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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热和旅行笔记中的胡编乱造 生态旅游，从本质上看，是约束和升华游客行为的旅游。尽量不影响生态环境的前提下来欣赏和体验大自然和生态的奇妙。而不是到生态好的地方去按照国人传统旅游方法随意折腾。 十一长假期又到，又有无数人踏上了自驾或者随团出游的路途。这里放一篇刚修改过的旧文。 愿出门人平安吉祥。 1996年6月中旬，四次孤身独旅进出西藏的上海徒步旅行探险家余纯顺，在新疆罗布泊干热沙漠中不幸遇难。国内主要报刊开始介绍这条汉子。 随后北京、上海和广州、深圳等地有商业头脑的旅行社经理，就以到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或罗布泊甚至西藏“探险”旅游为号召，开展了这种猎奇性的观光业务。生意居然还颇不错。我想或许它恰巧迎合了一种身在城市而想逃避城市喧嚣的心理需求。发达国家有的人专找荒凉人少而景色雄伟的地方呆着也是一样。我亲眼见到云南大理和丽江集中了许多外国游客，一呆数月不走。 随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传播媒介的扩张导致文化娱乐单一化，谋生压力的加大，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厌烦了城市生活的单调，加上收入和闲暇时间的增加，出门旅游倒是成了逃离日常老调的好方法。但是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所见大同小异，都是高楼大厦，贴满玻璃墙面的建筑和假文物。 苏杭那种纤巧的风景，需要文人雅士那种悠闲的心态和品味才能欣赏得出其中的真味。而在红尘万丈的城市里，人口密集，空气污染，噪音严重；人际关系上尔虞我诈，钩心斗角，日常生活中无法调动雅兴。于是，到山野去，到人少的地方，到保留了自然真面貌的地方去，去面对大自然。这种需求日渐其盛。1999年5月，我到中国登山协会看朋友，结果遇到一帮刚从青海昆仑山下来的大连白领人士，其中还有一个小姐。据指导他们上山的登山家马欣祥说，与他们一同登顶玉珠峰的，还有深圳一位全国颇有名的房地产公司董事长王（后来这老王上了珠穆朗玛）。 这趟折腾，他们都吃了不少苦。而他们就是为吃苦、获得人生经历去的。孟子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先贤早就说得明明白白了。 1999年被国家旅游局定为“生态旅游年”。大众旅游者，现在也偏好到边远地方去享受“生态旅游”。其结果大多是生态遭殃：人走垃圾留。连新疆阿勒泰的喀纳斯湖，岸边都已经被砍伐、糟蹋得不成样子了。更何况不太偏僻的地方。所谓生态旅游已经庸俗化而变成了狗肉上的羊头：政府主管部门还多少记住要保护生态，让人民享受生态。而旅行社和游客大多根本就不在乎。“生态旅游，就是到生态好的地方去旅游。晚了就没有了。要去趁早”。这样的垃圾虫游客、这样的生态旅游，实在悲哀。 实际上，生态旅游，从本质上看，是约束和升华游客行为的旅游。尽量不影响生态环境的前提下来欣赏和体验大自然和生态的奇妙。而不是到生态好的地方去按照国人传统旅游方法随意折腾。 还有另类旅行者，几乎是职业或半职业的。人数极少，专门往偏僻边远或凶险的地方走。余纯顺就是其中最典型者。国内通西藏的公路有四条，以凶险程度排序说，是新藏、滇藏、川藏和青藏。余都徒步走过。