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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书在中国人眼里十分神圣——“书犹药也，可以治愚”一类的说法就是证明。但是，事实上书跟世界上其它很多事物一样，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又是毫无疑义的。也可以说，书固然有深刻之书，犹如灯矩，可以给人光明，给人以温暖，给人以智慧，比如说《庄子》、《论语》、《孟子》等；可也有些书可能不太那么深刻，甚至于十分浅妄，比如说《封神榜》、《七侠五义》、《啼笑因缘》之类。所以，如果我们将这样的说法当真，不加辨析、囫囵吞枣，那么就有可能被误导、被贻害。南宋洪迈所著《容斋随笔》中，有“浅妄书”一章，专门说的就是后一类书。为此，作者举到了《开元天宝遗事》中数处明显的讹误的例子。讹误之一是，书中提到“郭元振少时美风姿，宰相张嘉贞欲纳为婿，遂牵红线女，得第三女，果随夫贵达”；然而，郭元振为唐睿宗时宰相，唐明皇初年即贬死，后十年，张嘉贞方才担任宰相。讹误之二是书中还提到“杨国忠盛时，朝之文武，争附之以求富贵，惟张九龄未尝及门。”但是，事实上张九龄离开相位十年，杨国忠方才进入官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对于《开元天宝遗事》中如此这般的低级错误，洪迈的结论是“皆绝可笑”。《开元天宝遗事》的作者相传是五代时的王仁裕。不过，对该书作者到底是不是王仁裕，洪迈是有保留的。然而，这部书成书于五代应该没有问题。而五代相距唐朝并不遥远，因此，书中竟然出现了这样的低级错误有些让人不可思议。可能的原因之一是，该书的相关材料的来源并不十分可靠——该书乃是根据社会传闻，分别记述唐朝开元、天宝年间的逸闻遗事。而既然是传闻，那么，便难免“击鼓传花”那样将错误不断放大。对于这样的书，假如我们“尽信书”，那么，是不是真的还不如“没有书”？不能不说的另一点是，即便是掌握了充足而真实的材料，写成的或者编成的书其实也未必就一定十分可信。什么原因？因为写书或者编书的人都是有一定的立场、观点和感情的，如何取舍还不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主观上的认识？即便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也是有可能的。举例说，清代的《四库全书》，乃是奉皇帝之命所编撰，可以说，就资料的收集来说，编书之人拥有不可能更好的条件；但是，假如我们知道之所以清朝皇帝要编这本书，并非简单地搞一个“百科全书”，更深刻的原因是为了“统一思想”、“统一认识”——把老百姓的观点和立场“统一”到皇帝之人这边来。而在这样的“指导思想”的作用之下，所编之书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自然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记得文革那10年中，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里，影响最大的或许是浩然的《艳阳天》与《金光大道》这两部书。这两部小说，一定意义上来说，有“史”的成分——反映的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中国农村合作化和公社化的那段历史。然而现在看来，这两部小说“图解”政治的色彩还是太浓重了一些。而因为带有“应制”或者说“遵命”的色彩，所以，假如我们真以为那小说中描绘的就是当时农村的真实图景，那显然就错了——只要是有过那个年代农村生活经历的人都知道，事实上那几乎是一个不堪回首的年代，值得夸赞的东西并不是很多。今天的人们写书、出书，比之从前要简单了很多也容易了很多：一般说来，只要你会写字，只要你写的东西不违反法律，只要你手头又有两个人民币，那么，差不多任何人想出书，都可以在一夜之间“梦想成真”。对于那行明星人物，也无论是娱乐明星还是其它明星，出书之类更是易如反掌，并且总是能够仅仅是靠其中某些噱头——如情史、几度婚姻之类或者是在某一范围的影响力，就赚得盆满钵溢。因此，在这样的年代，在林林总总的各类出版物里，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乃是一种十分正常的现象。所以，更不能简单地把书神圣化、神秘化，而应将书加以适当的区分：是精品书还是一般读物，是真实之书还是虚妄之书等等。假如我们这样做了，自然也就能够保持比较清醒和理智的头脑，不致盲目地被书牵着鼻子走，而能够于阅读中批判，批判中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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