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说,女人到三十岁时,心里都会咯噔一下。 其实,不光是女人,男人到了三十岁,心里咯噔得更厉害。 而更现实的是,很多人没到三十岁,心里就已经咯噔了千百下了。原因很简单:没钱。 几个朋友坐下来聊天,聊生活,聊工作,总是绕不过房子车子孩子,哪哪都需要票子。 前不久的热播剧《三十而已》中,三个30岁的女主贯穿了社会各个阶层:已婚已育的富太太、已婚未育的上海本地人、未婚的沪漂族。 奢侈品销售导购王漫妮,独自在上海打拼8年,无车无房,月入1万5,房租8500。 面对长辈的催婚,意志坚定:“我要是想过小日子的话,我三年前我就能结婚了。我八年前我就应该在老家待着。我每天玩命工作,我在店里面已经什么客人都接了,就是为了能在结婚这件事上,不用逼着自己凑合”。 面对生活,目标明确,头脑清醒:“最先感知到三十将至,也许不是我们的身体,也不是精神,而是物质。比起情感的不安,物质的困顿才时时刻刻勒着你的脖子,没有了二十岁的洒脱肆意,没有过四十岁的云淡风轻。三十,想要的是更好的生活。” 什么是更好的生活? 王漫妮奋斗的目标就是过上富太太顾佳的生活。 顾佳,名校毕业,双商在线,“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御夫育娃如鱼得水、拼事业也能原地逆袭,成功把老公从烟花编程师变成公司老总后,做了全职太太,堪称“完美女性”代言人。 那么富太太的的生活是不是我们理想中的可以每天在家“葛优躺”呢? 可惜,顾佳的日程表长这样: 更打击人的是,富太太圈里的鄙视链真的能将人生吞活剥了去。 背五万块一只的香奈儿,会被从合影里裁掉;把香奈儿勋章包爱护地放椅子上,会被嘲讽。 只有咬着牙配上一只鸵鸟皮的爱马仕,才能勉强拥有一张入场券。 本质上来讲,顾佳的焦虑代表了大部分新富阶层的焦虑。 那么,人究竟需要多少钱,才够过好这一生呢? 英国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芙认为,一位作家一年只需要500 英镑(约4550元人民币)和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就“足够”了。 但90年后的今天,你可能觉得需要得更多。 什么是美好的生活? 关于美好的生活,与伍尔夫同时代的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有一个经典的论断。 1930年,在《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的文章里,凯恩斯预言:100年后,进步国家的生活水平将比今天高4~8倍,人们每天最多工作3个小时即可满足全部的物质需求。人们将利用充裕的闲暇时光,过上睿智、愉快和满意的生活。 这篇文章在当时几乎被漠视,如今因为2030年不久将至,经济学家们又纷纷开始讨论起这个预言来。毕竟,人人都想过上凯恩斯预言里的美好生活啊! 作为《凯恩斯传》的杰出作者,经济史学家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和他的儿子爱德华·斯基德尔斯基,在《金钱与好的生活》里率先探讨了凯恩斯预言的美好生活,他们列出了美好生活的7个基本元素,分别是:健康、安全、尊重、个性、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友谊和闲暇。 罗伯特和爱德华认为,上述这些都是基本元素,实现了所有这些元素的生活就是一种美好生活。其中一个元素的不足不能被另一个元素的充裕所抵消。一个人不管在某个领域多么成功,如果缺少健康、闲暇、个性等基本元素,就算不上是过上了美好生活。 毋庸置疑,这7个基本元素的主要经济保障就是财产。 几个月前,央行课题组在《中国金融》杂志发布《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情况调查》中显示,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财富与房子深度捆绑,家庭资产以实物资产为主,住房占比近七成。 但是,因为大多数人的房产都是通过抵押贷款购买的,等到完全拥有房产的时候,人生也许已到暮年。所以,这无助于人的解放,按揭的房产将它的所有者拴在了一份固定的工作上。 确切地说,只有财富(个人的全部资产减负债)才能赋予人们追求自主生活的自由。 富太太顾佳住进了千万豪宅,在上海这样一个寸土寸金的城市,可以说已经拥有了普通人难以企及的财富。但凯恩斯定义的美好生活图景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闲暇。 有钱了,为什么也没有闲暇? 在凯恩斯的预言里,现在人们每天最多只需要工作3个小时。 凯恩斯的预测,似乎是基于常识性的假设:每周工时将随着生产率的增长而下降,收入存在着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即每一笔额外的收入会产生更少的额外满足,所以,随着社会越发富足,人们越发倾向于拥有更多的闲暇,而非更多的收入。随着个人收入的增加,考虑到每小时的额外产量,他的每周工时将会逐渐减少,直到每小时收入增加的效用等于每小时闲暇增加的效用。 可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90年过去了,虽然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人口也增长了大约 1/3,但在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带动下,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人均收入确实增长了 4 倍,已经达到了凯恩斯预言的下限水平,可人们的工作时间嘛,想想之前引发热议的“996”。 美国社会学家朱丽叶·斯格尔认为竞争压力以及工人权益缺乏保护,促使雇主要求他们的雇员工作更长时间,而不是将工作分配给更多的工人,因为那样会给雇主带来培训和管理的额外成本,还不包括法定带薪假期、医疗保险以及其他福利。 