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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王治海 & 图 | 网络 
1979年早春，正值春寒料峭时节，我意外地收到由公社教育组转给我的信：黄陂县教育局将在我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简称“共大”）开办高考补习班，招收去年参加高考考分在250分以上的考生，符合这一条件的可到“共大”报名参加复习。去年我考了256分，正好符合这个条件。没想到，“文革”期间被迫中断学业的我又将拿起笔来，去追寻当年未竟的梦想。黄陂“共大”在滠口镇的西面，离镇上大约三华里。学校四周没有围墙，仅有两幢楼房矗立在后湖边上。楼房的南面是一排平房，那是学校办公室、食堂和教职员工的所在。到学校报名后，我在办公室领到了两本由湖南省教育出版社编印的高考复习资料——语文和数学，又到后勤处领来饭票和菜票，然后带着行李来到北面的那幢小楼（文科班驻地）。“共大”高考补习班有百十来名学生，分为三个班，其中文科班一个，理科班两个。理科班在小楼西南面那幢稍大些的楼房里，楼房有上下两层，每一层三间教室。小楼也是两层，每一层只有两间教室。教室在一楼，二楼是学生寝室。两幢楼房之间只不过20米的距离。安顿好住宿后，我拿着课本下楼走进教室。嗬，里面已坐着近二十名学生哩。从相貌上看，同学中既有老成的，也有稚嫩的。那时从小学到高中学制是九年，那些于去年毕业的高中生只不过十六七岁，而“文革”期间毕业的学生则大多二十出头了。上课铃声响了，只见一位身着黑色中山服的中年教师快步走进了教室。他中等身材，面容消瘦，留有短发，蓄有短须，目光锐利，炯炯有神，他是我们的语文老师。他讲起课来声音洪亮，抑扬顿挫，极富感染力。当时语文课本奇缺，仅靠那本语文复习资料是远远不够的，何况上面又没有多少可供阅读的文章。为了弥补这个缺憾，每次语文课上，老师都会把事先刻印好的文章发给我们预习，在我们理解和把握了文章大意的基础上老师再来讲课。每次上课，老师都会准备一块小黑板，在上面写上几道与文章内容相关的问题让我们思考并解答。老师的课文分析精辟透彻，字字珠玑，扣人心弦，简直到了出神入化、使人着迷的地步。他就是王齐孙老师，是我县上世纪五十年代负有盛名的语文老师。那时凡是听过王老师所讲的语文课的老师，没有哪一位不为他广博的学识所叹服、为他高超的教学艺术交口赞誉的。王老师除教我们班的语文外，还教我们的历史。当年历史和语文同样重要，赋分值都是100分。我们的历史知识欠缺，别说是世界史，就是中国史也了解得不够全面。鉴于这种情况，每次上历史课，王老师总是别出心裁地构建历史知识体系，把同一时期中外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重要历史人物及其产生的深远影响结合起来进行比照，以加深我们的理解和认识。老师还为我们编写刻印了大量的复习资料，让我们对知识进行系统的梳理并整合。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我们的历史成绩得到大幅度提升。那年高考，我的历史考了82分，不能不归功于王老师呕心沥血的付出。王老师上的作文课堪称一绝，至今仍为我们所津津乐道。每星期他都要布置一篇作文，并要求我们当天完成并且上交，这个要求我们一般都能做到。可令人吃惊的是在第二天的作文评讲课上，老师把头一天交上去的作文全数发还了我们。每次打开作文本后，我们都惊异地发现作文上面多处留有老师用红笔批改过后留下的墨迹。作文本上面除了总批外还有多处眉批，文中那些逻辑混淆不清的语句、语法修辞的错误、甚至连标点符号的误用，他都一一指出并且订正过来。作文中写得精彩的语句，老师则画上红色波浪线并写上旁批予以鼓励。最令人佩服的是，老师把所有批改后的作文在备课本上一一作了记载作为评讲的依据。如果是优秀作文，他就刻印出来作为范文发给我们让我们学习鉴赏。评讲作文时，老师还会忘情地高声朗诵学生习作中精彩的语句段落以引起共鸣。一堂课下来，总使人耳目一新，有余音绕梁之感。