，让历朝历代人羡慕和敬重！ 实际上这是职业人的一种极大幸福。这种幸福一是来自于大宋皇朝的政治清明，对聪明大脑的爱护和惜护；一是来源于文人们自己为国家的为政为官为事为人的一种至高境界。也就是说，这是两面的，一是人君的大度包容之量；一是人臣的大忠爱国之义。 其实，对于职业，每个人都想得到一种被认可，也都想为自己所选择的事业干出自己的精彩。但认识的局限，能力的大小，环境的不同，选择的差异，每个人所表现出来的个性和价值也不同，所以，如何有一个宽松的包容环境，如何客观公正的考核、认可和评定一个人，是非常关键的，这是所有工作能否搞好的基础。 一切在人，一切在头脑，每一个头脑都有它的用处，也都有它的特长，能将每个头脑细胞都发挥到工作极致，那么，这个单位、这个国家就是赢家。 而头脑的工作环境也是需要一个舒心愉快的环境的，因此，大的环境得有，这是每个单元首脑应考虑的问题；小的环境也应该有，这是每个人应具备的一种高境界的职业素养。 倘能如此，我们怎能不会做到如大宋朝的繁华文明和世界第一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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