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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士”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其群体非常庞大，构成也相当复杂。比如说，在战国之时，单单是贾谊在《过秦论》中提到的著名的谋士，就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武士（将领）则有吴起、孙膑、田忌、廉颇，文士则有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而在那个时代，属于诸子百家的“士人”则更多，如儒家的孔孟，道家的老庄，墨家的墨翟。法家的韩非、李斯等等。而不论是在什么时期，这些被我们称之为“士”的人，往往都具有这样的共性，那就是他们一定是掌握了某一方面的专业与技术的人，或擅谋略，或擅打仗，或擅外交，或擅治国，或有辩才，或有文才等等，属于一个社会的“精英人士”。 “鼎”是三足两耳的食器，同时也是一种祭器。商代时，对表示王室贵族身份的鼎，在使用方面有严格的规定：士（这里的“士”指的是低级官吏）用一鼎或三鼎，大夫用五鼎，而天子才能用九鼎。因此，鼎'也就成为国家拥有政权的象征。据司马迁《史记.秦本纪》记载，公元前307年（周赧王八年、秦武王四年），秦武王来到洛阳，看到周室所藏传国之宝九鼎，其中的雍鼎代表雍州，应属秦国，因此，他想取走，便与大力士孟说亲试其轻重。孟说将鼎举离地面半尺，力不能胜，急还于地；秦武王举鼎时，鼎亦离地半尺。就在他刚想方挪步的时候，不觉力尽失手，砸断了自己胫骨，当夜秦武王不治而死。——这应该是与“鼎”相关的最为惊心动魄的故事之一。而“鼎”到底有多重，虽然说法多多，但因此可见大略。 将“士”与“鼎”相联系，称“士重九鼎”的，是南宋的洪迈。洪迈在他的著作《容斋随笔》中指出，“士人”在国家治理中有着不同寻常的价值。 在“君子为国”这一章中，洪迈首先引用了《左传》中的一句话“不有君子，其能国乎？”肯定了“国君”对国家治理的重要性：如果不能拥有国君，难道能治理好国家吗？接下来他列举若干史实，以说明古人对士人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的认识：战国时，晋国用计策从秦国争取到足智多谋的士会，临行时秦国的大臣绕朝对士会说：“您别说秦国没有人才，不过是我的计谋不被使用罢了。”楚国的大臣子反曾经说过：“凭着微不足道的宋国，尚且有不欺人的臣子，可以认为楚国就没有吗？”贾谊在《治安策》中论及匈奴对汉的嫚侮侵略时说：“本末颠倒到这地步而不能解救，难道能说国内有明智之人吗？” 我们必须承认的一点是，“国君”对于国家治理水平有着重大的影响。但即便是有“国君”，可如果“国君”手下没有若干得力的“贤臣”——“士人”恐怕也不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即便是他们自己浑身都是铁，又能打几颗钉？所以，也确实不论是在什么时代、什么地方，一个国家想要一统天下也好，想要和平发展也罢，没有一大批杰出的人才什么也别谈。从秦国由西部“欠发达国家”逐渐走强，最终统一了中国的历史来看，秦穆公、秦始皇们固然功不可没，可假如没有商鞅、范睢、蔡泽、李斯等的鼎力相助，秦国的霸业最终能成吗？就汉朝走向强盛，让四夷不能不臣服、不得不臣服的历史来看，汉武帝固然英雄豪杰，可假如没有霍去病、卫青等人的帮助，行吗？再往下，如唐代的“贞观之治”，我们不也可以看出在唐太宗李世民个人的英明伟大之外，魏征、房玄龄等人的巨大作用？ 其实，也不仅仅是在过去时代，“士人”对于国家治理十分重要，就是在今天，“士人”的作用也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化，知识与技术越来越专业化的时代，国家这台庞大的机器倘要正常运转，需要高度专业化的人士进行操控。因此，能不能知人善用，能不能充分地调动“士人”的积极性，至关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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