我常常想，老师的工作那么繁忙，而每一节课又准备得如此充分，时间到底从何而来？后来我发现，每天晚自习后，老师寝室的灯光一直亮着，有时竟到零点之后。我们和王老师相处了不足四个月时间，但是师生之间建立的感情是难以言喻的。离校之前，全班同学盛情邀请王老师到滠口照相馆和我们一起拍了合影照。临别之际，老师又为每人题诗相赠，我清楚地记得老师当时所提诗句是：“弦歌竟日响重楼，百日韶光似水流。夏霭绿荫生玉树，春催桃李艳神州。攻关莫负凌云志，揽月偏宜摘桂秋。待到新征转战鼓，红旗谱下叙前游。”诗中既饱含师生之间的深情厚谊，也寄托着老师对我们的热切希望。直到今天我还珍藏着当年的合影照和老师的临别赠言，以留作永远的纪念。那年秋季，王老师调到了黄陂一中，我又曾多次得到他的热情帮助，此是后话。刘少成老师教我们数学，他的课很有特色。他在黑板上画的几何图形可称得上是一手绝活。无论是画立体图形还是平面图形，他全然不用圆规、三角板之类的教学用具，完全是用粉笔直接在黑板上画。他画出的图形不仅形象逼真，而且尺度也很精确。据说他这手绝活早在读大学期间就已练就。当时刘老师已是不惑之年，人长得消瘦，但精力充沛。他讲的课逻辑严密，条理清晰，那些数学难题、只要到了他那儿，他都能在很短的时间给你解答出来。后来刘老师调到了黄陂一中，是我县高中数学学段为数不多的特级教师。“共大”的学习很艰苦，节奏也快，无论是乍暖还寒的早春，还是骄阳似火的夏季，我们都起得很早，在后湖岸边踱步、边读书，呼吸清澈湖水带来的新鲜空气。有时和同学一起探讨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当年我多半是与李绍和同学在一起读书、切磋，收效甚佳。李绍和同学当年被湖北财经学院（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录取，毕业后留校，至今我们还保持着联系。“共大”的生活很清贫，但我们乐意为之。正如明代宋濂《送东阳马生序》所言：“此中有足乐者，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心中有梦想，以苦为乐，乐在其中，这就是当年我们求学生活的真实写照。晚自习时间是19：30~22：00，每当晚自习铃声响起，教室里早就人头攒动，座无虚席。同学们都在自己的座位上安静地做作业，同坐之间偶尔也低声讨论一下问题。有时老师过来巡视一下，看见我们学习的自觉性很强，会点点头表示满意。回寝室后，大伙儿免不了拉拉家常讲几句笑话，活跃一下气氛，一般到23：00才睡。常有几个同学待大家入睡后，又拧开手电筒在被子里看书，直到深夜。学校也偶尔请来电影队为我们放上一场露天电影，以缓解一下学习上的压力。我记得当年看过一场电影叫《大浪淘沙》，讲的是上世纪20年代有一批热血青年到军校投军，其中有四人结成生死弟兄，后因各自的信仰不同而分道扬镳，那执着于革命理想的人，才最终赢得了胜利。这部影片对我的触动很大，我想，我们的人生不也是大浪淘沙的过程么，身处时代激流中的我们，只有顽强拼搏，迎难而上，经过不断洗刷，那最后沉淀下来的，定是闪闪发光的金子。每天第二节课后，全校同学就在操场上集合做操。领操的是一位物理老师，他动作规范，指导到位，这对于我们这些大龄青年来讲不能不说是一次难得的锻炼机会。六月中旬的一天，学校请来一位德高望重的语文老师为我们讲了一堂别开生面的高考复习指导课。复习指导课在学校大楼报告厅里举行，王齐孙老师首先把这位老师向我们作了简单的介绍。从介绍中我们得知，他就是我县语文界的权威，有着多年高考实战经验的王士毅老师。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王士毅老师开始讲课了。王士毅老师当时已是花甲之年，他面容清瘦，但精神矍铄，目光锐利。他讲起课来声如洪钟，铿锵有力，有极大的震撼力。他针对考纲并结合历年语文高考试卷侃侃而谈，讲述了如何围绕试卷答题的方法及答题时应该注意的事项，并把教学中的实例信手拈来作为佐证，然后又恰到好处的运用到实处，真正是做到了左右逢源。这堂复习指导课，王士毅老师整整讲了近两个小时，中途没有休息，真叫人叹服不已。还得感谢那位专为我们刻印复习资料的夏老师。