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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先生的游 代 坤 一 比较而言，道家对于“游”的关注与描述，似乎远超儒家。《庄子》开篇即以《逍遥游》命题，从鲲鹏遨游的寓言出发，展示出不受拘束、无所依傍的自由境界和追求。 显然，道家所关联的游，无论出发点是具体的山川，还是想象的仙界，最终指向都是一种个人化的自由追求和体验，这种体验或者是内向性的，或者是外向性的。这和道家，特别是庄子道家思想的特质有关，天马行空、出其不意的思维，打破陈规戒律的行为，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影响深远。魏晋玄学名士，如嵇康、阮籍等人，放浪于山水间，谈玄于庙堂内；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探幽桃花源；李白望庐山瀑布，听海客谈瀛洲；苏轼的明月青天、赤壁沧海，既有具象的游，又有想象的游，其境界超脱，思虑高远。 相对来说，儒家的“游”则具体得多，有时是个人的游玩，有时是政治性的行动，却极少有精神性的出游。如孔子周游列国、孟子游说诸侯王，均属于实际行为。即使如后来朱子、阳明等理学家频繁的交游、讲学，也极少把游本身作为目的，多是将其作为手段或者某项活动的附带行为。 作为二十世纪最重要学者之一的钱穆先生，终生读书、著述不辍，成就巨大。和埋首书斋形象形成反差的是，钱先生非常注重“游”。在他迁徙漂泊不断的人生经历当中，“游”占据了相当突出的位置，他不仅喜好近游，还有过多次远足，晚年还有几次海外游的经历。这些游的活动，不仅强健了他的体魄，陶冶了他的情操，为治学提供了外在助力，更重要的是，在行走和考察中，钱先生将读书所得和眼前所见结合、印证，将儒家精神的实际的“游”和道家精神境界性的“游”统一起来，促使他更深入地思考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思考中国前途和命运，从而开创出独具特色的学术局面。 二 钱先生对自然山水的喜好，来自少年时代。他曾回忆，“余时时喜诵此两册窗课，惜今皆忘之。犹忆两题，一曰《春山如笑赋》，乃短篇，余特爱其景色描写。由七房桥南望，仅见秦望山一抹。余长而喜诵魏晋以下及于清人之小品骈文，又爱自然山水，殆最先影响于此”（《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三联书店，1998，13页，以下凡引此书，只注明页码）。钱先生所回忆的这段往事，在其父逝世后不久，即他十二岁的时候。钱先生认为自己终生的两个爱好，一个是自然山水，另一个是对于忠义、民族、国家等观念的关切。前者以该赋为标志性起点，后者则自岳飞的《岳武穆班师赋》为肇始。实际上，就钱先生的一生来观察，他的这两个爱好，不仅不矛盾，反而在内在上是一致的。他所喜好的自然山水是中华民族的自然山水，对山水的喜爱激发他对中国历史、思想，和文化问题的追问，这种追问反过来又促使他不断观察自然山水，比较古今、中西文化优劣，最终更加坚定他的文化信念和治学方向。 除了信念和文化自觉，钱先生好山水、好游，部分还出于他对自己身体基础的判断，来自于他幼年体弱的经验。他回忆：“念不高寿，乃余此生一大耻辱，大惩罚。即痛于日常生活上求规律化，如静坐，如郊野散步等，皆一一规定。”（91页）事实证明，这一体悟对他来讲是终生受益的，在动静之间优游自处，让他身体康健、精力集中、思虑深入，极好地克服了幼年体弱的不利因素，从而读书撰述不辍，为后世树立典范。 三 从故乡无锡出发，钱先生开始了一生漂泊的履历，所至即所游。他对初次远游印象深刻：“余初次渡海远游，长风万里，水天一色，时登船尾，晚观日落，晓观日出，尽日欣赏。”（119页）这是1922年秋，他从无锡经上海，乘船赴厦门集美学校就任中学教职时的路途见闻。 抵达目的地之后，“每逢星期日，余与锡昌同赴厦门，又常同游鼓浪屿。尤好游其两公园，一在山上，一在海滨。滨海者有曲折长桥架海上，更所爱游。”（122页）除此之外，“余在集美又好作海滩游。