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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东美先生（1899-1977）逝世至今，匆匆已逾40年。 在我心中，他的音容笑貌依然鲜明亲切，而他的学问更让我每一思及，便有“高山仰止”之叹。 作为念书人，能有像方先生这样的老师，是值得终身感恩与自我鞭策的。 方东美先生 01 初识方先生 初次听到方东美先生的大名，是在大学二年级的一堂课上，系主任钱志纯教授郑重推荐方东美先生的一本书，名为《科学哲学与人生》。 钱教授介绍方先生时，说他是与胡适之、冯友兰同一辈的学者，这听在我们年轻学生的耳中，有些遥不可及的感觉。 顿时想到“今之古人”一词，虽有孺慕之心，也不敢想象会有亲炙（直接受到教导）的机会。 1972年毕业时，我选择去念台大哲研所硕士班，由于这个选择，我赶上了方东美先生在台大最后一年的课，课名是《中国大乘佛学》。 方先生的课，排在星期五早上9点到12点。 开学第一周上课时，文学院十七教室连外面的走廊都站满了人，一看就知道有许多社会人士慕名而来。 只见方先生手拎一个大型公事包，由学生开道挤进教室，站上讲坛之后，神闲气定地说： “有人说要换更大的教室，我看不必了。在讲述哲学的课堂上，开始时人很多，然后人越来越少，最后只剩讲者一人在独白。” 他说得没错，学生一次次减少，最后剩下大约30人，其中正式选课的与旁听的各占一半。 记得上课时，有一位出家的比丘穿着袈裟来旁听，年约四十。 方先生看到这位出家人如此好学，就嘱咐他每周三下午去方府，由老师亲自指点他哲学入门的基本工夫。 这位法师不是别人，正是***。 四十多年一晃就过去了，***如今被佛教界推崇为大师，这里面也有方先生的一番心血吧！ ***，中年时由方先生领入哲学大门 我是哲学系毕业的，听方先生的课依然吃力，因为在辅大没有念过佛学，只有在中国哲学史的课堂上，得知一些基本概念。 先生上课，可以用八个字形容，就是“天马行空”与“画龙点睛”。 你若是偶然经过他的教室，在外面聆听10分钟，你会以为他在介绍西方哲学，从柏拉图到黑格尔，信手拈来，如数家珍； 你隔了1小时再度经过他的教室，所听到的可能是儒家与道家； 但是，你若是有耐心听完3小时的课，就会知道这一切都与大乘佛学有关。 听方先生讲课，你会感叹人类探求智慧的心路历程与心得结晶，经由对照比较之后，就像钻石的每一个切面，都将散发既独特又一致的光彩。 02 得缘亲炙方先生 方先生于1973年自台大退休。辅大哲学系的系主任张振东教授，是方先生早期的学生，他亲赴方先生府上送上讲座聘书，邀请先生到辅大授课。 当时从台北到辅大，交通不太方便，必须搭计程车，但是方先生年事已高（是年七十四），最好有学生陪同搭车。 在这样的机缘下，台大哲研所的学长游祥洲带我去方先生府上拜访，算是正式引见，比一般在课堂上听课的师生关系要深了一层。 这真是因缘巧合。我自1973年暑假之后，就于每周四早上陪同方老师来回辅大，并且负责上课录音，以便将来整理出版。 直到1976年暑假我去服兵役，这项工作才转手他人，而方先生于1976年年底因病住院就不再上课了。 这段亲炙方先生的机缘，成为我治学的转折点。 2014年，纪念方东美先生诞辰115周年暨方东美哲学思想研讨会 03 爱书如命的方先生 方先生靠一份教授薪水养家，生活简朴，最大的嗜好是买书。 彼时方先生住在牯岭街六十巷四号的台大宿舍，一出门就是著名的牯岭街旧书摊，他自然很容易在那儿流连忘返了。 方师母说，她每次听到方老师自外归来，满脸惭愧说：“我又做了坏事！”就知道他又买了不少旧书。 60年代初台北牯岭街繁华的旧书摊 过了这一关，方先生就一头钻进书房，专心赏玩他的收藏品，不到再三催促吃饭是不肯露面的。 先生的藏书有多稀有珍贵呢？有一则趣事。 方先生曾说：“林语堂宣称谁若是保存有辜鸿铭所英译的《论语》，愿意借他一阅的，他愿意磕头感谢。我这里就有此书，可以让他磕头来借。” 