油印资料上那排列整齐、大小匀称、美观工整的仿宋字简直叫人拍案叫绝。那上面的字体不亚如小说《红岩》中《挺进报》的仿宋字。当我们在戏称这些复习资料为《挺进报》的同时，也饱含对夏老师精湛书法艺术的赞赏。“共大”文科班有20人，分别来自不同的乡镇，每个人身份和经历也不一样。用当时最流行的一句话说“我们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当年，我们的誓言是：顽强拼搏、挑战高考，以实现人生的价值和梦想。事实上在当年的高考中我们班绝大多数同学实现了这个目标，且分别被各大中等院校录取（当年是“一考三录”）。现在我仅把我所知道的部分同学的名单附记如下：刘健——华中农学院；张仁春——华中师范学院；李绍和、肖伯符、邓艳乔、刘光华——湖北财经学院；朱绪驹——襄樊某专科学院；王治海、姚世廉、肖昌春、田星、徐奇志、杨国和——黄陂县师范学校；钱建国、付云兰——孝感地区卫校；王志光——孝感地区财贸学校。还有几名同学（忘记姓名），也分别被其他大、中等院校录取。即使是当年因某种原因未被录取的同学，在后来的考试中也先后被其他院校录取。如曾庆余同学于次年考取了湖北大学。刘耀元、熊小楚同学也先后考取了黄陂师范。刘兆基、马德华同学后来通过考试由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四十年，弹指一挥间。当年“共大”高考补习班的我们大部分已经退休，有的即将退休，但是四十年前那激情燃烧的求学岁月仿佛就在昨天。每当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的镜头重现当年宣告恢复高考制度，国人欢呼雀跃奔走相告激动人心的场面时，我不禁心潮澎湃，对邓小平同志的敬爱之情油然而生。是呀，当年若不是他老人家力挽狂澜恢复高考，哪里会有我们这一代人的今天。今天，我以一名四十年前高考亲历者的身份撰写此文，借以表达对那段时光的美好回忆。1979年秋季，我怀揣着高考录取通知书，开启了去黄陂师范读书的人生之旅。晌午时分，我走进了师范校园。嗬，那儿可是人头攒动，人声鼎沸呢。我在分班名单上找到了自己的名字，我分在了七九（四）班。在报名处，我碰到了“共大”高考补习班的姚世廉同学。他告诉我他产自己分在了七九（一）班，同班的还有田星、徐奇志、杨国和等几位“共大”补习班的同学，他们的班主任是曾在“共大”教过我们文言文的许康敏老师。“共大”补习班的肖昌春同学分在了七九（三）班。另外“共大”理科班也有部分同学录取到了这儿。师生再次相聚，那种喜悦之情是可想而知的。办完手续，我见到了班主任朱绍礼老师。他热情地把我领到了学生寝室，委任我为寝室长。寝室里有五张双层木床，床上都粘贴有学生姓名，看来，老师们的前期工作做得很到位。吃过午饭后我来到了教室，发现朱老师早在教室里清点学生。他找来我和另外几名同学组建了班委会，委任我为生活委员和学习小组组长。两个星期后又任我为劳动委员，生活委员由何利民同学担任。我班共有58名同学，女生中仅有白玉华、许华珍、刘瑄等三位同学，真是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其他班也是这样。七九级近240名学生，女生仅有11人（体育班除外）。我和熊贵祥同学同桌。朱老师约四十五六岁，是我班班主任兼教育老师，他身体健壮，声音洪亮，浓眉下的双眼睛炯炯有神，常穿一件蓝色中山装，给人一种威严之感。每天学校起床铃声刚响，他就会在寝室窗外催促我们到操场上跑步，锻炼。朱老师对学生要求严格，善于做细致的思想工作。由于那时小学到高中学制是九年，班上大部分同学年龄只有十六七岁，思想上还不够成熟，难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一旦发现问题，老师总是及时找学生交心谈心，把矛盾一一化解开来。在学校开展的班级文明创建活动中，我们班曾多次夺得优胜循环红旗，且多次受到学校表彰。尤为佩服的是朱老师对班上每个同学的品行看得很准，摸得很透。每个学期末，朱老师总是把班干部召集拢来，把事先写好的对每位同学的操行评定读给大家听，并征询我们的意见。