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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期最推崇的外国诗人是裴多菲，其实也仅仅读过他一首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一首诗就奠定了他在我心中独一无二的地位，可见那时候生命在我心中是多么不值钱。 年纪渐长，却变得越来越珍爱生命了。其实不是怕死，而是不轻易犯险，是敬天惜命而已。不想死，不作死，不怕死，这大概也是大多数中国人对于自己生命的态度吧。 西方人就不是这样，他们更珍视自由，“不自由，毋宁死”。这曾经很令我钦佩，也让多数中国人不得不认可。可什么是值得用死来捍卫的自由呢？东西方文化中的差异太大了。在我们看来，为了群体的利益，长远的利益，而约束自己的欲望和行为，来牺牲所谓的“自由”，这不是屈辱，是可以承受的，甚至是可以引以为豪的。 西方人则很难理解这一点。就拿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病毒来说吧，我们的党和政府一声令下，甚至一个村长用大喇叭一吆喝，大家就乖乖地宅在家里，门都不出。一天，两天，三天……七八十天呢！早就盼着中国内乱的一些西方政客心想中国政府一定是用了强力镇压手段来对付人民的，而中国人民一定会怨声载道，忍无可忍，只要西方政客一蛊惑，中国人非造反不可，中国共产党这次是吃不了兜着走了。 他们哪里知道，宅在家里的我们对把我们的生命健康放在心上的政府正由衷地感谢，对政府设计的封村封城困死病毒的决策是无人不佩服，无人不服从的。当然话不能说得太绝对了，也有一两个愣头青不听话的，用不着政府动手，老百姓就把他制服了，政府的任务就是别让大家感情用事，把这几个愣头青伤住了。 其实也难怪这些西方政客，毕竟文化熏陶不同。疫情的下半场，欧美成了主战场。放着中国用牺牲生命财产换来的经验，西方政客却是借鉴不成。先是不以为意，我们有比中国先进的医疗技术和发达的物质设施，抄你们的作业，有必要吗？带口罩吗？憋死了！封村封城吗？我们酷爱自由的民族，能像你们那样屈从吗？我们不是“东亚病夫”，新冠病毒其奈我何！ 谁知道上天并不认可这些自命天下第一的骄子，病毒也不见他们就绕道而行。将近两个月的窗口期，中国人用封城闭国停产停学给世界争来的窗口期！被这些只要股票选票的政客和幼稚的酷爱自由的愣头青们白白浪费了。 待到这些政客们明白过来，想抄作业时，他们的人民仍然不干:“我们不怕病毒！”“我们要聚会！”“我们要自由！”……就这样，确诊病例成十倍百倍千倍的翻番，死尸都处理不及了，要自由的呼声才渐渐低了下去，可惜为时已晚了。 其实，我们听从为我们着想的政府的话，有什么屈辱呢？我们避开病毒的锋芒，宅在家里，最终战胜病毒，这有什么丢人呢？ 准确地说这不是怕不怕死的问题，而是作死不作死的问题。为了所谓的面子、勇敢而硬撑，说轻点儿是愣头青，说狠点儿就是作死。作死的人不把自己的命当回事，不把亲人的事当回事，不把集体的民族的国家的事当回事，不把自己未尽的责任义务当回事，有什么勇敢可言呢？ 其实，中国人并不缺乏不怕死的勇者。“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是我们祖先的名言。中国历史上勇尝百草为百姓觅食寻药的不独黄帝神农李时珍，为反抗压迫强权而抛头颅洒热血的不仅陈胜吴广黄巢朱元璋，为抵御外辱而马革裹尸的更不仅岳飞文天祥……而是成百上千，成千上万。这些人所共知的常识就不用说了。 单是这次抗击新冠病毒之战，为了保护自己的同胞进而给全世界赢来喘息的机会，老至84岁的老院士，少至90后95后00后的小青年，逆行而上，拼命忘我的事例数不胜数。 只要组织一声令下，不，不需要一声令下，就争着上阵的还少吗？甘如意，一个休假回家才刚过了除夕的二十四岁的小姑娘，听到电视上的消息，在火车汽车全停的情况下骑自行车加步行几百公里四天三夜拼死赶回战场，并没有组织的命令，连那张临时通行证也是自己向家乡防疫指挥部求来的。这时不遵命比遵命更可贵，不怕苦比不怕死更高尚。还有连轴转几十天倒在岗位上的民警、街道干部，还有无数自发的往武汉转运救护物资生活用品的义工……说不完数不清，不说了吧，就是那些听政府安排宅在家里的成万上亿的平民百姓又有几个不是巴望自己也能上战场救同胞的？ 总之，我们中国人不想死不作死不怕死，我们追求的是精神境界的自由。是人人自觉平等互利互爱的基础上的自由。我们没有必要自惭形秽；当然，我们也永远不会傲视他人，不可一世。那不是我们的传统，我们的祖先不让我们事事优先，处处称霸。 作者简介：刘永科，社旗一高退休教师。一九四八年生，一九六八年南阳三高毕业。一九七一年开始执教，教过小学、初中，一九八四年开始教高中语文，二零零九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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