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格利大道（上）文/刘荒田2011年08月01日，星期一我跨上38號巴士時，是午後一點多。今天是2010年最後一天。有好幾年，我在今天都
愛捨棄自駕而乘搭公交車。說到目的，那和陸游的「細雨騎驢出劍門」近似，他是去尋詩，我是去搜刮寫作素材。但今天沒這份閑心，目的單純：
上班去，此前和一位老朋友喝咖啡。捨慣常所搭的19路和71路而搭這一路，則是為了到下城的「蘋果」專門店，去修理出現小故障的3G手機
。在巴士站等車。對面的五金店，通體漆成和四十年前故國「紅海洋」時期一模一樣的大紅，十分刺眼。再看，紅色門面一側的門，通向二樓，
那是故友老南二十年前的居處，我去那裡吃飯、聊天的次數難以計數。隨即，他家走廊裡放大的全家福黑白照，臥室裡貼滿三面牆壁的敘事長詩《
梅菊姐》，那些帶嫩綠格子的文稿紙，彷彿直立的稻田，栽著漢字的秧苗，一一映現，教我泛起「故朋雲散盡」的悲涼。十八年前，老南家的客廳
，坐過紀弦和顧城這兩位詩名相近但年紀相差四十歲的詩人，我是旁觀者，他們天真爛漫地議論：「世界上所有的人，分為兩類：詩人和非詩人。
」高個子紀弦得意地公開獨得之祕。「對透了！我們是能夠傲視另一類的詩人！」顧城點頭呼應，從牛仔褲筒裁出來的高帽巍巍然。巴士開動，
風景流轉。我忽然想到，這座我足足住了三十寒暑的城市，今晚照例舉行跨年度狂歡。可是，對於我這樣行將成為歸人的移民而言，懷舊比前瞻有
意思。在22街站，一位背著吉他的青年男子笨拙地轉過龐大的身體時，我想到一個嚴峻的問題：「故鄉」的定義為何？王鼎鈞先生說，它是祖先流
浪的最後一站。具體到我的家族，百年後我也算金山這一支系的「祖先」。但那只是籍貫上的、家世上的。至於心理上，我們不能不服膺「此處安
心是吾家」說。何謂安心？這是大題目。我這一生命個體——它的平凡，使得我一次次地設想「舊金山的芸芸眾生，在總體上說，會不會因為我的
出現而有所不同」時，哪怕發揮了最大膽的想像，都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不會。政治版圖不因我而改變，人文狀態不因我在報上登了十多年專欄
而轉向，歷史不因我而改寫任何細節——故鄉的資格，主要地依賴於記憶，如果這裡的每一處都首先被你的腳印覆蓋爾後被你的記憶涵蓋，那麼，
它就有資格被稱為「家鄉」。同樣的結論，可移用到故園。設若你沒有在田峒拿手電筒逮長著師爺式八字鬍的泥鰍，在水庫裡挑泥，在山崗上按著
杜鵑啼聲的節奏對祖宗墳塋跪拜，在冬日黃昏的風聲裡告別親人、踏上花尾渡顫巍巍的跳板，河裡倒映過你跳水的少年裸體，與友人邊散步邊談車
氏長篇《怎麼辦》的手勢，如何有資格把它當作心靈皈依之地？那麼，我坐在巴士所經、東起下城最繁華的市場街，西至太平洋之濱著名景點「懸
崖屋」酒吧，在八○年代被一本雜誌稱為「全美國最繁忙」的通衢大道——GearyBLVD，恰恰是記憶最密集之所在。「恰似飛鴻踏雪泥
」的人生，在這裡，差不多沒有漏掉一個重要部位。「格利」只有一條，然而，一百萬名經過它的人，個個在記憶裡擁有揉合自身人生以及時間、
地點、內容千差萬別的偶然因素，而製造的獨家「大道」。我也有我的。心田湧動著酸楚與欣慰交混的情愫，播下的腳印，今天該收集了。哪裡是
移民以後第一排的生命之痕？不是靠近第25街的老南故居，而是和第7街接壤的路德教堂。三十年前，我抵達這裡的第一個星期，便來這裡上英
語課，靠當知青時自學的底子，不必從ABC起步，讀中級的300班。同窗中，有稱我為「紅衛兵」的台灣老兵，還有伊朗來的老紳士（據說在
巴勒維王朝當高官時，被狂熱的教主何梅尼通緝，狼狽逃出），西裝筆挺，開課第三天起，公開聲明追求女教師瑪格麗特，每天一早，站在教堂門
口，等候進門的夢中情人，為她提文件箱。從那個時空起算，「我的」格利大道鐫刻著我的眾多卑微到連自己也懶於保存的「第一」：第一次把在
金門公園拍的全家福彩照寄給家鄉親友，第一次駕駛8缸、10年車齡的雪佛蘭老爺車，第一次在後院的冬青樹下種下白菜，第一次隔著籬笆看到鄰
居明黃的中國菊，第一次在異國的書桌上寫下馬雅可夫斯基體樓梯式抒情詩〈我驕傲，悲哀地驕傲〉，第一次投稿，第一次接到紐約一位副刊編輯
熱情洋溢的退稿信，第一次把彩色電視機搬進家；第一次送女兒上幼兒園，第一次在異國吃家鄉湯圓，第一次在深夜街頭對著星星想念彼岸親人，
用帶油膩的夾克袖口抹眼淚。時間有序，而記憶雜亂，意識流沒有確定的方向。我從第7街的課室，凝視自己三十二歲的背影，十一時，我便提前
溜出，到相鄰的卡拉緬街一家叫「海運」的中餐館當雜工去。患了輕度坐骨神經痛，走路有點瘸，一天天咬著牙剝蝦切胡蘿蔔，直到夜晚十一時。
招牌、路燈、霓虹燈、聖誕樹的燈飾……只會後退不會回頭的燈流。滄桑一輪又半，沿街的房產和生意易手的極多，尤其是餐館。百貨店、理髮店、
修甲店、鏡架店、眼鏡店、時裝店、租賃自行車或者工具的店子，難得看到三十年不變的招牌、主人和夥計。門臉奇小的鎖店雖在，但老板肯定不
是二十八年前我因把鑰匙遺落在家裡，請上門來開鎖的俄國佬，他的長筒皮靴橐橐地敲著水泥路，一路操地道的東北話，教我驚訝之至，原來是在
哈爾濱長大的白俄。巴士駛過第16街，我拚命扭頭，要看532號，那是我移民後第一個住處。依稀看到門口堆著三輛破舊的保時捷，房東的兒
子囤積這類名貴舊車，異想天開，修好了賣好價錢，卻從來不動手，這熱情似乎三十年來沒有改變，儘管婚姻變了不止一次。在那裡住了五年，全
家大小進出家門，要把大半張乒乓球桌般的車庫門拉開。我現在才納悶起來：當時才七歲的兒子和四歲的女兒，如果獨自動手，是怎樣拉開的？
巴士在越過普拉斯迪奧大道前停站，這裡留下極美好的記憶——迄今唯一一次接受金錢施捨。那是傍晚，我趕去上班，跑步追上巴士，掏錢買車票那
一刻才知道，錢包沒帶，口袋裡也沒硬幣。我低聲說：「糟糕……」黑人司機毫無表情地掃了我一眼，意思是：還要我趕呀？下車去。我倉皇四顧，沒辦法了。舉步下車的剎那，兩位中國尼姑從座位上起來，微笑著走近，將兩個25分硬幣放進投幣口，把司機遞來的車票放到我手上。我眼睛含淚，望著黃色袈裟的背影，沒來得及道謝，只在腦際刻下這一鏡頭。（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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