那些评语和学生平时的表现几乎没有什么出入，让我们心服口服。教我们班语文的是吴绩勋老师。别看他已年近花甲，但精力充沛，幽默风趣。有一天，吴老师上课，一位同学因为看欧阳山的长篇小说《苦斗》入了迷，连老师走到身边他都没有发觉。当时吴老师并没有给这位同学难堪，而是走到讲台上风趣地说：“忆往昔《三家巷》里英雄辈出，看今朝一代风流在黑暗中《苦斗》。”老师话音刚落，立即引起班上同学哄堂大笑。很快，这个巧妙批评学生的故事不胫而走，在校园里引为美谈。吴老师的语文课很有特色，他的第一节作文评讲课是先让擅长书法的肖国顺同学在大红纸上抄写了一篇优秀习作，贴在黑板左边的墙壁上，然后发动全班同学对这篇作文进行了精当的点评，同时也表扬了另外几篇写得好的作文。老师的课讲得非常到位，指导性强，让我们很受启发，也把我们都征服了。黄宗琼老师教我们数学。他是广东人，戴着眼镜，留着分发，颇有学者的风度。他的数学课有着独特的风格，极具魅力。每次上课之前，他总是用粉笔把黑板分成大小一致的四块，然后边讲边把构建的数学知识体系一一在黑板上板书出来，四个块面整齐划一，十分匀称。那时正值伤痕文学盛行，学校图书室藏书不多，但仍可以借到一些我们喜欢阅读的文学作品。我先后读了《班主任》《伤痕》《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文学著作，加深了我对“文革”时期人性扭曲的认识。每周，离学校不远的某空降兵营地都会放一两场电影。每天下午第三节上自习课，学生会都会派人去打听，只要有电影，学校一般都会同意并组织大家去看。大部分是战斗片，偶尔也放映一些生活片，电影《小花》曾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妹妹找哥泪花流，不见哥哥心忧愁……”影片中小花那如泣如诉的歌声，至今还回荡在我的脑海中。我们最感兴趣的是每学期学校举办的文艺会演。大家在学校礼堂里表演各班自己编排的节目。有歌曲、舞蹈、评书、钢琴演奏、单口相声、武术表演、诗歌朗诵等等，真是异彩纷呈啊！其中，潘俊纯同学说起评书来语言诙谐，滑稽可笑。醒堂木一惊一乍就能让礼堂里爆发出阵阵喝彩声。最振奋人心的是学校举行的田径运动会。主席台上架有高音喇叭，运动场四周插满彩旗，大有“沙场秋点兵”的阵势。运动员们身着统一的服装，迈着矫健的步伐走到主席台前宣誓：“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播音员是七九（一）班的徐奇志同学。各班还有拉拉队、报道组，为运动员们鼓劲、加油。那些短跑、长跑的同学疾步如飞；跳高、跳远的身轻如燕。最扣人心弦的是4×100米接力赛跑，大家你追我赶，“加油”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各班的稿件也如雪片般飞往播音员手上，高亢激昂的声音回荡在空中，萦绕在每个人的心头。张友波同学在运动场上那可是大显身手。每次他都能夺得多个比赛项目的冠军，让人佩服不已。两年的师范生涯悄然过去。1981年5月中旬，我班分成三个小组到滠口镇去实习。我分在了夏集小学，担任实习小组组长。同行的有余志顺、邓志祥、黄建国、李钦忠和彭显康等几位同学。夏集小学在滠口镇西南面，毗邻盘龙城遗址。学校很陈旧，校舍全是平房，墙面斑驳，怕是有好些年头了。学校有1~5五个年级，每班大约30名学生。学校陈校长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在我的要求下，他让我们接手了3~5年级三个班的班主任和语文及数学的教学工作。我担任了五年级的班主任并教语文。当我走进教室看到那高矮不一的桌凳和30多张稚嫩的脸庞及一双双渴求知识的目光时，我深感责任重大。在教学时，我会精心设计好教学方案，然后依据学生的特点采用灵活的方式进行讲授，很快就得到了学生的好评。端午节那天，我刚刚吃完早餐回到寝室，发现很多同学蜂拥而来，他们把从家里带来的咸蛋、粽子等争先恐后地放在桌子上，我拦都拦不住。同学们都说，这是他们家的一点心意，一定要收下。仅咸蛋就装有一小桶，让我们六位同事享受了一顿端午美餐。