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一个宿命论者。我历来不相信人的命运是由自己以外的某种冥冥之力在安排着的说法。但我有 40 多年的生活，又确实是在一种我无法与之抗衡的某种力最安排之下，与一个地图上本来没有的名字打上了感情的死结，一生都是在心甘情愿为她流汗流泪、受苦受累，没有要求地追随着她、热爱着她、最后还要从属于她的过程中度过的。她就是克拉玛依。我知道克拉玛依是在 1956 年，或许还要晚些，记不清了。那时我在中央建筑工程部文工团当创作员。有一天看材料看到了这个有点神秘感的名字，后来就注意起关于她的报道来。那时候她是一个刚刚被发现地下有石油的荒无人烟的地方，就连最详细的中国地图上也没有她的名字，因而在我的想象里她只是一片无云的蓝天和无垠的沙滩。1957 年在反右派斗争中，我被“斗争”了一个多月。每天在屋子里为几句我批评过领导的“右派言论”写检查，我实在写不出来，就把检查材料摆在桌面上，把想写成诗歌的素材摆在拉开的抽屉里低着头推敲琢磨，人一来我就推上抽屉写检查，没有人时我再拉开接着看。那些素材里就有一个题目是克拉玛依，但始终没有结构起一个作品来。转眼过了年底， 1958 年 3 月，我带着一顶半右派不右派的“中右分子”的帽子和背着一堆说你是你就是的“反党言论”的黑锅被送到了西北工地上去“劳动锻炼”。那时兰州炼油厂工地还是一片旷野，我被安排在木工队和瓦工队。工地上每天黄尘蔽日，我在尘土中给工人师傅搬砖运沙抬模板，累得屁滚尿流，但心情却宽广了。一则是和工人师傅们在一起，活得坦率，用不着看那些歪七扭八的政治眼睛，再则是劳动中谈天说地，总有一种觉得自己是站在祖国的中间位置，四顾河山万里，海阔天空的感觉。不知怎么就产生了一种想要好好唱一通伟大祖国的想法。每天一回到工棚里，总想把想到的一些动人的题材写出来。这大概也是对运动中那些莫须有的罪名的一种反弹。由于兰州炼油厂和克拉玛依油田的特殊关系，我就把创作视野转向更加西北的准噶尔地区，于是，在尘土飞扬的兰州工地，开始了 《 克拉玛依之歌 》 的创作。我原以为我在兰州的劳动“改造”不会很短，但两个月之后便接到命令回北京进行歌剧创作。于是我又收拾起 《 克拉玛依之歌 》 等手稿回了北京。随后，我把它交给了吕文科同志和朱崇懋同志。朱崇懋同志很快便灌制了唱片，吕文科同志便在北京开始演出，一唱 39 年，一直唱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这里需要赘述几句朱崇懋同志的话。1956 年夏天，我在长安大戏院（那时它还在西单路南）遇见朱崇懋同志，他曾对我说：“我一直想唱一首这样的歌：我在祖国大地上到处走，祖国使我非常激动，虽然我的声音不好，但我用我的心来歌唱。你能不能给我写一首这样的歌？”在那之后，我一直记着这件事，所以我在写出 《 克拉玛依之歌 》 之后就送给了他一份。没想到他立即灌制了唱片，在全国发行，并演唱了很久。应当说，朱崇懋同志和吕文科同志是同时开始演唱这首歌曲的两位歌唱家。我和吕文科同志共事 43 年，有 39 年的时间是共同生活在《克拉玛依之歌》里的。他从 1958年唱开这首歌曲开始，几乎没有一天不接触到有关 《 克拉玛依之歌 》 的反应、议论、意见和要求。从1958一1966年，电台经常广播，舞台经常演出，群众经常要歌篇，几乎全国各地都知道有个克拉玛依。那些年主要反应是好的，虽然没有现在的劳务费和著作费，我们也经常感到劳动之后的那种欣慰和满足。从那时起我们便牢牢地和克拉玛依的名字联结在一起，并把克拉玛依的变化发展当成了自己事业的一部分。中国的事常常是大家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该倒霉了。从1964年开始，随着中国大地上日益强烈的左风吹刮，对 《 克拉玛依之歌 》 的嘘声开始出现。就像有一根看不见的指挥棒在指挥乐队演奏渐强长音似的，这嘘声越来越激烈。但那时的革命派还比较文明，多是指责作品情调低沉，有些缠绵。