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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图藏抄本《辨志书塾文钞》与李兆洛别集流传 杨 珂 内容摘要：李兆洛作为阳湖文人群体的领军，生前未曾整理刊行自己的诗文，殁后由其弟子高承钰、黄志述等辑录遗文，先后纂成道光本《养一斋文集》、咸丰本《李养一先生集》及光绪本《养一斋集》三种。今国家图书馆所藏抄本《辨志书塾文钞》十六册，为李氏别集的一个早期稿本，具有重要文献价值，却长期为人忽略。通过考察此书与道光本、咸丰本、光绪本诗文集的递嬗关系，得见现存四种李氏别集的文本差异与各自的优劣得失，从而便于为李兆洛诗文的整理工作选定底本，亦由此可知李氏弟子作为整理者在李兆洛别集的形成过程中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关键词：李兆洛 《辨志书塾文钞》 《养一斋集》 别集 版本考 别集往往是一人一生创作之总汇，文学家需要通过它来吟咏情性、播扬名声。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能在生前收纂、刊行自己的别集。在如今可见的清人别集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创作者的后人、门生编纂而成。这些身后本，从最初的诗文钞撮，到最终的付梓刊行，历经了一段复杂的过程，起先略显杂乱的文本逐渐变得有序、系统，整理者的工作在此过程中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这在清人李兆洛的别集生成过程中体现的尤为明显。 李兆洛（1769-1841），字绅琦，更字申耆，江苏常州府阳湖县人，“尝颜其室曰养一，晚因号养一老人，学者称养一先生”[1]，门人弟子即以“养一”命名其诗文集。李兆洛才章富赡，涉类广博，魏源于《武进李申耆先生传》中称赞其道：“近代通儒，一人而矣。”[2]李兆洛作为阳湖文派的代表人物，他的文章、文选当具有重要的文学研究价值。然而，其别集尚有诸多问题未及厘清，首当解决的便是版本源流问题。 “在阳湖文派中，李兆洛对自己的文集，可能是最不留意的”[3]，李氏生前不曾系统整理自己的创作，故其诗文多有散佚，而其门生留意搜集自己老师的作品，如今可见之别集也多赖李氏弟子之功： 李兆洛逝世后一年，即道光二十二年，王国栋、六承如等人拿出所藏文稿，合并刻为活字版；再隔八年，即咸丰元年，高承钰主持搜辑编校，刻成二十四卷本；在此基础上，光绪四年汤成烈主持重刻《养一斋文集》二十卷，不久，《养一斋诗集》四卷也有了别刻本。[4] 邱新立《李兆洛评传》等在此基础上，结合高承钰题识、汤成烈序等得出结论，认为道光二十三年（1843）本《养一斋文集》为最早版本。学界普遍注意到其现存文集、诗集是由众学生各自存钞的文稿汇辑而成，也留意到道光本、咸丰本、光绪本这三种不同的版本形态，但却忽视了对疑似道光本文本来源《辨志书塾文钞》（含《诗钞》《词钞》）的考察，并且在版本利用方面，未加详察，存在一些问题。通过对《辨志书塾文钞》展开研究，或可揭示李氏别集的源流情况，以及李氏弟子对其别集生成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一、国图藏抄本《辨志书塾文钞》及其价值 道光二十二年（1842），高承钰联合其他李氏弟子如黄志述、六承如等检点清理李兆洛的文稿：“一人集之，不若百人集之之广也；一人校之，不若百人校之之精也。”[5]第二年即刊刻《养一斋文集》，国图藏抄本《辨志书塾文钞》极可能便是《养一斋文集》的一个初稿本。 