预计每日海潮上下之时刻，先潮涨而去，坐大石上迎潮，潮迫身而退。”（125页） 1927年，钱先生三十三岁，转入苏州省立中学任教。在此期间，他遍览苏州名胜，“城内外远近名山胜迹，园林古刹，美不胜收，到处皆是。余在苏中三年，游历探讨，赏览无遗。”（135页） 1930年秋，钱先生三十六岁，开始转入燕京大学任教。他自认为这是“生活上一大变”。北京名胜古迹更多，钱先生回忆：“（潘佑荪）极熟北平一切掌故。常与偕游颐和园及西郊各名胜，又曾同游妙峰山。”一年之后，钱先生转任北京大学历史系，直到1937年冬南下，先后在北京居住达八年。期间，印象深刻的近郊游共三次，“一为与吴其昌、世昌兄弟同游八达岭万里长城。”“又一次，缪凤林赞虞从南京来，宿余家。一日，同游卢沟桥。”“又一次，则余与锡予、十力、文通四人同宿西郊清华大学一农场中。”（186、187页） 1937年后，随着国势变化，钱先生的近郊之游因其时空转移而不断转换。西南联大文学院居南岳衡山期间，钱先生即常就近游览，他曾生动地记述：“余乃以游山为首务，或结队同游，三四人至数十人不等，或一人独游，几于常日尽在游山中。足迹所至，同人多未到，祝融峰又屡去不一去。曾结队游方广寺，乃王船山旧隐处，宿一宵，尤流连不忍舍。又一清晨独自登山，在路上积雪中见虎迹，至今追思，心有馀悸。”（200页） 赴昆明途中，钱先生兴致盎然游赏桂林至阳朔一路山水胜景，之后，又同贺麟、汤用彤先生游大理。西南联大文学院在云南蒙自时，常同众友观赏该地瀑布、山洞、石林等胜景，等到迁回昆明时，钱先生已经醉心于蒙自宜良优美清净的山水，不惜两地奔跑，有课时回昆明，无课时则居住宜良专心著述。他用详尽的笔墨描述此地生活情状，宜良北山岩泉下寺、上寺，及其周边的山川景致，凡精彩处，无一不走入他的记录当中。“池水终年净洁可喜”，“每晨餐后必出寺，赴一山嘴，远望宜良南山诸峰”，“楼下泉声深夜愈响，每梦在苏锡乡下之水船中”，“距寺向东八华里有一温泉，余每于星期日返寺后，携《陶渊明诗》一册，一路吟诵去温泉”，“又曾登宜良城楼”，“又曾游宜良南城外”，“又游宜良南山下一溪”，“赴上寺一路石级，两旁密树，浓荫蔽天。即当正午，亦日光微露而已。常有松鼠一群，在树叶上跳跃上下，一路抬头皆可见，亦一奇景”，“院中有一白玉兰树，极高大，春季花开清香四溢”，“首日游石林”，“第二日另一路去游山洞”，“直到一大湖边，乃知此是瀑布上源而已”，“遂至镇上闲游，见湖水平漾”。（209-218页） 正是宜良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让钱先生心无旁骛，得以专心著述《国史大纲》。他曾提及，“除晨晚散步外，尽日在楼上写《史纲》”；“余常喜坐亭中，游人绝少，每在此写稿，半日始返”；“（陈）寅恪言，如此寂静之境，诚所难遇，兄在此写作真大佳事”（211-213页）。实际上，《国史大纲》一书的写作缘起，也来自于钱先生的游，“彼（陈梦家）夫妇亦特喜与余游。常相过从。梦家尤时时与余有所谈论。一夕，在余卧室近旁一旷地上，梦家劝余为中国通史写一教科书”（207页）。“余之有意撰写《国史大纲》一书，实自梦家此两夕话促成之”（208页）。由此可见，作为钱先生代表作之一的《国史大纲》，其来源之灵，其写成之快，均与他宜良时期的生活交游密不可分。 其后一年，他回苏州侍母，获居一废园，在此间写毕《<史记>地名考》一书。钱先生认为，“两年内得成两书，皆得择地之助”，“所居林池花木之胜，增我情趣，又可乐此而不疲。宜良有山水，苏州则有园林之胜”（223页）。无疑，山水园林给钱先生提供了一种调剂和休息，也提供了灵感和良好的写作心境。 职此之故，无论在成都齐鲁大学、嘉定武汉大学、遵义浙江大学，还是在四川大学、云南大学、江南大学，都喜好择环境清幽之所，并于晨昏、读写之馀散步漫游，这种习惯给他带来的裨益，不仅体现在读书精进、著述不断上面，还强健了钱先生的体魄，让他有精力、体力应付沉重的教学、写作任务。 四 除了上述提及的短郊之游，钱先生还做过几次有计划的远足。较系统的一是北京授学期间四次远游，一是新亚时期的海外游历。 四次远游，“第一次在一九三三年春季，游津浦路泰安、济南、曲阜。同游者为北大史系四年级生，结队为毕业旅行”（188页）。在泰安，游览了岱岳庙和泰山；在济南，游览了大明湖，并游旧书肆，获大字本《仪礼》一部；在曲阜，游览了孔府、孔林。