等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那长音就成了凶猛的噪音，铺天盖地的大批判和大字报如泰山压顶，中央电台把它定为全国十大软歌。明明歌曲是以一个牧马人的第一人称来歌唱他的感受：他在旧社会到这里时因为无草无水而走开，新社会再到这里却看到绿树红旗而跑过去参加建设，但批判时硬说它写的是一个人从前看这里艰苦而走开，等人建设好了他又跑了回来，说我有意宣传资产阶级享乐主义，一些批判会上纲到它不仅宣扬享乐主义和逃跑主义，而且反对毛主席的上山下乡指示。单位的造反派和某些大学的红卫兵定它为大大大毒草。 吕文科同志有一段日子很不好过，但好在军队的政策规定团职干部以上才是重点，再加造反派还要用他去唱歌，所以压力稍轻一些。我则从一开始就被某单位政委扔了出来，算做“黑线人物” , 每日接受革命小将批判。有一位“小将”写大字报揭发我，说她从前有一天夜里出外，听到一个人在呜呜哭，她顺着声音找去，最后找到我的房间，看到我在写 《 克拉玛依之歌 》 。以此说明我写《克拉玛依之歌 》 的心理多么阴暗和 《 克拉玛依之歌 》 多么不健康。还有人要我交待和黑线头子的关系，是什么人指使我干的。有一天我在张自忠路人民大学的大门前，看到高高的大字报栏上写着批判彭真的大标语，和批判《克拉玛依之歌 》的大字报。其中说到彭真的“罪行”之一，是“支持大毒草克拉玛依之歌”，还说到陈毅如何支持这株“大毒草”等等。我当时心情十分压抑，一方面觉得自己像是处于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处境，另一方面又觉得自己写了这么一个不争气的歌曲，连累一些领导同志蒙受不白之冤。现在说来轻松，当时那压力是常人无法忍受的。我曾想过：我既没去过克拉玛依，也没人交给我写克拉玛依的任务，我神差鬼使地上了克拉玛依这条船，而且一上去就下不来。那时有的人见面不叫我的名字，而说：“你 ——克拉玛依 ......”尽管我为《克拉玛依之歌 》 受了不少窝囊气吃了不少苦，但我从来没后悔过，因为我内心深处从来就没认为我写 《 克拉玛依之歌 》 有什么错误，就像我带着帽子背着黑锅去西北时的心情一样。我就在这种虽压抑却无悔的心境下又过了十年。我的平反是在1978 年落实的，对那些莫须有的罪名，那些强加的处分和材料，全都一风吹，彻底否定了。但我的歌曲特别是 《 克拉玛依之歌 》 却不能一起平反。中央电台对“文革”中被打倒的歌曲，要一首一首地审查讨论，批准通过之后才能解放。《克拉玛依之歌》第一次讨论时就没有通过，第二次讨论时有的同志说：“ 《 克拉玛依之歌 》 不解放能不能死人？为什么非解放不可？”可见 《 克拉玛依之歌 》 在人们心中留下的黑影有多么深重。但最后终究还是解放了，这大概是 1978年底或是1979 年初的事。一桩由一首 《 克拉玛依之歌 》 引起的十年音乐冤案，终于结束了。但是否所有的受 《 克拉玛依之歌 》 连累的同志都解放了，我则不得而知。对我这个一生把自己牢牢拴在克拉玛依并架上的人，对我这个从来没去过克拉玛依的克拉玛依人，对我这个因 《 克拉玛依之歌 》 而遭受批判的人，克拉玛依一直张开着双臂。她从来也不认为《克拉玛依之歌》是不健康的。我早在六十年代初，就接到过新疆的来信，信上说他们是听到 《 克拉玛依之歌》》 而走上戈壁滩的。新疆石油管理局的张毅局长曾说：不论我走到哪里，我一听到 《 克拉玛依之歌 》 ，我的胸脯就挺起来了。事实上，我平反前从来没同克拉玛依有过联系，也从没对克拉玛依的人诉过苦。当时受批判不服气，我心里就想：以后我一定再去给克拉玛依写一首。八十年代初，克拉玛依派人来找我，我立即就决定再去创作一首反映现在克拉玛依新面貌的歌曲。我邀电台的记者一起赶去克拉玛依，很快便创作了《克拉玛依新歌》 ，立刻交给了那时已经50多岁的吕文科同志和柳石明同志。吕文科同志一如既往，倾注他全部感情又把克拉玛依的歌声送到了祖国的每一个角落，最后又送到了大洋彼岸的美洲大陆。