正像斯格尔所说:“如果公司雇用较少的人,让他们工作更长时间,比雇用更多的工人(还要给他们提供福利)来做同样多的工作更有利可图。” 在这个高度竞争的社会里,有才能但不富裕的人需要更加努力才能获得过去富裕阶层的社会地位。所以无数像王漫妮这样的人为了增加收入在拼命工作,拼命加班。 那么富裕阶层呢? 顾佳每天在上烘焙课、泰拳课、陶艺课、瑜伽课,看起来这些都不是有偿工作,这些是传说中的闲暇吗? 不!凯恩斯认为,闲暇是我们为闲暇而闲暇,而非为其他事情。比如为了谈生意而去打高尔夫,为了减肥而做瑜伽,这些就统统不是闲暇活动,而是一种工作。 判断闲暇的标准不是不认真或不费力,而是没有外在的强迫。它接近马克思所说的非异化劳动,即“自由表现,因此是一种生活的享受”。 罗伯特和爱德华研究发现,目前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富人的工时数增加了。在凯恩斯时代,上层社会的人工作时间比底层社会的要短,贵族根本不为薪水工作,专业人士的办公时间少得惊人。 如今,许多低收入工人的工时数比他们应工作的时间要少,而许多富人的工时数却超过了他们应该工作的时间。工作和收入的传统关系被彻底颠覆。 那些高薪人士愿意比过去工作更长的时间,这也许并不是因为他们对工作的兴趣增加了,而是因为他们对收入越发缺乏安全感,以及永不知足。 我们都在为“地位商品”买单 在《三十而已》里,率先冲上热搜榜的是“爱马仕包”。 经济学家弗雷德·赫希给“爱马仕包”这类寡头商品贴上了新的标签——“地位商品”,因为能否拥有它们并不取决于我们收入的绝对水平,而取决于我们相对于其他人的地位。 “地位商品”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的,不管社会整体的富裕程度如何,它们永远属于最富有的人。因此,为获得这些商品而展开的竞争永远都不会停止。事实上,这种竞争还将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加剧,因为家庭收入中用于购买“地位商品”的支出越来越大。 “地位商品”的存在,使凯恩斯所希望的每个人都“满足”的社会愿景变得黯淡,因为大家不可能都住进最好的别墅,或者买到剧院里位置最佳的票。 在凯恩斯生活的时代,大部分家庭支出都用在面包、住房、衣服、采暖和其他公共设施上,而竞争性消费只占总消费的很少一部分。 如今,这种情况被颠倒过来。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家庭的大部分支出都不是用在购买生活必需品上,而是用于购买能提高地位的商品,即使穷人也是如此。 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已经明确定义了三种旨在提高地位的商品,其细节是技术性的,但机制是相似的。 第一种是攀比商品,指的是因为其他人有所以我也想要的商品。某种程度上是出于嫉妒心理,或者想和别人一样。这两种欲望在孩子身上表现得特别强烈,促使家长更努力地工作,以满足孩子的需求。 第二种是虚荣商品,指的是因为别人没有所以我想要的商品。虚荣商品迎合了人们对差异性、专属性和“与众不同”的欲望。它们不一定是最贵的,但能让它们的拥有者产生优越感。就像顾佳后来花28万买的那只爱马仕kelly包,虽然价格跟200多万的喜马拉雅鳄鱼皮没法比,但胜在难买到,所以才会出现剧中一群贵妇轮流捧着这只kelly包看。 兼具以上两种商品特点的是“凡勃伦物品”,这是为纪念美国伟大的炫耀性消费经济学家托斯丹·凡勃伦而命名的。有人之所以想拥有这种商品,是因为它们的价格昂贵,而且因昂贵而知名,它们所起到的作用实际上是为财富做广告。在仍然讲究等级的商业世界里,坐头等舱、商务舱还是经济舱,体现了此人在公司中的职位级别。 凡勃伦物品的另一个作用是“炫耀效应”。众所周知,几乎所有明星都喜欢奢侈品,这是奢侈品具有吸引力的主要(甚至全部)原因。价格越高,该商品就越具有专属性,能拥有者寥寥无几。如果这类商品的价格下降,其需求可能也会下降。 我们的社会鼓励炫耀性消费和奢侈性消费,即使那些负担不起的人也是如此,这是新福阶层不再“游手好闲”的一个重要原因。 最大的浪费不是金钱,而是关于人的可能性 这样一栋房子连同住在里面的人(这位神经科医师的妻子已怀有身孕),需要很多钱来维护和养活。他们需要请一两个佣人、一个保姆、一个私人教练(为工作60个小时储备体力),需要拥有家电、假期和服装,也许还会有两个孩子。毫无疑问,这些开销是像这位神经科医师之类的专业人士所必需的。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拥有价值100万英镑的房子使这位神经科医师跻身成功新秀的行列,但他的年长的朋友或熟人也许拥有价值200万或300万英镑的房子,还有自己家的游泳池。因此,一周工作60个小时还是不够。 我们的工作不断满足我们的欲望,而我们的欲望又不断加重我们的工作。 无处不在的广告从各个方面激发人们的消费欲望,消费成为现代社会的安慰剂,以及对我们长时间的非理性工作的虚伪奖励。通过给孩子购买玩具,而不是抽时间陪伴他们,家长将“强迫性消费主义”的理念传递给孩子。 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说:“上层社会失控的消费引发了一种奢侈品狂热情绪,它已经控制了我们所有人。”借助势利、跟风和凡勃伦效应,富人们偏爱的奢侈品价格拉动所有商品的价格走高,导致各阶层的人必须更努力地工作,而他们原本只需要向本阶层的人看齐。 黑格尔说:“需求……不是由那些直接体验过它的人创造的,而是由那些试图以其谋利的人创造的。” 现在,我们面对的最大浪费不是金钱,而是关于人的可能性。早在 1933 年,凯恩斯就宣称:“一旦我们允许自己不再服从于利润的检验,我们就已经开始改变我们的文明了。” 这种改变的时代,早就应该到来了。 特别推荐 ▼ 《金钱与好的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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