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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来无聊，偶尔动动笔墨。好心的朋友曾劝我，可以尝试出本书。 出书？不曾想，也不敢想。我还有自知之明。就我那些没文没采的东西，印出来有几个人读？倘若出版社要谁写书谁包销，我可真得吃不了兜着走了。 既不想出书，还写它做啥？问题不是这样简单。 先说当学生时的作文。现在的中学生有三怕:文言文，周树人，写作文。我上学时却偏偏喜欢这三样。但那时写作文大多是为了讨老师喜欢，在班里当范文读，赢得大家的尊重，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期间除了少数几篇发诸内心至今未忘外，其余早就到爪哇国去了。那时的作文，其意义只有一个，就是让我养成了不害怕写文章的底气。 不怕写文章，这话也不准确。我也遇到过不少怕写的任务。因为有了会写文章的虚名，从高中毕业直到昨天晚上，曾遇到一些受命或者受托为某人某事写文章的情况。其中有些是我非常乐意写但却不会写害怕写的，比如社旗一高一位校级领导给过我许多关心照顾，我一直找不到报答的机会。后来，这位领导要参加某年度的一项评先表优活动，想让我给写份材料，我二话没说接受了委托，折腾了两宿，却写不出来合格的东西，只好遗憾地交了差。 就在昨天下午还有一位非常要好的朋友想让我给他外甥女（某三甲医院的护士）帮忙写一份抗击新冠疫情中的表现总结，我真想帮忙，可啥事都不了解，真地写不了。当然，帮不了，他们也不会怪罪，只是我心里留下遗憾罢了。 但更多的怕写却是一些上级领导交给的任务，多是形式主义的官样文章甚至是说假话的东西。端人碗属人管，不写又不行，只好敷衍一下了。虽说完成了任务，甚至得了夸奖，心里总不痛快。 人都说文如其人，我更觉得文如其子。怀胎十月，生下来的东西，丑也是美的。但如果是被人强奸而怀孕生下的孽子，则是看见就恶心，更不愿提起的。所以后来整理编辑自己以前写的文章时就毫不犹豫地把这些怪胎扔到垃圾桶里去了。 但我还是言而由衷的写过一些东西。从1968年高中毕业回乡务农到初上讲台做代课教师队办教师期间发过不少牢骚，写过一些愤世嫉俗的东西。1974年离乡背井到遂平县当十年社办厂工人，发过一些低沉的呻吟。 1984年重新执教后对自己在文革时期的思想表现也有一些反思。这牢骚虽难免偏激，呻吟虽难免低沉，反思也不可能深刻，但感情都是我的，真的。敝帚自珍吧，2010年养病无聊之际便把它们之中尚未丢失的四十余篇整理一下，搬到电脑上，取名为“足迹”。 自1985年开始教高中语文到2010年养病时间，还写过一些谈如何学语文如何教语文的文章共22篇（其中有13篇曾见诸报纸杂志），内容虽粗浅，却不虚假，更无一句抄袭之作。所以2010年养病期间也将他们编成一集，取“愚者千虑，必有一得”之意，名之曰“一得集”，副标题为“真实的浅见”。 人过六旬，欲也寡了，情也淡了，心也坦了，笔也懒了，原以为不会再舞文弄墨，胡乱涂鸦了——既不为挣稿费又不为评职称，写它干啥？但时事难料，自己的心情也难料。寡欲不等于绝情，于过往之人常有怀念之情，于时下之人也偶有劝勉之意，于龌龊世俗仍时有不共戴天之愤，有时如鲠在喉，非吐不快。 比如想起某位已故的亲人老师同窗同事，总想跟他们聊几句，明知道他们听不到了，但写过之后，内心便多少有些释然，如《永久的遗憾》《怀念程允生老师》《张老师和我》《花缘》《怀念保山同学》，便是此类。 又如看到每学期开学时师生们意气风发，决心天大，之后逐渐式微甚至虎头蛇尾的样子，心有不甘，就写了《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予以劝勉；看到中小学生胡乱读字写字，随便用字时，就写了《敬畏汉字，正确用字，规范写字》以警示之。 一次听课活动中发现小学生对老师“你长大了干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几乎百分之百是“当明星”，回来后彻夜难眠，在已经写过《给颜值降温》的前提下，又再次提笔，写下《谢灵运算老几》，当月就发在我自己主编的《永兴校报》上。 发过之后，仍有些激愤难平。类似的还有《政绩缩水忧思录》《给模式泼点冷水》《从培优补差记录说开去》《将军和士兵》《自诩、护短、仇洋和爱国》《小百姓，瞎操心》等，大都是我个人不合时宜的牢骚吧。管他合不合呢，我说了，吐了，轻松了，痛快了，就好。爱看不看，爱听不听，悉听尊便。反正我不赚稿费，不图打赏，自知无害于国，无损于民，无违于法，无悖于良心，管他呢！ 我深知自己的文章除了感情不掺假外别无优点，也深知自己的憨直脾气也许会伤害对我并无恶意的朋友，所以本就懒得动笔的我就更有了少写的借口。 好在我不是作家，不指望挣稿费养家糊口。但我更知道山水易改，秉性难移，不定啥时候嗓子痒了，喉咙痛了，还会再写点自己一吐为快的文字，但出书这样的妄想是不会有的，就像吐出的骨鲠，保留就没必要，再展览出去，让人恶心，何苦呢？ 2020年5月2日 于新乡 作者简介：刘永科，社旗一高退休教师。一九四八年生，一九六八年南阳三高毕业。一九七一年开始执教，教过小学、初中，一九八四年开始教高中语文，二零零九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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