国图藏《辨志书塾文钞》（索书号01320），十六册，不分卷，前十四册为《文钞》，后两册为《诗钞》（含《词钞》，即以《文钞》统称全书），初成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四边双栏，红格白口，每半叶十行，行20至25字不等，笔迹前后不一，非出于一人之手；天头偶有眉批，署名分别为“大堃”、“仲”和“承如”，眉批及文稿内容有圈点、批改，主要是改换、乙正文字，以及补充、调整目录的遗漏、错乱；扉页即总目录，有“红豆书屋”钤印，目录与后面内容并不完全一致；此外，在《文钞》的后半部分还有明显的增补以及《增钞》部分，与前文偶有重合，落款为“癸卯十一月初十编次重订”，同年闰七月，道光本《养一斋文集》已成，可知即使在道光本书成后，此书也在不断修缮。 “承如”即六承如，“仲”似指李兆洛弟子黄仲孙，即黄志述，据高序知其负责校勘。结合后期别集版本所载高承钰识、序等，及傅增湘所见之跋，可初步为此书“身世”作一推论：此书乃李兆洛逝世后，弟子六承如纂成。该集只是一个初稿，黄志述、庞大堃、六承如等在李氏身后对其诗文进行整理，若发现遗漏，即予以补充。若有错讹、衍倒，也给予修正、乙正，之后被道光二十三年本《养一斋文集》吸收。 何为“辨志书塾”？嘉庆十一年（1806），“先生年三十有八，仍授徒家塾，颜其堂曰‘耕乐书塾’、曰‘辨志’，并为之铭。”[6]辨志书塾即李兆洛所办家塾，用于培养弟子、族人。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中有载《辨志书塾文钞》一书： 《辨志书塾文钞》十六册《诗》《词》附后 清李兆洛撰 此即李申耆先生《养一斋文集》稿本也，未知视刊行本异同若何！有六承如跋，录左： “论议一，辨说二，杂著三，序四（时文序附），跋五，书六（尺牍附），赠序七（寿序附），记八，碑九，墓志十，传状十一，哀祭十二，赞颂箴铭十三，骈体文十四。曩师尝欲国朝文，与生甫毛先生商定目次，兹承箴山师命，为师编次文目，即宗其意而变通之，分类如右，非敢凭私臆也。道光辛丑八月，门人六承如谨识。”（徐梧生遗书。丁卯）[7] 道光辛丑即道光二十一年，据行状及蒋彤所编年谱，李兆洛于本年七月八日去世，故此本在目前诸多的别集中当属最早。徐梧生，即藏书家徐坊。《山东藏书家史略》载：“徐坊尚藏有两种重要稿本：一为焦循《毛诗名物解》手稿本，一为李兆洛《辨志书塾文钞》(即《养一斋文集》)稿本，均属先贤手泽，弥足珍贵。”[8]徐坊殁后，其书流散，有一部分由傅增湘购得。故而推测，《辨志书塾文钞》一书初由徐坊归朴堂所藏，后可能归于傅增湘，再辗转藏至北京图书馆。 然而，将傅增湘之言与该书相较，会发现如下问题：其一，傅氏语有误，该书一至十四册为《文钞》，而非十至十四册；其二，国图藏本确属早期稿抄本，多有批注、夹条，但未见傅氏提到的六承如跋；其三，由于题跋未得见，亦未察有其他序言，虽有六承如眉批等迹，仍不敢轻易断定此书是由六氏所编。然结合咸丰本《李养一先生集》高承钰题识： 前癸卯年王守静（国栋）、夏永曦（炜如）、周唐士（赓良）、六赓九（承如）、宋冕之（景昌）、徐康甫（思锴）诸君各出所藏，合志为活字版本，而黄君仲孙（志述）司其校事。[9] 则推知此本极可能为六承如所出稿本。 另外，国图藏本的前部分有夹条，未署名，可能为徐坊或傅增湘在阅读时所记笔记，其中多处将此本与“维风堂本”进行了篇目、次序的比较，载录如下： 维风堂本“议”有五篇：《凤台徙城议》《凤台保甲议》《凤台田赋议》《武进阳湖合志议》《盐法议》，在卷二十二，页十八至二十二。此本则论议（一）列于卷首，仅载三篇，即《盐法议》《保甲议》《田赋议》，均未冠以“凤台”字样，然内容固雷同也。 夹条指出部分文章还有内容上的出入： 《盐法议》：“国课不屈”，维风堂本“屈”作“绌”，“仪真”“仪征”维风堂本均作“仪徵”，“根窝”维风堂本作“根窩”。 《保甲议》：“营土屋”，维风堂本“屋”作“室”；“圣贤商治必藉手于庶”，维风堂本多一“富”字，“于富庶”；“勤治生矣”，维风堂本多“勤治生则田畴辟室屋完矣，知向善则勤治生矣”。