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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贵君贱”的说法古之有之，但是，这一观点似乎更多地仅仅是在民间流行；作为国君之人，能够真正认可这一观点的却不是很多。理由很简单：假如这样，那么，很多王朝就不该那么短命，中国的历史也不该有那么多“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类”的悲剧。 然而战国时期的赵威后——也称赵太后，即赵惠文王的王后，赵孝成王的母后却是这少数乃至极少数人之一。当然，需要说明的是，赵威后虽然名义上不是国君，但因为惠文王去世之时，她的儿子赵孝成王年少，所以，由赵威后实际执政。因此，赵威后不是国君，但却胜似国君。特别值得一提的则是赵威后执政，高度重视民生。而她对民生的重视，从她一次接见齐国的使者时，不是先问候齐王，而是先问齐国的年成就可以看出。她的这一有悖“常理”的做法一度让还齐国使者十分不快，对此，她做出了这样的解释：苟无岁，何以有民？苟无民，何以有君？故有问舍本而问末者耶？——问话哪有舍去根本而去问次要的或者说枝节的呢？ 这里所说的“本”，就是指老百姓；这里所说的“末”就是国君。为什么说百姓是“本”，国君是“末”？在赵威后那里，又是十分清楚的，这就是没有老百姓，哪来的国君？而对于老百姓来说，没有好的年成，哪来吃的、穿的、用的？所以，“岁”——年成是“本”，而国君则是“末”。 孟子们提出“民贵君贱”的观点不足为奇，因为他们本身虽然未必属于“草根”，但与“草根”挨得很近，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与他们也有一定的感情，对他们的思想有一定的了解；同时，他们也有足够的智慧来理清两者的关系，并基于对社会稳定与和谐的期盼，向全社会鼓吹与传达他们的这一思想。然而对赵威后们来说，则未必如此。比如说，根据明代冯梦龙《东周列国志》的说法，赵威后乃齐愍王的女儿，嫁到赵国来则又称为赵惠文王的王后，因此我们可以说她始终居于社会的最高层。在这样的情况下，赵威后能如此看重百姓，我们只能说，她拥有作为“明君”不可或缺的“慧根”，或者是她天性爱人、亲民。 相对于赵威后，齐国使者的说法就有些让人费解了：作为齐王的使者你固然带来了齐王的问候，赵威后一般而言应该“投桃报李”地首先问候一声齐王；但是，毕竟你不是齐王，仅仅乎他的使臣，所以，假如她先问“岁”与“民”，你急什么？何况说，一个人说什么不说什么，或者是先说什么后说什么一定有他道理呢？你听听，赵威后对“岁”、“民”、“王”谁为先谁为后的解释，是不是确实很有道理？ 当然，换一个角度说，齐王的使者之所以不高兴，也有他的道理：他的身份是齐王的使者——也就是说，他是吃的齐王的饭，拿的齐王的俸禄，他的荣辱与祸福之类是跟齐王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另一方面，在齐王的治下，舆论环境也一定与齐王的思想保持高度的一致，围绕、高举、紧跟之类是少不了的，长此以往的结果就是，齐王就是一切、一切以齐王为中心或许已经成为一种思维定式。在这样的背景下，齐王的使者自然其出发点只能是“齐王”，他的心中也只有“齐王”。而相形之下，赵威后的“舍本而问末”是不是愈显可贵？ 十分可惜的是，赵威后在临朝听政一年之后就病故了；所以，除去《战国策》中给我们留下的“触龙说赵太后”与“舍本问末”这样两段有意味的故事外，其它东西并不多。否则，赵国的历史有可能改写，战国那一段中国的历史也有可能改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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