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无疑是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历史上，制度与伦理束缚最少的年代；鉴于无论是士大夫之人，还是普通妇女，在这个时期表现出了让人吃惊的任性，并且并无多少社会压力相加，因此，我们或许也可以说它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人们最为任性的年代。
在那个时期，文人士大夫们只要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纵使你结社与清谈——从玄学到佛学到养生等等，并没有人予以干涉。“竹林七贤”，是不是就有民间社团的性质？即便是贵为丞相的王导，也是清谈高手，并被一些人认定是推动清谈之风南渐的主要推手，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朝廷上下，对于清谈惊人的宽容度？当然，谈天说地除去高度安全之外，也足以反映一个人的智慧。而这种人与人语言和大脑的较量，让人感受到强烈的刺激的同时，又充满了乐趣。因此，魏晋之人乐此不疲。相对于文人学士们，那个年代的妇女也享受到了后代她们的同胞无法享受的很多自由和快乐。比如说，她们可以大胆而直率地表达对于异性的感情。在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容止》中，就有这样一段有趣的记叙：“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在《语林》》中，也有这样的记载：潘岳长得非常俊美，每次出游，老婆婆们都把水果投递给他，所以他次次都能满载一车水果而回。潘岳即潘安，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美男子了。假如是在今天，他很可能成为影视明星，再不济，也可以去做车模。而他到底漂亮在什么地方，刘义庆没有为我们进行很具体的正面描写，而只是给了我们相对说来“虚”一些的侧面的描述：他相貌出众，气质高雅，对于女性极具杀伤力。凭什么这么说？他年轻时带着弹弓走在洛阳的街道上，女人们看到他，情不自禁地手挽手，围着他看。——那个年代的女性之人，就是这样任性和大胆。反之，对于超级丑男左思，她们的态度则截然相反：鉴于后者竟然也学潘安招摇过市，她们公然对他展开了围攻——朝他啐口水、唾唾沫，弄得他垂头丧气狼狈而逃。魏晋时期，人们之所以如此任性的另一可能的原因大概是，统治中国封建社会近两千年的封建文化，这时尚属“草创”时期，距离汉代董仲舒“废黜百家独尊儒术”，还不是很久，儒家思想也还没有被加工到后来的那种纯度，保留着些许对人、人性的尊重。与此同时，作为统治阶级，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强化中央集权，巩固自身的统治更加有效，大概也还在摸索之中。而在后来中国封建社会已经高度成熟的那些朝代，“魏晋风度”自然也就很难再现江湖了，妇女们从思想到人身所受的约束，也绝不是魏晋时代所能想象的。总之，对于中国的文人学士们来说，最幸福的年代，大概就是魏晋那一时期吧！而对中国的女性来说，则更是如此——到明清，中国妇女几乎失去了全部人身权利，甚至于就连出现在公共场合的权利都被剥夺了，更别提走在大街上，大胆地欣赏潘安这样的美男，表达对他们的感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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