一天，从滠口小学那边传来消息，说是朱老师要来我们这儿检查工作，这可让我们犯了愁。这儿地理位置偏僻，附近既无商店也没有集贸市场，老师来了，拿什么招待他呢？还是余志顺同学有办法，他说盘龙城遗址的泥沼地裂缝里有螃蟹，我们去捉几只来招待老师。当晚，我们拿着手电筒，带上火钳和铁桶向盘龙城遗址进发。当时正值旱季，泥沼地上有许多大大小小的裂缝，我们用手电筒往裂缝里一照，嗬，里面真的有螃蟹在爬动呢。大家高兴极了，忙用火钳把它夹到铁桶里。不到一个时辰，我们就捉了小半桶，有好几斤呢。第二天，朱老师果真来了。余志顺同学亲自下厨，先把油倒进锅里烧得滚烫，然后再把洗干净的螃蟹放进锅里煎炸，顿时，厨房里香味四溢。我们喝着饮料，吃着那黄亮喷香的螃蟹，真是开心极了。朱老师直夸我们有办法，手艺不错。六月中旬，实习结束。临别之际，夏集小学全体师生热情地欢送我们。我们班的学生更是满含热泪，一直把我们送到校门外。回师范后的第二个星期，班上举行了联欢会。朱老师在祝贺全班同学圆满地完成学业的同时，也对我们的未来寄予着热切希望。有几位同学也即席发言，有畅谈师范学习生活体会的，有对大家予以美好祝愿的，有感谢老师两年来辛苦付出的……之后，姚建平同学的独唱搏得了大家热烈的掌声。这热闹的场景中还有离愁别绪，我发现有同学噙着泪水，趴在课桌上偷偷地抽泣……那天下午，我们用结余的班费举行了会餐。同学们频频举杯，开怀畅饮，其乐无穷。我们还拍了毕业合影以作纪念。快40年了，我还珍藏着当年的两张照片：一张是我班的毕业合影照，另一张是我和余志顺等六位同学的实习留影。这些照片我将一直珍藏着，作为永久纪念。6月底，我们带着无限的眷念，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学习生活了两年的母校——黄陂师范。师范的学习生涯尽管只有两年，但对恢复高考制度重新获得学习机会的我们来说，可是一段非同寻常的经历，在这里我们不仅学到了文化科学知识，学到了教书育人的本领，更重要的是在漫漫人生旅途中，教与学不断进取的精神一直在激励着我们奋勇拼搏，勇往直前！在此，我再一次从内心发出呼喊；我爱您，教育的摇篮——黄陂师范！1982年春季，我参加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简称“电大”）的招生考试，并被电大录取。九月初的一个星期天，我到电大黄陂分校报到，碰到了好多位七九级的师范同学。大家再次相聚，真有说不出的高兴。电大班有20名同学，既有县教育局科室的干部，也有学校领导，但绝大多数是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我们是中央电大黄陂分校的首届学员，直属县教育局领导。教育局对我们这批学员寄予了厚望，希望通过电大学习为我县培养合格的高中语文教师。电大语文类专业所开设的课程主要有：中国文学史、外国文学史、古代汉语、现代汉语、中国通史、中共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逻辑学、教育学、心理学、美学、写作等等。除了课本外，每门课程都有与之配套的讲授纲要、录音讲义等。文学史课程则配有可供阅读的文学作品。电大属远程教育，讲课老师可都是北京大学声名显赫的专家、学者。讲中国古代文学史和现代文学史的分别是袁行霈老师和黄修己老师；讲古代汉语的是郭锡良老师；讲现代汉语的是张志公先生；讲写作的是刘锡庆老师……虽然我们未曾与老师们谋面，但从播音中已经深切地感受到了他们的渊博学识和讲课的语言魅力。能在千里之外亲耳聆听这些大师的讲座，我们深感荣幸。电大讲课的时间一般安排在14：00~16：00之间，为了不影响工作，我花了近一个月的工资（近50元）买了一台海鸥牌收音机并随身携带着，每到讲课时间就收听广播讲座，尽可能不落下每一节课。如果是在办公室里则戴着耳机边听边做笔记，以免影响他人办公。每学期我们都要集中学习几次，一般是周六和周日，每到期末复习考试时，则有一个多星期的集中学习时间，远处的同学都安排在学校住宿。尽管电大的课程多，工作和学习上的压力大，但对于“文革”后参加工作而又一次获得学习机会的我们来讲，恰如高尔基所言：“我扑在书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我们的班主任胡绍棠老师深受大家的敬重和爱戴。