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青铜铃探索三星堆的青铜时代源起

　　止于目前的考古发现，龙山文化部分遗址有铜器或铜残件出土。比如说齐家文化范围早期出土了青铜器，石峁遗址出土铸造铜器的石范，山西陶寺遗址出土红铜铃、铜齿轮形器、铜环和铜器口沿残片，天门石家河出土铜器残片，新密新砦出土铜器残片，登封王城岗出土铜器残片，山东龙山文化范围杨家圈、三里河、尧王城等遗址出土铜锥等制品。但总体看，没有任何龙山文化遗址被视为进入了青铜时代。龙山文化最富有特色的成就，是玉器文化。体现在丰富的象征王权政治、身份等级，代表宗教、艺术发展到相对高度的系列玉器制品大量出现。

法国雕塑家奥古斯特·罗丹创作雕像《青铜时代》

　　二里头遗址既继承了龙山文化的玉礼器文化，同时是至今被认为中国最早进入青铜时代的遗址。

　　1986年三星堆偶然发现两个器物埋藏坑，其造型特异的青铜器引起世界轰动，但由于两坑器物埋藏于相当于殷商武丁时期，许多人错误认为三星堆的青铜技术受晚期殷商的影响，其青铜器造型是古蜀地方文化的体现。这个观点是否实事求是呢？其实我们只要稍加思考和分析，也会意识到，即使两坑青铜器埋藏于晚商时期，作为神庙宗社中的神、祖形象和相关的政治、宗教、文化青铜器物，肯定不是短期制造，而是长期积累长期供奉形成的，那么由此推论，很多的青铜器也不可能是晚商才制造出来，它应该产生在更早的漫长年代。但是，考古界也好，历史研究学者也好，在对待这一问题上，几乎无人理性思考和逻辑分析。

　　好吧，即使这样，那么不是出自两坑的青铜器，又该怎么认识呢？比如说，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铃。

　　古中国的礼仪文化非常丰富，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便有用于祭祀、巫医、乐舞的陶鼓、陶铃、陶埙等实物出土。其中铃是一种重要器物，自仰韶文化早期出现开始在整个先秦时期都有延续，材质有陶质、石质和铜质三种。其中的陶铃，形制虽小，却也出土了多种。

　　1992年元月，甘肃省甘谷县大石乡麻坪村陈家河老村的村民陈世杰在地表50厘米挖出陶铃、陶纺轮、陶角状器各1件。其中陶铃呈突鼓台面状，高5cm， 直径10cm，上下台面中心及侧壁有四孔，通体全施划纹和锥刺纹组成装饰图案。扁圆形，陶质，内装陶质小球，摇动时能发出清脆的响声。似为齐家文化时期童子之玩具或祭祀法器，或可视其为古代打击乐器。见下图：

甘肃陈家河老村出土陶铃

　　河南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陶铃1件，高5.6厘米，现收藏于河南郑州大河村博物馆。见下图：

河南郑州大河村博物馆收藏陶铃

　　陶寺遗址出土早期网纹陶铃1件,高5.4厘米,铃口长径9.9厘米,短径3.8厘米。见下图：

山西陶寺出土陶铃

　　新密新砦出土陶铃1件，其形制和陶寺出土的陶铃有些相似。见下图：

河南新密新砦出土陶铃

河南新密新砦出土陶铃样式及拓片

　　1956年，湖北天门石家河三房湾遗址出土公元前2400年左右陶铃1件。铃身呈扁圆形，通高5.4厘米、口径7-9.8厘米，铃体两面阴刻兽面纹，现为湖北省博物馆收藏。见下图：

湖北石家河出土红陶铃

　　又，陶寺遗址出土红铜铃1件，其形制和出土的陶铃相似，是目前所知出土最早的铜铃，也是被认为龙山文化出土的唯一铜铃。见下图：

山西陶寺出土红铜铃

　　二里头遗址据说已经出土12件青铜铃，全部是出土在二期及以后，其一直延续出现，先后时间长约200 年。这里选取其三号墓出土的为其基本样式，见下图：

河南二里头M3出土单扉青铜铃

河南二里头M3出土绿松石龙和青铜铃

　　另外，在安徽肥西也出土了两件青铜铃，和二里头的样式非常相似，见下图：

安徽肥西大墩孜出土青铜铃

　　三星堆遗址出土了众多的青铜铃，其中两坑出土43件。而早期出土的青铜铃，不是出自两个埋藏坑。据原三星堆博物馆馆员敖天照介绍，分别出土于月亮湾台地和冷家院子附近等地点。见下图：

四川三星堆出土青铜铃

四川三星堆出土青铜铃

四川三星堆出土青铜铃

　　三星堆出土的单翼青铜铃，由于不可明说的原因，虽然当时被断代在早商，但却和二里头的非常相似，也就是说，它的制造年代，至少不晚于早商，更有可能是二里头时期。那么，我们可以分析，为什么商早期就要向三星堆传播青铜技术？而且这个模糊的早商对应哪个遗址呢？不论是偃师商城还是郑州商城，至今都没有出土青铜铃，而晚商殷墟出土的青铜铃，样式又与三星堆的差异非常大。再联系到三星堆青铜铃和二里头青铜铃非常相似，那么是否可能是二里头向三星堆传播了青铜技术呢？接着我们又再思考，一共四期约250年，二期（相当于3700年前左右）才大发展的二里头，它的青铜技术来源是哪里？为什么要迫不及待地向三星堆传播包括青铜在内的技术文化？它为什么不就近大发展？而它就近发展的望京楼等，却没有发现青铜铃。

