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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人类智力的矿藏是少不了需要由患难来促成的，要使火药发火就需要压力。  导读：消费主义的方式越来越走不下去，而个人增加储蓄可以说也是件好事。但是，如果抑制消费则又会导致“节俭悖论”。 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消费对于经济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全球经济遭受重创，为拯救和恢复经济，各国都特别注重消费的恢复和增长，尤其对于那些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较大的国家，如美国（消费贡献率近70%），出台了一系列史无前例的救市措施，包括美联储“零利率”、“无限量化宽松”政策，特朗普“直升机撒钱”政策等，这些措施的一个共同核心内容就是促进民众消费。 日本、德国以及中国等国家也同样如此，在国际贸易遭受巨大冲击的情况下，都在想方设法促进消费，扩大内需。 然而，令决策者伤脑筋的是，疫情期间，世界人民却开启了“存钱”模式。 据《日本时报》报道，日本的储蓄率上升至20年来最高水平。日本家庭支出数据显示，在今年4-8月里，日本居民平均储蓄达收入的44%，远高于去年同期的33%。出于对新冠疫情和经济前景的担忧，日本民众没有将政府发放的10万日元现金补助花掉，而是存了起来。 欧洲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欧元区家庭储蓄率上升至16.9%，为1999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今年3月和4月，欧元区四大经济体的家庭存款增长了1000亿欧元，是过去10年平均增速的三倍。在英国，家庭储蓄率在第二季度升至创纪录的29.1%，而第一季度为9.6%。 就连一向以高消费和爱透支闻名的美国人也开始存钱。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3月份美国个人储蓄率突破10%，4月份更飙升至32%以上，创下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尽管此后该比率有所回落，8月份降至14.1%，但仍远高于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的最高值8.2%。 中国也不例外。日前央行发布的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前三季度人民币存款增加18.15万亿元，同比多增4.93万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9.95万亿元，非金融企业存款增加5.49万亿元，财政性存款增加6278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增加4765亿元。9月份，人民币存款增加1.58万亿元，同比多增8633亿元。 如今，消费已成为多国印证经济企稳和市场走向的重要指标，但“报复性消费”没盼来，“报复性存款”却意外而至，这可怎么办？ 热门好书 其实相对于消费，储蓄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 首先，经济增长离不开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也需要储蓄支撑。当今各国之间科技竞争日趋白热化，就更加需要保持一定规模的储蓄。比如目前我国研发投入占GDP占比为2.2%，仍然低于美国的2.8%，而韩国的研发投入已经占到本国GDP的4%左右。 从发展趋势上来看，消费是储蓄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变的过程中都经历过高储蓄阶段。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也是日本工业化阶段，此间日本储蓄率基本保持在30%以上的高位，直到工业化完成后储蓄率才逐渐下降。韩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同样经历了高储蓄阶段，其间储蓄率一度接近40%的高位，而此时也正是韩国完成工业化、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变的历史时期。 其次，一定的储蓄能够增加个人与家庭乃至国家的抗风险能力，比如在这次疫情中，面对政府发放的疫情救助金或消费券，高储蓄的德国人更愿意花钱。 数据显示，得益于疫情封锁措施解除后私人消费的反弹，德国5月零售销售环比大增13.9%，远超市场预期。相比之下，平时更加崇尚消费的英国，5月经济增幅不及预期，疫情仍然拖累消费者信心，尽管政府放宽了一些疫情封锁限制。 