“第二次游平绥路，大同、绥远以至包头。不忆在何年。同游者皆清华师生。”（191页）这次游览了大同云冈石窟、绥远汉明妃冢等古迹，参观绥远一处中学，并在包头品尝黄河鲤鱼。 “第三次似在三六年夏，余一人从平汉路经汉口，转长江至九江，游庐山。”（192页）先参观武昌武汉大学，并游览汉阳黄鹤楼，然后遍游庐山诸景，如牯岭、西林寺、开先寺、五老峰、白鹿洞等。 “第四次远游，在一九三七年春，乃至平汉路转陇海路，游开封、洛阳、西安。同游者亦清华师生，而较前游为盛。”（195页）在开封又得以品尝黄河鲤鱼；在洛阳游伊阙，观龙门石刻，并在西晋石崇之金谷园故址发思古幽情；在潼关游函谷关古道，并登潼关、吃黄河鲤鱼；在西安遍游郊内外名胜，如“西安事变”处，华山等，二者记述，尤其后者较为详实。 1959年秋，钱先生在香港新亚书院，获耶鲁大学东方研究系讲学邀请，得以偕夫人赴美国。初抵日本东京，共住六日，再到夏威夷停留三天，而后经旧金山换机飞纽约。耶鲁期间曾做乡村游，暑期又去芝加哥，学期中去哈佛。后来，又有机会游三藩市，游加州、西雅图，并游密西西比河、尼亚加拉瀑布、多伦多等地，在美共计七个多月。 后又得以往伦敦，访问牛津剑桥；其后去巴黎，游凯旋门、塞纳河、凡尔赛宫；又赴意大利罗马，游梵蒂冈。 这两年海外游历，使钱先生得以以中西比较的视角审视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后来在台湾定居期间，他又曾去马来西亚，并两度去日本，两度赴韩国；在八十生辰前游台湾南部，“先住梨山宾馆，又转武陵农场，再转天祥，最后经花莲，先后住四处，历八日”（344页）。 五 如果说近郊游属于钱穆先生日常性的活动，为其读书、写作提供健身、醒神、逸情之功效的话，远足游则属于计划性的、更为系统的活动。通过游山、通过观览史迹、通过海外游历，钱穆先生对中国现实和历史，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做了实际的、深刻的比较和观察，从而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和治学方向。 钱先生绝非枯坐书斋的学者，他对现实也抱有一种积极的关切。因此，对于游，他不仅是喜爱自然优美的风光，更喜欢人文浓郁的古迹。他认为，读书当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历史，游历也是增长见识、了解历史的重要手段，是一部活历史，这一点，在他对于“读书—游山”二者关系的深刻理解中可以体现出来。山东游览时，学生只对自然景观相对优美的泰山、大明湖感兴趣，对曲阜却缺乏足够兴致，中国人读中国史，居然成为一种负担，这让钱先生非常疑惑。他告诉学生，游历如同读史，太史公当年即遍游中国名山大川。他劝学生游毕后读《史记》，当会有不同收获。
游览庐山，未能到欧阳修、陶渊明、周敦颐等曾经活动的地方，他感觉很遗憾，而尽管他曾登临朱熹驻足的白鹿洞、五乳峰，却觉得因为当时自己没有细读朱子相关书籍而遗憾，觉得自己是虚慕其名，于内心并没有深刻的体悟。由此可见，钱先生的游，更多地是与人生趣味、历史关切、人文追求密切联系的。因此，他说：“天地有原形，人生多趣味；天地诚多奇，人生亦尽可多得之。”（216页） 在遵义浙江大学，李埏先生对钱先生的好游颇感意外，也许在他原有意识里，钱穆更像是一位端坐书斋不闻世事的守旧学者，因此他说：“不意先生之好游，乃更为我辈所不及。”钱先生告诉他说：“读书当一意在书，游山水当一意在山水，乘兴而至，心无旁及。读书游山，用功皆在一心。能知读书之亦如游山，则读书自有大乐趣，亦自有大进步，否则认读书是吃苦，游山是享乐，则两失之矣。”又说：“向来只闻劝人读书，不闻劝人游山。但书中亦已劝人游山。孔子《论语》云，仁者乐山，知者乐水，即已教人亲近山水。读朱子书，亦复劝人游山。君试以此意再读孔子、朱子书，可自得之。太史公著《史记》，岂不告人彼早年已遍游山水。从读书中懂得游山，始是真游山，乃可有真乐。《论语》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如君今日，能从吾读书，又能从吾游山，此真吾友矣。