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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推送无音频！ 先看一组出版于1924年的珍贵北京历史老照片。 安定门城楼 安定门箭楼及护城河 安定门箭楼及瓮城内的真武庙 安定门瓮城城墙 安定门真武庙的庭院内景 朝阳门城楼侧面及附近建筑物 朝阳门城楼正面 崇文门城楼侧影 崇文门城楼及瓮城中等待火车通过的人群 从城墙上观阜成门城楼北面
从城墙上观阜成门箭楼
从城台上观西便门城楼
被遗忘与被铭记的：北京的城墙与城门 北京城，一直以来是西方学者眼中的建筑奇观，以一种与金字塔并立的姿态，成为了伟大东方文明的象征。 而城墙和城门，就像是这座古都呼吸的通道，在漫长岁月里静立，在烽火连天中固守，睥睨四方，光芒万丈。 1953年到1958年，北京的城墙和城门迎来了厄运。根据当时主管拆除的孔庆普先生回忆，当时为了城市建设的需要，到1958年底，北京先后拆除拆除瓮城9座、城楼11座、城台12座、城门箭楼9座、箭台12座、城门闸楼1座、城角箭楼3座。共拆除城墙23.3公里，占全部城墙34.4公里的67.7%。在文革时期，北京城西，北，东大部分残余的城墙也被拆除。 至此，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的北京城墙被基本拆完，城墙城门所剩无几。
△1924年伦敦John Lane出版社出版的《The Walls and Gates of Peking》中的北京 当安定门，德胜门，东便门都成了仅存于地铁的站名，我们还能去哪里追忆这些以土石写就的城市编年史？ 意外地，一名瑞典汉学家记录下了这一切。 瑞典学者在中国
喜仁龙坐像 约为20世纪20年代中期
他的名字叫喜龙仁（Osvald Siren）。 1897年，喜龙仁出生于芬兰。作为一名艺术史领域的专家，他最初的研究领域是十八世纪欧洲艺术史，并在1908年-1923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任教。 在1928-1945年，他在斯德哥尔摩国家博物馆负责管理绘画和雕刻，在此他发现了许多馆藏中国绘画作品，对于文艺复兴和中国艺术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喜龙仁先后五次访问中国，购买了大量中国绘画与雕塑作品，包括中国佛像、早期中国绘画和诸多重要的手工艺品，如陶器、金器、家具以及玻璃、玉、漆制品，极大地丰富了斯德哥尔摩博物馆的中国馆藏。 在他之后，瑞典博物馆的中国馆藏主要得益于著名汉学家高本汉，他在了离开哥德堡大学后担任东亚博物馆馆长，担任馆长期间搜集了大量中国青铜时代的雕刻作品。
△北京城墙外的马（图片来源：《The Walls and Gates of Peking》） 喜龙仁对于北京城墙的兴趣起源于欧洲。 从14世纪末至16世纪初，欧洲的商业资本引来了最为繁荣的时期，随着资本的发展，带有防御功能的城墙成为了城市的新标志。而这样的规划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而遭遇质疑，当机器化生产逐步完善，越来越多的人口在各个城市之间迁移，传统的欧洲围墙已经无法起到保护城市的作用，反而成为了城市扩张的阻力。 在这样的语境下，喜龙仁先生产生了对于北京城墙与城门的浓厚的兴趣。对他来说，这是一次在东方对于失落欧洲城墙文化的打捞，面对北京那样一座尚未受到工业革命裹挟的城市，那些巍峨屹立的城墙与城门成为了最动人心魄的历史古迹，带着一种君临天下的气魄和韵律。 正如喜龙仁自我所言：「对城门艺术特征的兴趣，逐渐唤醒了我去了解这些历史遗迹重要性的想法，从而进一步探求它们的修筑以及在不同时期改建的历史。」
△《The Walls and Gates of Peking》中记录了大量北京城墙实景图 喜龙仁基于当时地方志记载的大量关于早期朝代城门和城墙的资料，亲自探寻，用脚步在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上逐步丈量、考察那些镶嵌在城墙和城门各处的印文。 在没有历史文献可参考的情况下，浸洗了事无巨细的研究和考证。虽然后来被证明有一些出入，但喜龙仁记载下的细节依然成为了后来者研究珍贵的史料。 喜龙仁与北京的城门 很难想象在18世纪20年代，喜龙仁是如何从瑞典来到遥远的东方，在不能对建筑物进行任何材料鉴定，无法挖掘，没有脚手架的情况下，用一张张图片和照片绘制出了北京城墙与城楼的原貌，最终写作而成《北京的城墙与城门》一书。 而更令人慨叹的是，这样一本著作差点埋没在故纸堆里。 1924年，本书首次出版，在当时，中国不过是地图上遥远的一点，喜龙仁的著作不过是个人孤独的旅程。首印仅800余本，没有人关心在遥远的东方存在着什么样的城墙与花园。
