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9月13日上午 林凌、维凌与柳红 邹蓝/文，图（不含林凌图像） 今天4月9日，刚看完老友杨柏的书稿《林凌评传》（暂定名）清样，同时段我也在交叉看老友王辉捎给我的维凌手稿一书。这时又收到网购送来的柳红《八十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修订版（初版她送了我一本，这次不劳她送了）。 很有意思，三本书基本上说的是同一群人，只不过在京或京外，在核心层或在外围一些，里头说到的人互有交叉。 老杨写的林凌老先生，山西平定县人，1926年生，是八十年代出道的青年经济学者的师长辈。林老介入农村和工业改革已是中年，在70年代末期的四川（含后来独立的重庆），他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当时从广东调到四川担任一把手的新第一书记。当地老同志写回忆录时多以省委负责人说法提及的这位书记，几年后就调北京主持全国的经济工作，并与另一位并列出现在一句吃粮吃米民谣里。从书稿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改革的启动，是在一个很艰难的背景下开始的，从下而上并从上而下，没有农民的智慧，没有当时这两位地方大员为民众保吃饭的信念而因势利导，在农村改革方面找到大致的方向，农村改革的启动恐怕得再磨蹭一两年。事可磨蹭一两年，可是饥肠辘辘的亿万农民熬不得这一两年啊，他们缺粮缺米啊。 林老，2018年5月去世。借用的图片 这张照片应该是在他青羊宫的办公室拍摄的，我认得出来。他办公室我去过几次，书架上的书他还送了我几本。 林老作为四川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在改革试水的开始阶段研究中，上联孙冶方这样的理论界老前辈，同辈则有后来担任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工经所所长的蒋一苇、马洪等，助手下属与则就是我们这一辈五十年代为主体，也包括少数四十和六十年代的。当时的中青年群体，正好就是维凌的手稿中重点说道的那个群体以及其外延圈。八十年代初我尚算小青年。40年过去,那时体制内的人现在基本全部退出职场，只有一个老领导还在最高层位置上。 已经作古的维凌，则是北京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和实践这个圈子的重要人物之一。他的书里头的内容说的就是我好些朋友和熟人当初筚路蓝缕推进改革研究的事，有个别人我们非常熟悉的散漫吊儿郎当的形象，在维凌笔下惟妙惟肖。这批人在酝酿和发动时我还没有介入中国经济研究，那时我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国际问题的领域里。后来维凌书里提到的好多人，都成了我的熟人和朋友。借维凌的笔，看这些人在我认识之前干了些啥。当然，在前领导老陈的回忆录里，我已经读到了一部分。记得我见到老陈的最后一面，是在西苑宾馆门口。北京青年经济学会1989年1月4/5日左右的迎新会后，我走出去，遇到老陈，老陈招呼我，并问道，在湘鲁那怎么样？而现在老陈也故去了。1991年我与老陈在伦敦擦肩而过。春夏几个月我在伯明翰大学给研究生开一两个专题讲座。有一次到伦敦经济学院LSE办事，临时住地铁北线Finchley Rd Station站上的一套房子，是我伯明翰弟兄电子系老邵邵博士荣雪丽夫妇的，他当时在伦敦地铁公司工作。前同事小劳在LSE就读，也住在那。他说，前一阵老陈过伦敦，住的就是我当时住的那间房。 前几年还读了孙方明的书《潮起潮落》，说的是与维凌说的差不多的一群人，差别在当时维凌在核心，方明在边缘。身在此山中看不清的，方明在边缘看了不少。 至于柳红这本书，与初版相比，补充了少许内容，更增加了无数的注释以及人名索引，我的名字也在索引中。姓邹与姓安在索引里一个是最后，一个在最前，查找都方便。我在其中是因为书里有一段专门写的是80年代前期中期开始的中国西部贫困地区发展研究，而我在这个领域里介入很深。顺便说一句，柳红这书西部那一段，有几张在兰州和乌鲁木齐的历史照片，包括1988年西部对西开放在调研调研完成后向自治区主要领导宋汉良等的汇报后合影，都是我拍摄的，只是遗憾我虽然趁了一个好相机，为弟兄们服务了，自己却没能有时间也进入合影。算是无意中给这段历史留下几段形象的记忆。90后新疆小青年，谁还知道宋汉良？ 邹蓝摄，1988年7月，乌鲁木齐。中、宋汉良书记；左一杨松林，二郝震宇；右二郭凡生，右一冯宛平 柳红增加注释和索引，提升了书的学术性，更提升了书中叙述和评论的权威性，说到的所有事都有注释证明有出处。顺便说一句，校友柳红，儿子是天才少年子由，不幸早逝。 我觉得，林凌的评传出版后，加上大风出的维凌手稿书，还有柳红的这本修订版的八十年代中国改革与中青年经济学人群体，还有老陈的那本回忆录，再加上孙方明的《潮起潮落》上下两本，已成为海内外研究中国70年代末期启动并随后展开的中国改革开放十年历史的重要一手参考书。 2019/4/9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