从师从友，亦当如读书游山般，乃真乐也。”（233-234页） 此段当是钱先生对“游”观念的一个核心表述，游山和读书一样，贵在专心，贵在知乐，贵在和所读书结合。后来，钱穆先生又做一篇《读书与游历》文章，集中表述他的游历观，开篇就是“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古人每以游历与读书并言，此两者间，实有其相似处，亦有其相关处。到一新环境，增新知识，添新兴趣，读新书正亦如游新地。”（钱穆《读书与游历》，《中国文学论丛》，三联书店，2002。下文凡引此篇，只注明篇名。）
六 实际上，早年，无论在厦门集美学校，还是在苏州省立中学，钱先生都尤其留意于历史与遗存。他对苏州城市建筑多年之后都念念不忘。在北京，无论是长城，还是卢沟桥，都让他对古人的智慧感佩不已，对今人将社会落后的原因归咎于四千年文化传统感到无法理解。正如在《国史大纲》序言中所提及的，钱先生对历史始终保持一种“温情和敬意”，这在他不断的游历活动中也能体现出来。 因此，他看到泰安文物遭受破坏，感觉痛惜不已。游览大明湖时，又想到，中国山水胜境正由于人文迭续，比之西方更有趣味，更显活力。这一点，在他后来在云南观赏瀑布，在美国观赏尼亚加拉瀑布后，体悟更为明显，他甚至认为，国外的这些景观，人为加工成分太多，就像盆景一样，失去了自然韵味，远不如中国取法天然、更有味道。在参观西方建筑时，比较中国建筑，他也是秉持这样类似的看法。 也是从游历当中，钱穆先生生发出一种通过读书产生的追问，那就是古不必不如今，中不必不如外。他说：“我认为，我们究是中国人，负中国高等教育之大任。多读外国书，也不应不读些中国书。多去国外游历，也不应不在国内稍稍走走。我更想中国人文地理，意义无穷。”（《读书与游历》）又说：“中国书读不完，中国地也走不完。而更所遗憾的，当吾世之中国人，似乎心不爱中国，不爱读中国书，亦不爱游中国地。更主要的，是不爱中国古人，因此中国古人所活动的天地，也连带受轻忽，受厌弃。”“若果漫游一地，而于其地先无所知，无有导游，何来游兴。今日国人，已多不喜读中国书，则又何望其能安居中国之土地，而不生其侨迁异邦之遐想乎？”（《读书与游历》） 钱先生又举例若干，如江河山川与西方对比，东方园亭与西方堡垒对比，东方建筑与西方建筑对比，得出“中国历史社会文化人生乃在复式中求调和，而西方历史社会文化人生则在单式中争雄长”之结论。他说：“从前的中国智识分子，所谓士大夫阶级，自有大一统的中央政府，远从西汉以来，因有地方察举制度，下及隋唐后之考试制度，全国各偏远地区之智识分子，几乎无不有长途跋涉、游历中央政府所在地之机会。而自入仕以后，又因限制不在本土服务，更多遍历全国各地之可能。凡属担任国家公共事务者，则无不使其有广大而亲切的对国家土地上一切有情感有认识的方便。这也是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一大关键。”（《读书与游历》） 七 考察完这些，我们似乎可以回到本文开头时，关于儒道之“游”观念的论述了。 钱穆先生的游，表面上看，有道家超越性、自由性的一面。事实上，从钱先生关于游的总体考察来看，他并未无限制地“逍遥”下去，反而有极为克制的一面，具体体现在现实关切、传统关怀、历史意识。因此，他所说的游，更多地是和儒家的精神相契合。 《庄子·大宗师》有段话，“孔子曰：‘彼，游方之外者也，而丘，游方之内者也’”。钱先生的游，可谓出乎其外，入乎其内，具有独特的境界和意味。 即使钱先生不认可他的新儒家归属，但就游所体现的特质看，他也有极强的儒家属性，原因就在于，他对中国历史的同情、对中国传统和中国文化的不息追寻，所有一切，都显示出一个传统儒者“为故国招魂”的动人品格。
注：本文发表于《文史知识》2019年第4期，此据作者原稿，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代坤老师授权发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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