阙十五字。 此处夹条所指“维风堂本”，察对目录，实属咸丰二年（1852）刊本《李养一先生集》： 此本目录与维风堂本次序前后迥不相同，其中分类亦是。谨录维风堂本目录如下： 卷一赋、古体诗；卷二古体诗；卷三近体诗；卷四近体诗、诗余；卷五颂、疏；卷六序；卷七序；卷八序；卷九序；卷十跋；卷十一跋；卷十二赠序；卷十三记；卷十四记；卷十五碑铭；卷十六碑铭；卷十七行状；卷十八传；卷十九传；卷二十传；卷二十一箴铭赞；卷二十二祭告、哀诔、论说、议、疏引；卷二十三书；卷二十四杂著。 作为道光本《养一斋文集》的初稿本之一，《辨志书塾文钞》有以下三方面价值： 其一，保留许多书序、赠序、寿序、书信、跋的撰作时间，如《梓里文献录序》落款“道光戊子六月”，《跋包文在易玩》落款“道光十四年七月，李兆洛借录副本，因识于后”等，其他几版本删去的诸多落款，在此本中得以留存，初步统计有七十一篇保留了类似信息。 其二，此书所收篇目，有一部分未被道光、咸丰、光绪本采录，如《西岗李氏谱序》《重修江阴县志序》等，无论其篇目真伪，都应置于考察范围之中，而通过梳查篇目的历时增删，也可窥见李兆洛弟子的文章观念。《诗钞》中也有少数作品在后世别集中不得察见，如五言古诗《后水非前水》，眉批题一“删”字，道光本《养一斋诗集》便不复收录。 因此，批注的价值同样不可小觑，除校勘某些讹衍字词、史实错误外，其往往还会指出某篇为伪作当删，又或某篇当收入某某文类，关注到其文学价值，可以与其他版本比对。部分批注还表明了分类、编收的依据、原则，如“杂著”类下有小注： 丁酉冬，淳父先生莅学江苏，属师拟观风策问题，师因著《小学》至《算数》十一问，后复索解。师自撰《小学》《农桑》《声韵》《律吕》《图绘》五篇，《法象》以下六解，命门人拟之。承如曾问编集时宜入何类，师云当为杂著。 道光本与此本分类同，咸丰、光绪本则将之归为“策论”类，可知其编目时考虑之不同，亦可知版本间之渊源流变。 其三，此集所收文章可能保有文本最原始面目，如其在后面增补部分，收薛子选《先生行状》一文，与其他几种刻本所录文章对比[10]，异文整理如下：
表1 《李养一先生行状》异文比较 虽不可轻易判定《辨志书塾文钞》所收文章便是最初面貌，但此书纂成最早，保存异文，自然有文献之用。“未梓行，先生诗文集，弟子蒋彤录，未编卷”之语，后期删去蒋彤之名，不知是出于文辞考虑还是有错讹，今日更未见蒋彤集录之本。[11] 二、从《辨志书塾文钞》到《养一斋集》：李氏别集的渊源递嬗 《辨志书塾文钞》初成于李兆洛去世一个月后，后又几经批点、增删，是李氏现存别集中最早也最为独特的一种。但令人生疑的是，为何除傅增湘外，再无他人、他书对之有所记载[12]？为数不多的线索，隐藏在李兆洛的其他几本别集中，即道光本《养一斋文集》、咸丰本《李养一先生集》及光绪本《养一斋集》，均为李氏身后本，由其弟子整理而成。即以《辨志书塾文钞》为基础，将其余三本加以比对、叙论，并述其渊源递嬗与异同得失。 道光本《养一斋文集》实包括《养一斋文集》《补遗》《诗集》《续编》，即为两年间四部集子的总称，此四部分别为：道光二十三年武进高氏维风堂刻活字本《养一斋文集》二十卷、《养一斋文集补遗》一卷、《养一斋诗集》八卷与道光二十四年（1844）李兆洛子慰望刊《养一斋文集续编》六卷[13]。今上海图书馆有道光二十三年所成《文集》《补遗》《诗集》合刊本；道光二十四年本增并《续编》及《校字》一卷，藏于山东省图书馆，今《续修四库全书》及《清代诗文集汇编》本即据此版影印[14]。 此集与《辨志书塾文钞》一样，为历时累积而成。《文集》有黄志述跋，《续集》有张式后序，此二集与《诗集》又都有高承钰识，均述明刊刻情由。高承钰于《文集》识中提及老师生前不留意整理自己的文章，故而多有散落，幸其弟子各有所藏：“（先生）于先哲遗纂，搜拾唯恐不及，以为是文献之所系焉。独至当身所著，瑰伟闽富，片楮皆珍，则恒敝屣弃之。今所存者才什之一，皆门弟子所辑录者也。”