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尽管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怎么也无法改变高考万众瞩目的局面，尽管无论怎么规定还是无法根除各种利益驱动之下名目繁多的变相吹嘘，甚至不管春色是不是真的已经满园，总有那么几支红杏天性就喜欢出墙，何况还有那么一些总喜欢趴在墙头等红杏的人呢？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自去年开始实行的教育部规范高考成绩发布与宣传的规定，已经产生了十分有益的影响。 去年除了小报小刊与微信朋友圈之类的宣传与变相宣传以外，各大主流媒体就已经没有了那曾经炙手可热的上线率与状元之类的宣传报道，更没有那鲜红的报眼，连篇累牍的吹嘘。 今年省教育厅更是釜底抽薪，直接把高考成绩发给学生本人，让你统计都有难度，等你一一落实，新闻已经成为了旧闻，宣传价值已经大打折扣。不仅各大官方媒体第一时间集体禁声，就连各个学校自己的官方网站也只字未见，只是在微信群、微信朋友圈或者私信里，还有那么一些要么并不全面、要么闪烁其词的小道消息。特别是26日下午省教育厅召集长沙的四所省属示范性高中召开座谈会，再次强调严禁高考炒作是一项铁的纪律之后，连微信圈中都已经悄悄停息下来，高考炒作在6月的滚滚热浪之中已经失去了往日的温度。 本来每一份收获都是付出的结果，高考的每一份成绩的获得更是凝聚着学校、老师、学生、家长与社会的心血，让社会大众有足够的知情并不是什么坏事，更何况学生的学业成绩毕竟是衡量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与老师的教学业绩的重要参考值之一呢。事实上自恢复高考制度直至上世纪末，尽管高考结果经常不胫而走，但人们大都能理性对待，把它作为检验教育教学工作的一剂清醒剂，对教育的良性竞争还产生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高考成为了一种炒作，并且愈演愈烈，直接危及到教育的公平，挑战着教育的本质，让你不得不下一番刮骨疗毒的功夫不可呢？ 首先当然是功利化的教育思维与教育评判。教育本来是一种综合性的系统工程，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学业成绩从来就只是其中的一个因子。 因为人的成长有着独特的自身规律，正如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两棵一模一样的的树，当然也就更没有两个一模一样的人，即使双胞胎也有各自的特点，古人常说的“一娘生九子，九子各不同”就是这个道理。更何况每一个人的遗传因子不同，兴趣爱好不同，发展方向不同，成长路径不同，怎么能够用同一把尺子去量呢？量下的高矮结果就一定是衡量长短与好坏的唯一因素吗？ 其实数量上的长短从来就并不一定能代表质量上的高低，关羽身长九尺成为了武圣，晏婴近乎侏儒不同样名垂青史吗，那些空有堂堂之表凛凛之躯而一事无成的人就更不用说了。 人生一世无非就是积累与爆发两大过程，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指导学生为人生的爆发提供积累。有的人积累的时间长而爆发的时间短，有些人积累的时间短而爆发的时间长；有些人先积累后爆发，有些人边积累边爆发；有些人终生积累很少爆发，有些人甚至根本没有机会爆发。如果因为爆发时间的长短与爆发次数的多少就对他妄下断语，岂不是太简单可笑吗？ 在人才的成长之路上从来就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节点，有的人早熟，有的人晚成，其中并不存在轩轾。王羲之少享盛名，成为一代书圣，齐白石50还在做木匠为卖画而发愁，不同样成为书画界一代宗师？何况早熟还有可能早衰，大器也可能晚成，数量的多少与质量的高低并没有截然联系，仲永5岁作诗最终“泯然众人”，姜太公“八十西来钓渭滨”而功盖春秋，有些人写下洋洋万卷而声名寂寂，张若虚存诗两首却家喻户晓。 笔者孤陋寡闻，并不知道李白与杜甫的老师是谁，但按照今天的评判机制他们一定成为不了“牛师”，只能“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因为他们的爱徒一生也没有能够金榜高中。然而可悲的是，现在人们还是没有完全醒悟，很多的教育主管部门总是单纯地用精确到小数点的升学数据评判学校，很多的媒体与社会舆论总是用升学指标评判学校，家长也简单地用分数的升降评价学校与老师，学校当然也就只能以分数与升学率来衡量教师了。 