△北京古城墙的原貌（图片来源：《The Walls and Gates of Peking》） 慧眼识珠的是当时留学英国的地理学家侯仁之。 在北京还是北平的时候，侯仁之就造访北京，乘火车来到了前门车站，探访古城的奥秘。他在为《北京的城墙与城门》所作的序言中写道：「当我在暮色苍茫中随着拥挤的人群走出车站是，巍峨的正阳门城楼和浑厚的城墙蓦然出现在我面前。一瞬之间，我好像感受到了一种历史的真实。」 也正是在那时，一粒包含生机的种子播撒在了侯仁之心中，这种对北平的亲切和向往引领着他在一家伦敦旧书店里发现了喜龙仁的著作。他重金买下，彻夜浏览，被喜龙仁对于中国古建筑的热情深深打动，认为这是在我们自己的专家中都很少见的真挚感情。 在《北京的城墙与城门》中，喜龙仁从中国北方城市的墙开始写起，回溯那些北京旧址上的早期城市，从外写到里，对内外城墙垣进行了事无巨细的描绘，再写到城门，图文并茂，对北京的城墙和城门做了细致入微的描述。
△北京城门外的景象（图片来源：《The Walls and Gates of Peking》） 其中最令人钦佩的倒不是喜龙仁研究的细致，而是他在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崇敬和赞赏，他描绘的不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用以抵御外敌入侵的城墙，而是一个城市流动的骨血和跃动的脉搏。 以书中的第四章为例。喜龙仁写北京内城墙并不是一种学术上的描述，而是一种饱含感情的描摹。城墙和城门在他的笔下不仅仅是一种城市规划的功能性建筑，城门就像是城墙的嘴，在当时拥有50万人口的北京城仿佛一个巨人，依靠着城门吐纳与诉说，也因此，在喜龙仁眼中，那些通过城门的不仅仅是人类，车辆与党务，更是这座城市的全部意志与生命。北京不再是北京，而成为了生机勃勃的生命体，而开启这一切的就是北京的城墙和城门。 在总括性的描写后，喜龙仁总是将人放置于物之前。在他的笔下，一切都是流动的，城门是开启一切的钥匙。清晨，城外的人是如何推着手推车从这里的点燃城市的早上，正午，人力车，挑夫由时任uehe在汹涌的人流里走出城门，到了夜晚，万物归于平静，城门缓缓关闭，一种关于时间的不惑感弥漫开来。 人的节奏就是城门的节奏，被称为国家之门的正阳门，象征光明与荣盛的哈德门，专供葬礼车队出入的顺治门，开一扇门，关一扇门都是老北京的旧日荣光。 梁思成说：「一个东方老国的城市，在建筑上，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艺术特性，在文化表现及观瞻方面都是大可痛心的。因这事实明显地代表着我们文化衰落，致于消灭的现象。」 到现在，北京的城墙早已被拆除，空留下几处角楼，在重修之后仍可作为北平今生今世的证据，只是更多关于北平的魅力与厚重，我们只能在那些残留的影像中追寻了。 喜仁龙 北京的城墙和城门 英文版Osvald Siren(喜仁龙/喜龍仁，1879—1966)，瑞典学者。赫尔辛基大学毕业，曾任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美术史教授。20世纪初赴美国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和日本讲学。20年代至50年代多次访问中国。1921年，喜仁龙得到当时民国总统的特许，考察了北京的城门与城墙，并在溥仪的亲自陪同下，进入故宫进行实地勘察和摄影，成为少数几个获准进入颐和园、中南海和北海等皇家园林进行考察和摄影的外国学者之一。 《The Walls and Gates of Peking》（北京的城墙和城门）是瑞典学者喜仁龙(Osvald Siren，1879—1966)在1920、1921年访问中国，考察过北京当时尚存的城墙和城门后的著作。内收录照片109幅，测绘图纸50幅。此为1924年伦敦John Lane出版社出版。 1920年代，喜仁龙通过对北京城墙、城门长达数月的实地考察、测绘，并结合文献研究写成《北京的城墙与城门》，收录照片109幅，测绘图纸50幅。作者在前言中说道“所以撰写这本书，是鉴于北京城门的美”，看到北京城墙不断遭受破坏，特别希望“能够引起人们对北京城墙和城门这些历史古迹的兴趣，能够多少反映出它们的美”，“并感到自己对中国这座伟大的都城尽了一点责任”。遗憾的是20世纪60年代北京城墙和城门遭到拆毁。《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一书是迄今为止关于北京城墙与城门最为完整详实的资料，是一部不朽的著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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