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年10月15日—1900年8月25日） 在这个义务与权利的领域里开始出现了一批道德概念，如“负罪”、“良心”、“义务”、“义务的神圣”等等，它们的萌发就像地球上所有伟大事物的萌发一样，基本上是长期用血浇灌的。难道我们不能补充说，那个世界从来就没有失去血腥和残忍的气味？就连老康德也不例外，他那“绝对命令”就散发着残酷的气味，同样是在这个领域里“罪孽和痛苦”第一次发生了阴森可怕的观念上的联系，而且这种联系或许已经变得无法切断了。让我们再问一遍：痛苦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补偿“损失”？只要制造痛苦能够最大限度地产生快感，只要造成的损失，以及由于损失而产生的不快能用相对映的巨大满足来抵偿：制治痛苦本来是一种庆贺，就像刚才所说的那样，债权人越是不满意他的社会地位，他就越是重视这种庆贺。上述这些纯属推测，因为对这种隐秘的东西追根究底是很困难，也是很难堪的，而且如果有谁在这时突然抛出“报复”的概念，他就只能蒙蔽和混淆视线，而不是把问题简化（“报复”本身也正是要引导向同一个问题，即：“制造痛苦怎么会产生满足感？”）。 我认为，驯服的家畜（比如说现代人，比如说我们）极力表现其谨慎，甚至于伪善，直到能够与构成古代人巨大欢快的残酷（这残酷简直就是他们所有快乐的配料）程度相抵。可是另一方面古代人对残酷表现出来的需求又是那么天真无邪，而且他们的这种“无所谓的恶毒”，或者用斯宾诺莎的话说就是“恶毒的共感”，已经原则上被当成了人的正常的特性，从而也就成了为良心所真心诚意接受的东西！明眼人或许能发现，时至今日还有许多这种人类最古老、最原始的欢快的残余。在《善恶的彼岸》中，甚至更早些时候，在《曙光》中我就小心地指出了；残酷在被不断地升华和“神化”，这种残酷贯穿了整个上等文化的历史，它甚至还在很大意义上创造了文化的历史。无论如何，人们在举行王侯婚礼和大规模公众庆典时开始不考虑对某人实行处决、鞭笞或火刑，这并不是很久以前的事，当时没有哪个高贵的家族不备专人，以供人随意发泄狠毒和进行残酷的戏弄（让我们回想一下公爵夫人宫廷中的董·魁克多这类人。如今我们在读他的书时舌头上还满是苦涩，甚至是痛苦，我们因此对这种痛苦的制造者感到非常陌生、非常不能理解——他们竟然心安理得地把董·魁克多的书当作最逗乐的书来读，他们简直要笑话死他了）。看别人受苦使人快乐，给别人制造痛苦使人更加快乐——这是一句严酷的话，但这也是一个古老的强有力的、人性的而又太人性的主题，尽管也许就连猴子也会承认这一主题：因为有人说猴子早已先于人类设想出，而且“表演”了许多稀奇古怪的残酷手法。没有残酷就没有庆贺——人类最古老、最悠久的历史如是教诲我们——而且就连惩罚中也带着那么多的喜庆！ 不过，我阐述这些思想的意图绝不是要帮助我们的悲观主义者们向他们那走了调的、嘎嘎作响的、厌倦生命的磨盘上加水；相反，应当明确地指出在人类还未曾对他们的残酷行为感到耻辱的时候，地球上的生活比有悲观主义者存在的今天还是要欢乐。随着人们对人的耻辱感的增长，人类头顶上的天空也就越来越阴暗。悲观主义者疲惫的目光、对于生命之谜的怀疑、厌倦人生者的冷冰冰的否定——这些都不是人类最狠毒的时代的特征。他们刚刚开始出现，它们是沼地植物，有了沼地才有它们，它们属于沼地——我指的是病态的娇柔化和道德化趋势，由于有了这种趋势“人”这种动物终于学会了对他的所有的本能感到耻辱。在变成“天使”的途中（我不想在此用一个更冷酷的字眼）人调理了他那败坏的胃和长了舌苔的舌，这使他不仅厌恶动物的快乐和无邪，而且对生命本身也感到腻味，有时他甚至对自己也捂鼻子，并且很不和谐地同教皇殷诺森三世一道开列可厌事物的目录：“不洁的产物，在母亲体内让人恶心的哺育，人赖以生长的物质实体的败坏，唾沫、小便、人龚等分泌物发出的恶臭。”