　　三星堆出土单翼青铜铃并非孤件，且早期的都不在两个埋藏坑内。从文化因素上分析，比如马家窑的青铜小刀，这类孤证没法证明掌握了青铜技术，但三星堆出土多件同一形制的青铜铃，反映出它非常可能已经掌握了青铜技术。另外，结合其它遗址发现早期青铜铃在高等级的墓葬中，如二里头就是高等级贵族墓中，可见此物件虽然小，但反映了其宗教或文化的重要意义，是青铜早期高等级墓葬中的随葬品。也就是说，别地方同等级的墓葬，在三星堆同样具有，且不是孤例。

　　我们再把三星堆的青铜铃与殷墟的青铜铃对比，形制差别相当大，从技术流入来说，三星堆如果是晚商时期从商人那里得到青铜技术，青铜铃的形制是不是更应该和殷墟相似呢？而它，为什么却更和二里头相似？殷墟青铜铃样式见下图：

河南安阳殷墟大司空出土青铜铃

　　即使三星堆两个埋藏坑出土的青铜铃，样式和殷墟出土的青铜铃也根本不同，反倒是比较清晰地反映了三星堆青铜铃的造型变迁。比如说，从单翼式变成了双翼式和无翼式，从普通型变成了艺术写生型。还有就是铃身装饰纹更加丰富，整体艺术造诣更加高超。但唯有悬挂的提梁一直精致小巧，与殷墟的青铜铃提梁绝不相同。见下图：

四川三星堆埋藏坑出土双翼兽面纹青铜铃

四川三星堆埋藏坑出土兽面纹青铜铃

四川三星堆埋藏坑出土花瓣式青铜铃

四川三星堆埋藏坑出土鹰鸟式青铜铃

　　下面我们再综合比较一下三星堆和二里头青铜铃，见下图：

三星堆青铜铃组合图

二里头青铜铃组合图

　　经过以上青铜铃的比较，从技术层面分析，三星堆、二里头、肥西均出土了形制相似的青铜单翼铃，可见三者的青铜技术在年代上应该最接近，相互之间存在技术的传播交流。从造型上分析，我个人认为最接近事实的时间排序，青铜单翼铃的出现，应该是三星堆最早，二里头次之，肥西最晚。

　　我们再看看商代各处的青铜铃的样式，见下图：

二里头和安阳青铜铃样式比较

殷商时期各地青铜铃样式图1

殷商时期各地青铜铃样式图2

殷商时期各地青铜铃样式图3

　　从上面粗略比较分析，进一步印证二里头文化的青铜铃和殷商文化的青铜铃风格差异很大。这也可以反证二里头、三星堆、肥西三地的青铜铃应该是接近同一个时期。也就是说，可以视为“二里头文化”器物，或者更准确在说，是“三星堆文化”器物。

　　下面做个小小的总结：

　　对照以上图片，大家不难看出，三星堆早期的青铜铃，与二里头、肥西的青铜铃非常相似。从形制上分析，我个人的观点，三星堆早期的青铜铃年代上可能比二里头、肥西都要早。如果从器物类型学来看，三者之间，三星堆是源，二里头和肥西是流。也就是说，二里头文化风格的青铜铃，很大可能源自三星堆。
　　同样，对照三星堆和殷商青铜铃的比较，且不说三星堆早期青铜铃的风格与之差异非常大，可以肯定不是殷商的青铜技术或青铜文化影响到三星堆，这两者之间根本没有关系。即使三星堆后期的青铜铃（出自两个埋藏坑），埋藏时间上已到殷商晚期，也与殷商青铜铃没有相互影响关系，其实是在自己早期的风格上继续演变，并且风格多样，艺术造诣相当高，远超殷商青铜铃的艺术水准。
　　对比肥西和二里头的青铜铃，他们之间更加高度相似，从制造工艺流变上看，肥西顶端的提梁更细小精致，更大可能是受二里头的影响，且制造时间更晚。
　　再对比山西陶寺红铜铃和二里头的青铜铃，我们也可以明显观察出，二者之间根本没有传承影响的痕迹，其实是两个系统。从陶寺曾出土和它的红铜铃相似的陶铃看，陶寺的红铜铃的制造时间比陶铃晚得不多，这也印证了铃在上古时期的重要性，一旦有铜就要生产，可以等同视为掌握炼铜铸铜技术的时间点。
　　把石家河的陶铃和三星堆、二里头、肥西的青铜铃相比较。从造型上看，更加接近。也就是说，有可能后三者的源造型有可能来自石家河的陶铃。联系到三星堆文化里有明显的石家河文化的影子，我们似可推测，三星堆的青铜铃的文化源，有可能来自石家河。
　　从以上分析，我们似可认为，三星堆青铜铃受到石家河陶铃的影响，三星堆掌握青铜技术的时间比二里头早，二里头青铜铃的源头在三星堆，肥西的青铜铃是二里头文化晚期产物。鉴于二里头族群社会的来源不可能是河南龙山文化，而其又与三星堆器物有众多相似，特别是二里头二期的陶盉、陶豆和牙璋等玉器，考古学家邹衡认为与三星堆的极度相似，有部分学者曾得出了二里头文化向三星堆传播的可能。经过本文的论证，大家应该明白，其实是以前搞反了，二里头二期才刚刚大发展起步，怎么可能就立即向三星堆进行文化传播呢？其实质应该是三星堆文化向二里头传播。

　　综上，三星堆可能是中国最早进入青铜时代的重大遗址之一。二里头非常大的可能是三星堆社会族群为主导移民创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