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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东京的辗转求学 鲁迅出生的时候，周福清正在京城。当长孙出世的消息传到京城时，恰巧一位张姓的官员（据说是张之洞）来访，年青祖父（周福清时年44岁）便为长孙取名“阿张”，又以同音字取大名“樟寿”，再由樟字联想到豫章，给长孙取字为豫山。而“豫山”谐音“雨伞”，年幼的鲁迅因此经常遭到同伴取笑，于是小鲁迅央求祖父改名，起初改为豫亭，又摆脱不了“雨停”的纠缠，最后改为豫才，才一锤定音，鲁迅也喜欢，直到临终前都在用它。 周作人出生后，家信传到周福清手中的那天，有一个姓“魁”的官员到访，周作人便有了个小名“阿魁”，大名“櫆寿”，又名奎缓，字星杓。这周作人啊，比他哥哥来得更文艺，自号启孟、启明（又作岂明）、知堂等，笔名有仲密、药堂、周遐寿等等。当然，鲁迅也有很多笔名，这是文学家的浪漫气息和战斗方式。 周建人呢？初名松寿，乳名阿松，字乔峰。笔名有克士、高山、李正、孙鲠等。 你们看，周氏三兄弟，一看就是嫡亲的，初名以“寿”结尾，以“木”旁字开头，连后来的改名，也都以“人”结尾，标示得非常清楚。谁料，他们竟会有反目成仇的一天呢？ 鲁迅，作为周家掌门人，长房长孙，父亲已逝，他心里承受的精神负担，是周作人、周建人两个弟弟无法理解和比拟的。 巴金曾倾尽血泪塑造“做大哥的人”——《家》的主人公“觉新”。逃出大家庭的巴金写小说，旨在鼓励家里的大哥勇敢地走出来，寻找自己的新生活。可是，书没写完，却传来大哥自杀的消息，这成了巴金心里无法挽回的痛，典型的封建大家庭做大哥的悲剧。 读巴金的《家》，我们感到很窒息。巴金理解做大哥的苦，流露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苦痛。觉新的“作揖主义”处世哲学，宣告着人生的失败。 路遥的笔下则不同，孙少安也做大哥，他没有屈从于命运的安排，却始终用坚韧的肩膀，苦苦支撑着一个烂包的家，终于踏出了一个《平凡的世界》。  我们的迅哥儿，却是个不甘命运的主儿，富有反抗精神。在南京读书前，祖父在牢，周家全族召开会议，内容对鲁迅这房极为不利，其他房的长辈们逼迫鲁迅签字，鲁迅偏说要请示祖父，拒不签字。这件事，对十五六岁的鲁迅影响不小，看破了族人的虚情，“至少不见得比避难时期被说是‘讨饭’更轻微”（周作人语）。 江南水师学堂 鲁迅，终非池中物，他厌倦了绍兴，厌倦了世人的冷眼，更厌倦了家族的冷酷。唯一的出路，逃，走异地，寻异途。 1898年，17岁的鲁迅，怀揣着母亲给他筹办的八块银元，到南京投奔叔祖椒生，进入江南水师学堂学习，和他的小叔伯升同一所学校。 叔祖觉得族中后人，不走文道，走了武道——“当兵”，有失周家门风，不宜使用家谱中的本字，遂为其改名树人，想不到，这名字给周氏三兄弟定了个调，一下子，成了“人”字排行的亲兄弟。 鲁迅进水师学堂，跟着小叔脚步。家庭败落，年轻人失掉了啃老的资本，只得自找出路，身为草民，哪管功名，只求谋一碗饭来罢了。小叔改名为凤升，被狱中的祖父安排进了这学堂，鲁迅也即来点现实主义，放弃科举，来当海军。 有人喜欢乱贴标签，说鲁迅最初选择学工，是抱着“实用救国”的理想，我倒真不这样认为。一个十六七岁的孩子，祖父坐牢了，父亲去世了，寡母劳家里，弟弟们不谙世事，做大哥的人，还能闲得住？ 这时候的鲁迅，学工只不过是走投无路、迫不得已的选择，救家庭是真，“救国”之说来得牵强，毕竟他还只是一个陷入困窘、茫然无措的读书少年，自寻出路是本能的反应。这丝毫不影响他日后的伟大，何必贴上那些光艳的政治标签呢？  江南水师学堂真不如鲁迅所愿，新学堂并不全新，新旧并存，闹剧不断，三三三班要读九年，鲁迅等不起。失望之余，他又转向新办的南京矿路学堂。 优秀是鲁迅的习惯，就读水师学堂时，他获得学校金质奖章，矿路学堂毕业，执照由两江总督刘坤一签署，写着“右照给壹等生周树人收执”，因而，他获取官费留学日本的资格。 如果说江南水师学堂是军事学校，矿路学堂就是纯粹的工科学校，从国文、算学、测量、地质、冶金、机械制图等课程设置情况可以看出，中国早期新式学校的工科教育的端倪。 南京矿路学堂 鲁迅选择这些新式学校，在当时，需要相当大的胆识和勇气。犹如你现在放弃高考“正途”，而走职校之路。这是鲁迅万般无奈之举，为生计算，没有更切实的办法了！ 鲁迅走出来了，心里却念叨着家里弟弟们的出路，身为长兄，以促进弟弟们的成长为己任，这就是鲁迅强烈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促使他时时告诫在家自修的二个弟弟读书写文，常常给他们买书送书。在鲁迅的努力下，二弟也步其后尘，求学于江南水师学堂，被叔祖改名作人。  鲁迅毕竟是鲁迅，绝不仅仅是应试教育的成功者，他文理兼修，博览群书，自学的领域延伸得很广阔，他对达尔文的进化论深信不疑，把理想寄托在遥远的未来，相信未来总会战胜眼前。 鲁迅的学霸精神，给两个弟弟树立了榜样，周作人跟着哥哥，在南京畅游书海，勤奋写作，读书与写作成了这两兄弟共同的爱好和追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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