如今，痛苦总是自然而然地被用作反对存在的第一条论据，总是对存在提出最重大的疑问，这使我们回忆起人们做相反的价值判断的时代。那时人们不想回避痛苦，相反，他们在痛苦中看到一种奇异的魅力，一种真正的生命的诱饵。或许那个时候疼痛不像今天这样厉害——我这样说是为了安慰娇柔者——至少一个治疗过内脏严重发炎的黑人患者的医生可以下这样的断言（黑人在这里代表史前人），炎症的程度会使体格最好的欧洲人感到绝望，可是黑人却无所谓，事实上，当我们数到前万名、或者前千万名文化教养过度的人时就会发现，人的忍受疼痛的能力的曲线奇迹般地突然下降。我相信，和一个歇斯底里的女才子在一夜中所忍受的疼痛相比，迄今为止为了寻求科学的答案面动用了计量器调查过的所有动物的痛苦都是不屑一顾的。或许现在还允许一种可能性存在：那就是残酷的欲望也不一定就要全部消失，就像如今疼痛感加剧了那样，这种欲望只需加上某种理想的微妙的成分，也就是说，它在出现时必须被翻译成幻想的和精神的语言，并且要用简直难以想像的名称装扮起来，使最温柔伪善的良心也不会对它产生怀疑（一个名称就是“悲剧的同情心”，另一个名称就是“苦难的怀旧情绪”）。 起来反对痛苦的不是痛苦自身而是痛苦的无谓，但是不论是对于把痛苦解释成整个神秘的拯救机器的基督来说，还是对于那些惯于从观望者、或者痛苦制造者的角度理解所有痛苦的天真的古代人来说，一种无谓的痛苦都是根本不存在的。由于在世界上创造出了，或者勿宁说是否定了，那隐蔽的、没有揭露的、无法证明的痛苦，于是当时的人就几乎是必须要发现众神这些所有高尚和低贱的中间人，简言之，就是要发现某种同样是隐蔽的、同样是在暗处的而且是不会轻易地错过一场有趣的悲剧的东西。 借助于这种发现，生命在当时和以后就一直被理解为造物；生命本身得到了正名，它的“不幸”也得到了正名。现在也许需要新的发现（比如把生命看成谜，看成认识论的难题）。“为一个神所喜闻乐见的任何不幸都是正当的”。这就是古代的感情逻辑？说真的，这难道仅仅是古代的感情逻辑？众神被想像成残酷的戏剧的爱好者——噢！只需看看加尔文和路德就可以知道这古老的想像在我们欧洲的人性中延伸了多远！无论如何，除了从残酷中取乐，希腊人笃定不会向他们的的众神呈奉更合适的造福配料了。那么荷马为什么让他的神轻视人的命运呢？此外，特洛伊战争以及类似悲剧的梦魔到底有什么意义？没有疑问，对于众神来说这就是喜剧了，而且因为诗人在史诗中比其他人都进行了更多的关于“神”的艺术创造，想必诗人本人也认为这是喜剧……可是后来的希腊道德哲学家们却认为神也抬眼关注道德问题，关注英雄主义和品德高尚者的自我折磨：“负有使命的赫拉克利斯”登台了，他对此亦有自知，因为没有观众的道德行为对于演员民族来说是不可想像的。这项当时主要是为了欧洲而完成的发明，这项关于“自由意志”，关于人之善恶的绝对自发性的如此之冒失、如此之危险的哲学发明难道不是首先为了证明：神对于人的兴趣，对于人类品德的兴趣，是永不衰竭的吗？在这个世俗的舞台上从来就不允许开拓真正的新鲜事物、挖掘真正前所未闻的对立、现实、灾难：只有神可以预知这个完全由决定论控制的世界，因此神也很快就对它感到厌倦了——所以那些作为众神之友的哲学家们有充分的理由不指望他们的神治理这样―种决定论的世界！古代世界基本上是公众的、开放的世界，这整个古代世界都充满了对“观众”的柔情，当想到幸福时绝无法排除戏剧和庆贺——我们已经说过了，即使是在实行重大的惩罚时也是喜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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