辜鸿铭（1857-1928），学者，翻译家 后来经过我们再三恳求，方先生答应让先知出版社影印出版辜鸿铭所译的《论语》与《中庸》二书。 04 一代“诗哲”身藏数艺 方先生是现代思想史上享誉世界的“诗哲”。 他曾经说过：中国一切伟大哲学系统的建立者都必须一身而兼“诗人”“圣哲”“先知”的三重身份，才能宣泄他们的哲学睿见。 先生他自己正是在忠实地履行这一点。 自古诗人多忧愤，更何况寄身于战火年代的方先生。 国仇家恨，生活多蹇，满腔忧愤化作数百首诗词，构成了《坚白精舍诗集》的主体部分。 世人也许知道方先生业余之暇喜欢游山玩水，摄影照相；但很少知道，他真正做到“游于艺”——精诗词、好书画、兼及金石篆刻，但绝少示人。 方先生精于书法和金石篆刻，他的很多印鉴图章都是自刻；平生近千首精美诗词，皆身后发表。 05 不失赤子之心 郭文夫、游祥洲等人，是我在台大哲研所的学长，也是方先生较为亲近的弟子。 我们有时安排到郊外踏青，邀请方先生同行。 方先生出门，照例在脖子上挂了有大有小的照相机，我们请教方先生为何要带三个相机？ 他的回答是：“我在外头看到好的风景想要拍照时，如果只带一个相机，这时坏了怎么办？第二个相机如果又坏怎么办？所以要带第三个。” 我们接口打趣说：“老师，如果第三个相机也坏了，该怎么办？”他老人家这时慢条斯理地说：“这种或然率不太高。” 在外游憩时，方先生拍照最多的不是风景，而是到处见得到的可爱的小孩子。 郊游时的方东美先生（左）和学生孙智燊先生 同样的道理，方先生家里摆着三台老旧的录音机，因为当他想要聆听音乐时，万一只有一台，坏了要怎么办？ 这种思维模式属于童心未泯，正如孟子所说的：“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 方先生的同辈朋友谈起他时，有的说他学问好，有的说他弟子多，但是他自己最喜欢的却是：“此人简朴幼稚，可资遣送幼儿园。” 06 “人就是要像神一样” 经历了大时代的动荡与迁移，方先生好像不受干扰，始终专心于他的教学与研究。 方先生面对外国学者的询问，曾经如此描述自己：“我是儒家的家庭传统，道家的生命情调，佛教的宗教信仰，以及西方的学术训练。” 就一位学者来说，“西方的学术训练”具有普遍的意义，它允许学者进入学术界，发表论述，参加研讨会，提出个人的创见。 方先生以儒家为其“家庭传统”，这在念书人身上是十分自然的。 他固然熟读《论语》，但是更喜欢由《易传》去理解儒家的生命精神，并且提出“生生之理”、“爱之理”、“旁通之理”、“化育之理”等极为正面的语词，去描述孔子的思想。 由此可见，方先生以儒家为其家庭传统，并不表示他忽略儒家哲学的高明之处。 至于他以道家作为“生命情调”，则是就其面对人生的各种遭遇而言。 不论处境如何，总要做到“安时处顺”、“乐天知命”，保持愉悦的心情，觉悟通达的智慧。 最后也最难理解的是他的宗教信仰。 方先生在抗战期间，避居重庆，就近购取寺庙所印的《华严经》阅读。每次空袭警报响起，他就随手带一本佛经躲警报，坐在防空洞靠门还有光亮的地方，专心思索经文中的道理。 方先生讲学留下的笔记著作中，有《中国大乘佛学》（上下册）与《华严宗哲学》（上下册），简直像是一位佛学大师了。 正如他所强调的，“佛教是亦宗教、亦哲学”，而他所接受的主要是“作为哲学的佛教”，可以启发觉悟的智慧，看出旁通统贯而圆融一体的大千世界。 晚年的方东美先生 像方先生这样的学者，才可说是具体实现了他的传统与他的时代所提供的一切善缘，为我们芸芸众生树立了一个值得向往并且充满前景的典型。 方先生晚年上课时，喜欢强调：“做为人，就是要成为像神一样。” 人间向来就不是完美的，但是人可以经由爱智而觉悟，进而启动内在的力量，从自己开始追求完美。 方先生的终身志业在于说明此理，值得我们认真省思。 点击文末右下角 在看，让更多朋友学习傅佩荣教授的智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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