虽然他已年近花甲，但工作勤勉，责任心强，对学生关爱有加。记得第二个学年度的期末，我因病没有到学校去学习，胡老师竟然在第二天徒步近两个小时来到我家，关切地询问我没到校的原因。我是多么的感激和不安啊！胡老师在家访中鼓励我要克服困难，努力完成电大学业。当年若不是胡老师的鼓励，我很难完成电大的学业。前年，我在县城偶遇胡老师的女婿罗民权同学（我师范和电大同学），得知胡老师已经去世十多年了，可我心中对老人家的怀念却永远也无法抹去。在我们这批电大学员中，有被称为黄陂才子后曾担任黄陂区教委主任的林家宏同学。后来我在读他撰写的《林教头风雨六十年》这本书中得知，他是老三届的高中毕业生，1966年夏季，因受到“文革”浪潮的冲击，他被迫中断了学习，与上大学失之交臂。直到电大招生考试，终于圆了他的大学之梦。他在书中曾戏谑地说“这是一张迟到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是呀，那个年代我们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林家宏文采飞扬、思维敏捷、性情豁达、幽默风趣、有亲和力，我们都很敬重他。当年他在普教科工作，事情多，担子重，压力大，但是他和我们一样，能在繁忙的工作间隙收听广播讲座，做好听课笔记，并且每一科都能考出好的成绩，让我们都刮目相看。胡高康同学是我们的班长，当年他是前川三小副校长。他工作踏实、为人友善、有责任心、工作能力强，我们都尊称他为老大哥。每次集中学习，他总是以身作则，把班务工作安排得井然有序，并协助老师做了很多班务工作，被我们评为先进学员。陈俊和我是师范的同学，他在电大学习的第二年就调到了武汉市，后曾担任武汉市江岸区教委人事科科长。他性格开朗，待人热情，给人的是一种亲切感和信赖感。肖固刚同学电大毕业后调到了县教委工作，后曾担任黄陂区教委副主任。他办事干练、有魄力、幽默风趣，乐于助人。1985年春节，为了收看电大老师在电视上播放的有关写作毕业论文的知识讲座，我曾连续两天去他家收看电视节目，受到了他的热情接待。宋安忆同学性格开朗，有着超强的记忆力，我们都称他为“活字典”。电大毕业之后，他调到了黄陂二中，且一直工作到现在。除上述同学外，我班还有如下同学：王心力、万来斌、王新华、李国俊、罗民权、吴财源、王绍正、陈其先、吴福生、王治海、周久久、李开创、汤浩、王正海等。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单位，但彼此尊重，亲如一家。电大每门功课的结业考试都非常严格，除监考老师外，还有市电大的巡视员来考场巡视。我们都是经过严格的高考一路走过来的，自觉性很强，从不违纪，多次受到主考老师和巡视员的好评。1985年春季开学后，县教育局下发文件，特地为我们这批电大学员开放绿灯——脱产学习一学期，让我们有充裕的时间去收集材料，写好毕业论文。这次脱产学习是我们三年电大历程中时间最充裕，环境最宽松，学习得最扎实的一次。早在少年时期，我就同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结下了不解之缘，尤其是对《红楼梦》情有独钟，对书中男女主人公贾宝玉和林黛玉的命运寄予了深深的同情。我想，今天我何不以此为题材，写一篇有关宝黛爱情悲剧根源的毕业论文呢？有了写作题材，我就开始琢磨去找指导老师。当年黄陂称职的指导是胡老师和黄陂一中的王齐孙老师。王老师看到我很是高兴，并对我的论文作出了初步的构思和指导。他说，《红楼梦》是一部惊世之作，要写出颇有见地的论文实属不易。动笔之前，一是要认真地通读原著，进一步加深对作品思想内容的认识和了解；二是要阅读一些权威人士对《红楼梦》评价的文章，借以提高自身的认知水平；三是写出的论文要不落俗套，富有创意。按照王老师的指导意见，我先到县图书馆借来一套《红楼梦》，足足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把它重读一遍，并把书里精辟的诗词、句子和片段作了摘抄，并相应地写上短评，又借阅了一些评论《红楼梦》的书籍和文章。