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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的诸侯、冀州牧韩馥把袁绍迎到冀州，他的部下耿武、闵纯、李历、赵浮、程涣等人规劝和制止他，他不听，结果，袁绍到冀州之后，这几个人都被杀了。同样是东汉末年割据军阀之一的益州牧刘璋，迎刘备入蜀，试图借助刘备之力对抗曹操，主簿黄权、王累，名将杨怀、高沛等劝阻他，刘璋对他们的意见不仅是不予采纳，还赶走了黄璋等人——这二位名将后来被刘备杀死。西晋时期的将领王浚受石勒的欺诈，督护孙纬与将佐们都希望他能抗拒石勒，匪夷所思的是，王浚大怒且要斩杀他们；这些人后来终究被石勒所杀。对于耿武、闵纯以及杨怀、高沛等人的遭遇，南宋洪迈感慨万千：“武、纯、怀、沛诸人谓之忠于所事可矣，若云择君，则未也。呜呼！生于乱世，至死不变，可不谓贤矣乎？”（《容斋随笔·卷十三·韩馥刘璋》）洪迈对武、纯、怀、沛等人的评价，无疑是基于封建社会的君臣要求，即“文死谏、武死战”，哪怕是因为进谏而掉脑袋，舍弃自家性命。而假如我们拿这样的标准去衡量这些文臣武将，那么，就不能不承认他们委实对于所事奉的主子真的是忠心歇耿、死心塌地；因此，洪迈对于这一点高度赞赏可以理解的。不过，他对于这些人在“择善而从”——选择圣明之人并为之效劳这一点是，又是有所保留的：“若云择君，则未也”就是证明。同时我以为，他这样的看法也一定能够赢得很多人的认可。然而，洪迈认为他们“可不谓贤矣”——“能说他们不是贤人吗”的说法，我以为又是值得商榷的。所谓“贤人”，指的的“有才有德”的人，或者说“有德行;多才能”的人。《三国志·诸葛亮传》中“思贤如渴”的“贤”就是这意思。什么是“德行”？简单说就是“道德品行”。而在旧时代，对于做臣子的来说，尽忠于主子，也不管他是否圣明，能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是最大的“德行”。之所以要倡导这样的思维与标准，那是为了维护既有的秩序，为了维护王权的绝对地位。至于这样做，对国家、民族、人民有利还是有害，则不在考虑之中；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样做是不是有利于王权自身的可持续，也不在考虑之中。因此，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选择往往带有相当的盲目性。所以，所谓“择善而从”只能是相对的，比如魏征选择了唐太宗李世民就是这样：在历代帝王之中，李世民无疑属于善于纳谏的；也只有奉事这样的人才有价值，并且至少可以避免因言获罪的悲剧。耿武、闵纯以及杨怀、高沛等人的悲剧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他们选错了尽忠的对象，尽忠的是“昏君”；为“昏君”尽忠，恐怕不能算是有“德行”吧？因为你这样的“尽忠”或许有利于“昏君”，但对社稷、百姓呢？是有利还是有害？并且面对这样的主子，又没有能够找到合适的进谏方式，最终让自己脑袋搬了家，这样的人能够说“多才能”吗？不能，而洪迈却给了他们这样的评价，恐怕与他“只缘身在庐山中”——同为人家的臣子，并且从小就接受的这样的教育有关；也与他的社会角色或者说身份有关：此君官至翰林院学士、资政大夫、端明殿学士，宰执（副相）、封魏郡开国公、光禄大夫——他的“屁股”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的“脑袋”。需要说明的是，那几个拒谏的“昏君”之人，最后也没有好下场：韩馥后被袁绍计夺冀州，被迫投靠张邈，之后张邈与袁绍的使者见面，韩馥以为是要来杀害自己的，于是在厕所中拿刻书用的小刀自杀了；刘璋引狼入室，遭到刘备谋算，不得已投降，被迁往荆州公安(今湖北公安)，于220年病逝于荆州；王浚在大乱后产生不臣之心，又与段部鲜卑(晋朝至五胡十六国时期的鲜卑部族的一个支系，其根据地约在今中国河北省北方辽西走廊一带)交恶，最终为石勒所败而被杀。即便是从这个角度来说，耿武、闵纯及杨怀、高沛等，我们恐怕也不能是说他们“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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