当枯燥的数字成为“牛师”、“牛班”、“牛校”的摇篮，那些视名声为生命的老师们能不趋之若鹜吗？既然巢都已经残破，完卵又将何以保存？ 其次当然是见怪不怪的招生乱象。正如教育对象的多样化一样，学校教育也是多样化的，并且应该是多样化的，一时有一时的教育，一地有一地的教育，只有百花齐放，才能绽放教育的春天，只有百家争鸣，才能组成教育的大观园。 在恢复高考之初，教育的秩序井然，不仅各县都有自己教育教学样板学校、特色学校，就是县下的各个区乡都有自己引以为豪的学校，真的是异彩纷呈。笔者所就读的岳阳县毛田区高就是我们一代学子心中永远的自豪，这个总共才7个班的规模、存在不过12年的乡村高级中学，把数以千计的山乡学子送出了大山，不仅彻底地改变他们世世代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还出了不少行业高端人才，堪称一时之盛。可惜的是后来区中撤销，集中县办，尽管不舍，但毕竟是时势所趋，并且强强结合之后更进一步壮大了县中的实力，整过教育秩序都在有序之中运行。 但是曾几何时，教育集团化席卷神州大地，很多名校特别是省城的名校，凭着强大的地缘政治优势、地域经济优势、交通区位优势、校园投入优势以及与此相关连的师资队伍优势，进行无限扩张，将中学规模大学化，动辄数千、上万甚至超万的规模，实行生源垄断。不仅如此，还化整为零，违规举行各式各样的招生选拔考试，甚至买卖或者变相买卖生源，恨不能将优质生源一网打尽而后快。而成绩一旦揭晓，又进行铺天盖地的宣传攻势，将优质生源迅速深化为伟大创造，为下一轮生源垄断制造舆论。如此循环往复，不仅原来曾经声名鹊起甚至烜赫一时的县中纷纷沦陷，就连市一级的重点中学也疲于奔命，如果不加大宣传力度，就只能在“沉默中死亡”了。在这样严峻的现实面前，谁又还能神定气闲无动于衷呢。 再次是人才观念的严重畸形化。本来经过40多年的持续与高速发展，高考录取率逐年攀升，高考已经从神坛跌落，大学教育逐渐平民化。按理说高考的压力应该逐步减轻，为什么现实却适得其反呢？主要是我们现在的人才观念出了问题。 前不久跟一个从国内名校毕业，又从海外名校毕业回国工作的名校青年教师闲谈，得知他夫人也是名学博士毕业，但结婚几年仍分居两地，很是有些苦恼。我说把你夫人也调到自己一个学校不就行了么，哪知他苦笑一声，说夫人不合符学校要求。我惊闻其中详情，原来他夫人尽管是名校的硕士与博士，第一学历却不是211、985高校，所以在资格审查时去掉了。 我听后默然良久，且不说钱穆中学学历，却成为了多所著名大学的教授，梁漱溟报考北京大学没有录取，却被蔡元培先生聘为北大教授，最后两人都成为20世纪中国的国学大师，毛泽东毕业的湖南一师当时顶多就是一个专科学历，其文韬武略千年之下又有几个人能与比肩？ 然而更加可笑而又可悲的是，在现在的用人实践中，像这类以学历取人现象并不是个案。因此211、985高校因为其高贵的血统，掌握着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工资起点，成为人们趋之若鹜的对象，使得高考竞争的指向不再是一般的升学问题，而是如何挤进高层次大学的问题。这样就大大地降低了就读比例，抬高了竞争规格，让刚刚喘过一口气的学子们不由自主地又踏上了一段更为残酷的征途，也让家长与学校感受到了更加沉重的压力。这不仅是人才观念的严重畸形化，也是把就业的压力加到了升学的身上，在双重挤压之下，人们能够不更加关注状元、高分、名校吗？宣传炒作自然也就紧跟而上了。 但是教育毕竟是最大的民生之一，涉及到千家万户，涉及到最为广泛的社会大众，关注度之高、之持续、之长久远非其他社会热点可比。要让她像吃饭一样，让人们习以为常，等闲视之，除了严令禁止炒作之外，还必须及时匡正教育理念、人才观念，校正评价机制，遏止招生乱象，让教育真正回归理性，回归公平。 古人说，“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禁止炒作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们希望紧接着还会迈出更加充实步伐，让教育真正回归本质的那一天早日到来。 作者为湖南省岳阳市第一中学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 相关链接如下： 关注书韵闲话 无  分享悠悠书韵 文史|教育|时事|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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