此外，一定的储蓄可以帮助个人避免为了短期目标而放弃长期规划，从而得到相对的选择自由，避免陷入“贫穷陷阱”。 BBC著名纪录片《人生七年》，通过跟踪拍摄不同阶层孩子的成长历程，得出一个结论：处在社会底层家庭的孩子，长大后能够鱼跃龙门改变底层命运的寥寥可数，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穷人更容易为了短期目标（温饱）放弃长期规划，甚至毫无规划可言。 最后，消费增长需要一定规模的储蓄作为支撑，在储蓄不足情况下过度消费，必然损害经济的健康运行。 消费主义的弊端 可以说，这次疫情是检验储蓄和消费的一面镜子，将消费主义的弊端再次暴露出来。 这在美国体现得尤为明显。 曾经，在新教伦理的影响下，节俭一直被视为美国公民的一种核心价值，是国家繁荣的一个主要源泉。 但南北战争打破了这一发展路径，战争所需的资金成为了借贷行为最大的催化器，分期付款的销售模式得以迅猛发展起来。 到了一战前夕，零售业态内的分期付款模式已经成为美国消费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此同时，19世纪初的通货膨胀给了“储蓄致富”观念重重一击，人们的消费观发生极大的转变，“消费就是省钱”成为了消费者信条。 随着二战结束，美国开始主导世界秩序，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的是消费信贷的大爆发。 在战后的50多年里，美国的消费信贷余额以年均12%的速度持续快速增长，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消费信贷余额近20万亿美元。信用卡的出现以及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的迅速普及，使得信用卡的使用人数急剧上升。 据美联储的一项消费者金融调查显示，美国家庭中至少拥有一张信用卡的比例从1983年的43%上升到2001年的73%，2001年拥有银行卡的美国家庭比1983年多了3000万。 而基本的福利体系以及美国人买保险的普遍习惯（平均投保率高点达500%，人均拥有5份保单），也是消费主义更加肆无忌惮的原因。 于是，美国个人储蓄率从1981年的最高的12.7%，一下跌至2005年的1.9%。 虽然美国消费信贷创造出的需求市场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发展和消费者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消费主义也给美国带来了灾难。 在消费主义文化的引领下，美国国民经常购买超出自己消费能力范围之外的东西，大到房子汽车，小到口红香水，统统可以用信用卡分期付款，以致于深陷“消费陷阱”之中，负债累累。2019年末，美国居民债务达到14.15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人均负债近4.3万美元。 消费主义带来的债务链条不仅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也拉大了美国的贫富差距，在美国大约55.3万的流浪汉里，就有一部分是因为超前消费而破产的人。 而跌进“债务陷阱”的低收入群体，还会更加容易掉入另外一个陷阱，即“贫穷陷阱”。 虽然受疫情影响，美国人储蓄率开始大幅上升，储蓄率创40年新高。但调查显示，美国储蓄基本都集中在高收入阶层。收入越高的群体，对应的储蓄率也越高，收入较低的群体，依然在借贷消费，处于净负债状态。 如此，随着美国贫富差距的分化，消费主义的弊端越发明显，底层人民在大的灾难面前，不堪一击，社会也变得越来越脆弱。 从以上观之，类似美国的这种消费主义的方式越来越走不下去，而个人增加储蓄可以说也是件好事。但是，如果抑制消费则又会导致“节俭悖论”。 美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其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节俭悖论”——若个人节俭，降低消费、增加储蓄，往往导致有效需求不足，产品积压、市场萎靡，企业不会进一步增加生产投资，甚至缩减生产规模，经济发展缓慢或陷入衰退，社会和个人收入减少，国家深陷“节俭—贫穷”的恶性循环。 简单说来就是，民众越节俭，国家越贫穷，形成恶性循环。 当前中国也在提倡节俭，居民存款也在大幅增加，且消费已显露出了疲态，如此，中国会陷入“节俭悖论”吗？ 其实不然，福卡智库认为，节俭并不简单意味着压缩消费，更关键的是要实现消费增长替代。 比如，新冠疫情暴露了过度消费对于地球资源和环境的透支，促使人们加速转变消费理念，那么可以更多地由精神消费替代物质消费，如此既可以减少物质消耗，又能满足消费需求，还能带动国家经济发展。 那么，如何实现消费增长替代？更多深入分析可参阅福卡智库内部报告《破解“节俭悖论”，重在增长替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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