自从余纯顺的一本日记和一本游记出版并畅销于市后，出版社对于这样题材的书开始关照了。而在整个八十年代，我只发现两本这样的书：山东大学杜甫研究专家萧涤非教授主编的《访古学诗万里行》，写的是萧教授和弟子们在川甘陕间追寻杜甫的足迹，考证杜诗的写作背景。另一本是1988年人民日报出版社的“万象丛书”中的《天涯孤旅》，写的是在云南滇西北的游历。沈澈的这本书对民俗调查相当深入。商务印书馆在香港以《西南秘境万里行》为名出了这书的繁体字节本，不过配印了一些照片。 近年来，这些旅行家们的书，颇出版了一些，如长春出版社的“漂泊者之旅”五本；天津教育出版社的“漂泊笔记丛书”六本；北京东方出版社的“信天游文丛”若干本等等。还有历史和考古学者的一套野外考察丛书：山东画报出版社的《中国边疆探索丛书》六本。岭南美术出版社的《长江魂：一个探险家的长江源头日记》等。 国内出版的关于漂泊漫游的书我读了不少。看来如艾芜那样的漂泊，对于国内为数不多这些的旅行家来说，是一种生存状态。但是艾芜是为了谋生。他们没有谋生的压力，只是为了追求人在路上的状态而出门。读到他们为到西藏、青海、川西等偏远荒凉地方而吃的那种苦，我深为感动。作为有25年常在路上历史的人（1974－今年1999），我除了没有到过海南和台湾，中国的每一个省市自治区都到过（2014年，到了海南）。他们旅行和写到的地方，我大多也留下过足迹。身为经济学者，1983年来我更常在西部来回地走。我的足迹无意中还与他们交叉过。1994年9月初我在拉萨哲蚌寺门口遇到曾经走过墨脱的曹华波。1997年我在呼伦贝尔的哈达图农场时，曾给余纯顺作过东的农场梁书记也作了我的东。 以我的感觉，他们绝大多数是真诚的，严格的。也就是说，我没有感到他们虚构事实。他们如实叙述在路上的经历。看这样的书，等于被他们领着走了一路，感受大自然的温馨和严酷两面和人心的善和恶。有些地方我还没到，看这些书，算是先感受一番，了解点情况。总体上说，这些书记录下了旅行家们漂泊的经历。 不过一种事情一旦时髦起来，假冒伪劣的东西必然会混杂进来。长春出版社的那套书，有个女作者姓尚，虚构故事，说她在西双版纳的澜沧江边遇到狼。 常识告诉我们，狼是温带和寒温带群居动物，不会单独在热带亚热带雨林地区出现。那书里还说，她从延安到安塞县的真武洞乡。实际上真武洞是县城所在的镇，非常热闹。中国科学院西北水土保护研究所的一个工作站，就在这镇南边的山下。而且真武洞镇在延河川里，循公路就可以到达。延河河床距公路平面不过二三十米，危险有之，何来的公路两边都是无底深渊的凶险？铁路和公路选线在山区一般都选河谷，可以一边临水，一边靠山，绝对没有选山脊线走的。而只有山脊线，才可能两边都有无底的深渊。至少我在延安安塞公路沿线三个来回也没看见该作者说的这无底深渊。 该书还说自己在榆林逃脱人贩子后，在寒冬的陕北沙漠里走了半天遇上风暴，到天黑的时候风小下来，看见自己留下的一路长长的足迹，才发现而得以绕回到原地。口干舌燥，万念俱灰中立起三角架自拍遗照。不知如何一下子到第二天了，忽然看见飞鸟栖到旁边的沙滩，感觉到那里有水，结果发现一个冰湖。砸开冰大口喝水。听见马蹄声，以为土匪来劫，不但不悄悄躲起来，反而嚎叫起来。随后有女人着红衣骑红马来取水而获救。 风暴中的沙漠能留下半天前的足迹？天黑还能看得见沙漠上的脚印？怕却大叫招惹来人？这还只是我根据逻辑和常识推断出来的虚构。是可编造，孰不可编造？离奇的神话故事。这样的东西能出版，简直是侮辱真正的旅行家和常人的智力。20世纪初，英国就有几本写到西藏游历的书出版，随后被人揭穿为虚构。 我也担心，这类旅行家有人是否会走上标新立异、一心只想破记录的邪路：你从四条路进藏，我要从五条路进藏，比你多一个且末南边的喀拉米兰山口入藏的徒步线路。