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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计划今年五月份再访印度，但因疫情而耽搁了。 我上一次去印度是18年的暑假，当时受诺贝尔奖获得者尤纳斯教授的邀请去班加罗尔参加关于社会企业的会议。再前一次是17年的寒假，我用了一整月的时间做关于跨种姓恋爱和婚姻的调研。这期间，我途径了浦那、阿格拉、基浦尔、海德拉巴、奥兰卡巴、乌代普尔等城市，也有幸和圣母大学教授在印度的家人一起居住、游行。 （路过的风景） 印度最让我念念不忘的，是它的矛盾性。在初次造访印度的结束之际，我在记事本里写下了这样一段： India is the land of contradictions - where serenity and clamor coexist; where ashy slums and vibrant sari together inspire feelings of pain and love; where I marvel at the splendid & breathtaking palaces and linger over the sight of cows roaming, vehicles rushing all directions, and people jaywalking. 印度的矛盾性，是我清晨在穆斯林社区听着窗外鸟叫的宁静与午时街市的喧闹与熙熙攘攘；是灰土飞扬的贫民窟与色彩斑斓的纱丽同时唤起悲伤和爱慕之情是我不禁仰慕叹为观止的宫殿和牛群、汽车、与行人穿梭于街道的日常。 (海德拉巴公园里的游客） 但印度最吸引我的，并非充满矛盾性的景色，而是它独有的文化、社会、和政治背景下，带给我的冲击。这一篇分享在印度发生的故事，有些让我恐懼不安、有些让我感动落泪。 01 Abed Abed是我教授的侄子(nephew in law)。教授在我出发去印度前的几个月就已经和他打好招呼，要他们一家人照顾好我在印度一个月的吃、住、行。我知道后不好意思白吃白住，询问是否可以交食宿费。但被回绝了。 在教授的好意下，我默认Abed一家有招待客人的空间，也没多询问。但等我乘飞机到了浦那(Pune)后才发现，他们四口人（妈妈和三个儿子）住在两卧的公寓里。为了让我有独立的房间，他们让我住主卧，Abed睡客厅，而他妈妈和两个弟弟挤在另一个小卧室里。 我看到了布局一时不知如何反应。那晚我打电话给爸爸，与他分享了情况。爸爸倒问我：“你能做到这样热情的招待陌生人吗？”我如鲠在喉。 我决定主动与Abed一家人讨论我是否可以住小卧室、提供补偿或者酒店来减轻负担。在Abed家人的劝说下，我按原计划住在了主卧。在那之后的一个月里，我非常幸运的与Abed一同游行了诸多城市。 Abed一家并不是唯一会不嫌麻烦地来照顾我的当地人。我在做调研的期间走访了很多人家。不管房子布置得多么简单，他们都会临时做上甜点招待我。起初我很不自在，一方面是因为在我成长的社会里，信任的缺乏和人际的生疏愈发常态，与印度当地人对我的热情款待造成了很大的反差。另一方面，这些我被赐予关爱的瞬间，与我在从小的媒体宣传里关于印度的负面报道形成了对比。 作为一个非本土人，我在印度的经历有局限性，且这些经历与我所熟知的报道不存在正面的冲突，但对于印度这样一个多元的国家，我很感激有机会从概论(generalization)中找到差异(differences)和细微差别(nuances)。 02 女性车厢和深夜食堂 我在印度的第二周，Abed带我去海德拉巴(Hyderabad)拜访他的舅舅。我们一早六点起床赶火车。Abed很骄傲的跟我说，我们要体验的是印度最好的火车之一。果不其然，火车上每个人都有宽敞的座位、均衡搭配的午餐和冰淇凌。 (环境相对较好的火车） 可等我们从市区去郊区舅舅的住所时，已是临近夜晚了。我们需要搭乘为数不多可以到达乡间的长途列车。相比早上搭乘的“豪华”火车，这和我认知中的印度火车更相近——破旧的列车一路缓缓地驶来；还尚未停下，就有乘客熟练地跳下。 我和Abed到了车站后一直在纠结：我是和他一起坐普通车厢，还是独自坐女性车厢。乘普通车厢意味着我可能会是唯一拥挤在唯有男性的车厢中的女性（因为一般没有女性会主动选择去普通车厢），但上女性车厢意味着我得在只有当地语言报站的火车上、以及Abed手机没电的情况下，准确判断车站、下车。 一番讨论后决定，我还是决定乘坐女性车厢，并询问站台上等车的姐姐和阿姨是否搭同一班火车，能否提醒我下车。 当我上独自上车厢时，不安的情绪开始无限的蔓延。我所在的车厢里全是卧铺，但所有人都将行李放在上铺，并一个挨着一个坐在下铺。海德拉巴是多宗教汇集的地方——印度教徒、伊斯兰教徒、基督教徒、等等。有些人穿着艳丽的纱丽，有些人身着黑装，同时也用黑纱蒙住全脸，只剩下眼睛。在昏暗的车厢里，似乎色彩都暗淡了，所有人的不同，都似乎无法掩盖我的显眼。但我依旧暗暗庆幸：还好有女性车厢。 （图并非我所乘坐的长途火车） 但几天后，我和Abed回程的大巴临时被取消。我们被安排到了晚上11点的班车。无奈之下，我们决定去附近唯一的露天的餐馆等待。参观专门留了间小楼可划为“家庭区”，供给女性顾客或带有女性同行的家庭。我理所当然地走进了家庭区，但又因为只点咖啡而被请去露天区。 在全是男性的露天区，大家都盯着我，好像我闯入了禁区。我突然有些毛骨悚然，问在身旁的舅舅：“Am I not supposed to be here? (我是否不应该在这里?)” 说出口后才意识到，这句话反应的潜意识是：我作为女性不应该在这个空间。 当火车、餐馆和其他公共场所区分常规/通用(General) 和女性区域时，的确给予了女性多一层的保护，但这是否也更巩固了男女性别差异的认知。至少我感受到了从所未有的对于自己性别的关注。这种关注既是与常规性别（既男性）的差异，又是格外注目 (palpable, visible, and different)。 03 你是我的第一个中国朋友 我第二次去印度的时候，接我的是Tensin。她一家是在印度的藏传佛教徒，严格来说是难民。 我是通过她哥哥Sam认识她的。他曾来圣母大学做沙坛城 (sand mandala)的巡展——一行僧人花了好几天的时间用沙描绘出精美的佛国世界，并在完成之日将画卷扫掉、细沙装入瓶中，倾倒入河，传达“世间繁华，不过一掬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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