在这些书籍里，我认为鲁迅先生、李希凡先生对《红楼梦》的评价最为深刻，也很有见地，我把一些精辟的语句摘录下来以作为写论文的佐证材料。一个月后，一篇关于宝黛爱情悲剧形成的阶级基础及社会根源的腹稿在我的头脑里初步酝酿成熟了。我拟定的题目是《试析贾宝玉林黛玉爱情悲剧形成的阶级基础及社会根源》。首先，我从故事情节入手，从维护封建家族利益的角度进行论证，证明宝黛爱情必然是悲剧性的结局；其次，借助文献，深层次的论证了宝黛爱情悲剧形成的社会根源；第三，我结合摘抄的《红楼梦》的某些诗文、章节及鲁迅等权威人士对《红楼梦》的评价作了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更进一步证明了宝黛爱情结局必然是一场悲剧。我将约一万字的论文初稿交给了王老师。王老师看过后，在一张稿纸上写下几条修改意见供我参考。王老师是高三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学校语文教研组长、县语文教育学会会长，却在万忙之中对我进行全方位的精心指导，真是难为他了。五月下旬，我再次把修改后的毕业论文交给了王老师。一星期后，王老师告诉我较之上次有了很大进步，只是还要推敲一下，使之更臻于完善。遵照王老师的意见，我又用三天时间作了修改和订正，然后正式誊写好交给了老师。六月下旬，毕业论文答辩在电大教室里进行，答辩小组组长是武汉市电大的曾宪祝老师，小组成员有胡兆棠老师、王齐孙老师和沈永祥老师。曾老师把我们的论文一一放在了桌子上，然后逐个提问，让我们一一作答。在整个论文答辩过程中，曾老师都是从容不迫，应对自如，我们不能不佩服曾老师那惊人的记忆力。曾老师是武汉电大中国文学史责任老师，对明清文学很有研究。在对我提问时，他侃侃而谈，对《红楼梦》的思想内容作了简单的概述并作了中肯的评价，并对我的论文给与了高度评价，并把它评为优秀等级。曾老师思维缜密，在论文答辩中他曾向我提了这么一个问题：“《红楼梦》中香菱的命运到底如何，最后她的结局是生还是死呢？”曾老师提出的问题看似简单，实则颇具匠心。香菱虽然不是这篇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但她在整篇小说中的作用至关重要，是全文中不可忽视的人物。曾老师是要考查我是否读完了原著，是否真正的把握住了书中每个人物的命运。我们写的毕业论文真是异彩纷呈。林家宏同学写《我县中小学教育现状的调查》、王心力同学写《论徐志摩诗歌的艺术特色》、周久久同学写《评析《三国演义》中关羽的忠与义》……这些论文不仅文笔流畅，而且观点鲜明，分析透彻，有许多堪称是上乘之作。我想，如果能把当年的这些毕业论文收集起来整理出版，也不失为黄陂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七月上旬，考试结束后，全班同学在校园里合影留念。三十多年过去了，这合影照我也会永久珍藏。三年的电大岁月已成为历史，但每次同学相聚时，我们仍会回味那段美好的时光。我常常想，当年我们在艰苦的环境中顽强地学习，那种意志力到底从何而来？答案只有一个：感谢邓小平同志让我们重新获得了学习的机会，我们要把青春的损失夺回来，用丰富的知识武装头脑，来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我们做到了。改革开放四十年了，但四十年前那段艰难的求学经历一直铭刻在我心中。我将以此作为动力，昂首高歌，不断前进，浓笔重彩，为我们的新时代谱写出更加美好的篇章。关于作者 王治海，男，黄陂王家河人，中学语文高级教师，黄陂区中语会员，长期从事语文教学与研究工作，其教学论文和文学作品多发表于国家级、省市级刊物，曾荣获“武汉市教科研先进个人”和全国语文教师大赛“四项全能获得者”荣誉称号。投稿&联络：admin@mulangul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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