他则争取走第六条线路，从玉树的囊谦到昌都的类乌齐，或者从于田走克里雅山口。不然从境外向西藏走。你是坐车去的，他是骑车去的，我得要徒步去。中国最难到达的，大概是西藏的墨脱和云南怒江峡谷中的贡山的独龙江峡谷，都得步行数天才能进去。独龙江流进缅甸称为恩梅开江，那一带也叫野人山。抗日时杜长官兵败野人山，数万官兵的命就丢在那里。再就是可可西里和藏北无人区了。除了偷猎者和淘金人，几乎无人。国际关注的藏羚羊偷猎，就主要发生在这个地方。 天津丛书的一个作者（此人姓肖），看来是自我表现欲望太强，以致于文体混乱。叙述中夹杂了许多抒情和叙事的不知道该定为什么体的无韵或有韵的诗体，没有标点，用饶舌音乐般的节奏向读者倾泻过来。我只能略过不读。暂且以叙事诗名之吧。这作者走火入魔到了如此地步，在有一章中，只用半页写关于旅行细节的叙述文字，居然有十三页以叙事诗表现的文字。至于其它章节，都有这个问题，只是没有这章突出而已。这也太过分了吧。 游记本来就该充满细节。而叙事诗无法充分抒情，却又失去细节。还应指出的是，作者故意标新立异，用第二人称写作，在很大程度上牺牲了游历笔记的现场感。 太阳底下无新鲜事。就是那喀拉米兰山口和克里雅山口这两条新疆和中亚蒙族及卡尔梅克朝圣者传统的入藏线路，早在百年前就有法国人邦瓦洛Bonvalot以及杜特雷依Dutreuil de Rhins、瑞典人斯文·赫定等欧洲探险家走过了。 1930年代，国民政府代表黄慕松到拉萨参加达赖册封等活动，从成都出发，循雅安、康定、甘孜、德格、昌都、类乌齐、洛隆、边坝、江达、工卡到拉萨走了一趟，费时近三个月，留下一本书《使藏纪程》。那时还没有川藏公路，而且从康区到卫藏那段路，即边坝到江达段，至今没有公路。就是现在那些依然难以到达的地方，如墨脱和贡山独龙江峡谷和丙中洛以上的怒江峡谷，那里的居民和挑夫、军人还不是照样在那里进进出出。他们也没有因此自我感觉了不起。因而，喜欢写作的旅行家还是依据自己的兴趣或擅长，定一两个专题旅行留下记录更好，因为这能增进人类的知识积累。刘华的《万里海疆第一走》，增加了读者和公众对我国海岸线生态环境、发展、人文各方面的了解。当然旅行是很个人的事情，只要不糟蹋环境，谁愿意怎么来都行。 从个人偏好说，我更喜欢读徐霞客和斯文·赫定、斯坦因那样的科学考察的游记。我也有斯文·赫定、斯坦因、达尔文、大谷光瑞、橘瑞超等的作品。新疆人民出版社几乎把外籍中亚探险家主要著作，都出了中文版。我也几乎全部搜集了。国内旅行家所写的东西也能让我开眼界。如《谢彬游记》，记录了财政部特派员谢彬在民国初年自内陆到新疆考察经济财政状况的旅行。老一辈考古学家黄文弼的蒙新考察日记也很精彩。我喜欢的就是这类带有科学目的的旅行记录。而现代中国的旅行家们的著作，大多只是平面地描述其风光、人情方面的所见所闻，加上其所感。若干作者还是比较立体地写东西的。比如杨欣，便着重下笔在长江源头的环境和生态问题上。阿坚的两本信息量较大。但是读者想从中多了解点民俗、地理地质或其它方面的知识时，这些书大部分显得无能为力（学者们的边疆考察类的书除外）。而徐霞客、达尔文、斯文·赫定、斯坦因、橘瑞超、谢彬、黄文弼、黄慕松等前辈的著作之所以现在还能再版，在多少年后仍然有生命力，关键就在于他们的书有各类科学知识方面的丰富内容，记录了历史某个断面上有关地方的状况，而成为人类文化的经典。 此文原刊载于 读书 2000第四期 题图，新疆，阿拉尔，隔开塔克拉玛干沙漠与垦区之间的南干渠。2014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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