不仅唤起了老一代人对克拉玛依的怀念，也唤起了新一代人对克拉玛依的向往。为此，克拉玛依给予了他和我以最大的安慰和鼓励：授予我们克拉玛依荣誉市民的称号。 在经历了将近 40 年的风风雨雨之后，这个称号实在是太深情也太珍贵了。但是人生总是难测的。正当我们准备从新的起跑线上开始再为克拉玛依进行新的创作新的演唱的时候，吕文科同志却匆匆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两年前，我和他参加克拉玛依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行的美展时，曾同唐健同志敲定，为庆祝克拉玛依建市四十周年，要创作一个全面反映克拉玛依精神面貌的 《 克拉玛依组歌 》 。去年我去克拉玛依时曾和他相约，我去写一首新歌由他到大会上首唱。他十分高兴，跃跃欲试。回京后忙于其他任务，没来得及写。10 月，我去日本，想回来后立即给他赶写新歌。没有想到，这成了一个永久的悲哀。是他，从克拉玛依诞生时起便用充满热情的歌声一直歌唱了将近四十年，是他用优美高亢的歌声在全国甚至世界人民的心里刻下了难忘的形象。在他的追悼会上，没有播放哀乐，而是播放了他唱的 《 克拉玛依之歌 》 。人们是在他的歌声里，最后告别了他的遗体。作为克拉玛依的市民，他做到了为克拉玛依歌唱到他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秒钟。本来是想和他一起去参加建市四十周年大会，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一种无可奈何的悲哀和孤独感在撕扯我的心。也许改变这种痛苦心境的惟一方法就是去做他想做和没做的事，于是我拼命将其他任务暂时放下，全力投入到同唐健同志约定的 《 克拉玛依组歌》的创作工作中去。  今年北京的夏天闷热而极少刮风。《克拉玛依组歌》的十首歌曲和朗诵的创作工作,大都是在北京闷热无风的房间里、汗流浃背中完成的。随后又在闷热的录音棚里,几十位演奏家和合唱团以及包括诸如于淑珍、杨洪基、柳石明这些五六十岁的老歌唱家们,冒着酷暑跑来一遍又一遍录音和制作。而组歌的开头,是吕文科同志40年前演唱的《克拉玛依之歌》的原始录音。虽然那时的录音音响陈旧,虽然那时还不是立体声,但那是大家听过的与克拉玛依同龄的歌声,用以唤起大家对五十年代的记忆,也为了纪念为克拉玛依歌唱到最后一秒钟的吕文科同志从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克拉玛依的地名起,歌唱过几十年《克拉玛依之歌》的歌唱家还有不少位,其中很有代表性的歌唱家除上面提到的朱崇懋外还有马国光和罗天蝉等同志,他们都因独特的处理方法和演唱风格而产生过很大的社会影响。马国光同志已于六年前作古,朱崇懋同志早已迁居美国,身患柏金森氏病,罗天婵同志虽已年过花甲,仍有时演唱《克拉玛依之歌》。此外还有很多中青年歌唱家如程志、蒋大为、阎维文、吕继宏、关牧村等同志演唱过《克拉玛依之歌》和其他歌唱克拉玛依的歌曲,特别是这次录制《克拉玛依组歌》,又有很多歌唱家热情参加演唱。在纪念克拉玛依建市四十周年的时候,我向所有支持过我工作的同志们表示由衷的深深的敬意和谢忱。 不管说成是天意还是人意,总之,从40年前不知怎么就写了《克拉玛依之歌》开始,我已不可改变地和克拉玛依焊接在了一起,我不由自主地追随着她,热爱着她,并且从属于她,没有什么力量能使我再和她分开。我不知道我还能有多少时间,也不知道继《克拉玛依新歌 》 和 《 克拉玛依组歌 》 之后，我还能写些什么“之歌”，但我知道，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会让克拉玛依的“歌”不停地唱下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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