[15]因此，夏炜如、宋景昌、六承如等弟子“各钞寄所藏本，为之搜求以附益之，用活字编排，印书百本”[16]，虽然加以校雠考辨，且“群弟子闻风景集，亦将合众本为一，各泯抱残之憾”，但是“兹本主于搜集，精粗不遗”“仓卒竣工，不能考核讹脱以贻先生”，因此只能待后来刊本，再予以删汰、更正。这一初集引发了许多弟子门人的共鸣，不久后，《诗集》《补遗》《文集续编》得以先后刊成。 道光本《养一斋文集》与《辨志书塾文钞》序目次序、分类最为接近，《文集》所收篇目，大都在《辨志书塾文钞》中可见，而《文集续编》篇目则多有《辨志书塾文钞》所未收者。前文已言，《辨志书塾文钞》一书之总目录与书中实际篇目并不吻合，文中较目录多出部分，多在道光本《补遗》及《续编》部分，而它后半《增钞》部分，似根据《文集》增补，但未见有《文集续编》所收文。可见《辨志书塾文钞》也有先后调整，后期增补后则被道光本收容采录。整体来看，道光本《养一斋文集》在收录篇目的数量上超过《辨志书塾文钞》，但也有少部分篇目予以删除，如《题许忠慜公遗稿》《赵侯子岱顶看云图序》等。 除篇目次序极为接近外，道光本《养一斋文集》卷二序的目录中有《吴晋望先生诗经甲义序》一文，《辨志书塾文钞》亦作“甲”，但是道光本此文内容与目录不合，在文中题名实际作“申”，后出咸丰本、光绪本亦作“申”；道光本卷十四、十五为传状，题名多为“字号＋姓＋‘君’＋传”的形式，如《岱峰沙君传》《赓扬祝君家传》等，与《辨志书塾文钞》同，而咸丰、光绪本作“姓＋‘君’＋字号＋传”，体例相迥，如《陆君邵文传》《方君彦闻传》等。由此两例，可窥知《辨志书塾文钞》与道光本《养一斋文集》之递嬗关系。 至于《养一斋诗集》部分，与《辨志书塾诗钞》相较，只有少数篇目被删去，而整体有所增补。较为明显的是，多出的诗作在道光本《诗集》诗目排序中，基本列在最后位置，如“七言古体诗”类，《辨志书塾诗钞》少了《朱绿卿照》《寄荆溪友人》等五首，这五首在道光本《诗集》“七言古体”类中位于最末，当为后添，此亦可佐证《辨志书塾文钞》一书乃早期稿本。 盖收录遗稿，惟怀宁邓君守之传密、休宁王君守静国栋为最勤，兹编所取，王本为多，邓本尚未出。守之从先生游最久，先生中年著作大都在彼，而守之游踪靡定，久不嗣音，未知肯来何日也。[17] 在众多弟子间，邓传密、王国栋收录李兆洛遗稿“最勤”，但《续集》编定时，邓传密本尚未得见，因此李兆洛中年之文少有被此本录入者。八年后，高承钰等人得到了邓传密所藏文稿，几经整理，成咸丰本《李养一先生集》。 咸丰本《李养一先生集》二十四卷，武进高氏维风堂咸丰元年（1851）至二年（1852）刻，刊本较少，今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等地收藏，未见有影印本。邱新立在《李兆洛评传》中言南京图书馆藏有咸丰元年、二年两不同刊本，前者有《名宦题稿》，后本则无[18]。经核查，其所谓咸丰元年本，乃其牌记所记“皇上龙飞咸丰元年维风堂刊本”，但集中又有咸丰二年赵振祚所作序，前后矛盾。结合高承钰言：“去年中秋命工锓板，至今岁初秋而毕事焉”[19]，当知并无所谓元年本、二年本之差异，南图所藏两本，均始刻于咸丰元年，终于咸丰二年。至于其中一本《名宦题稿》阙失，可能出于特殊原因[20]。 此集目录后有高承钰题识：“前年庚戌，邓君因薛君子选（子衡）自皖归，附其本至，而先生遗著于是略备，遂合先后各本，并就先生令孙子报（嘉生）借家藏本参校，一编次为二十四卷。”[21]邓传密所录李兆洛少壮时期文稿以及李氏家藏本的补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道光本《养一斋文集》原有的目次与分类，使内容也有了较大的丰富与调整，篇名等也多有修改，加之时间较久，故而不可能再在道光本的基础上出一《续集》，只能重新编排刊刻。李锡藩等人序云：“先祖之集始排既刊，实赖高式之、黄仲孙、邓守之三公，尽心竭力，搜罗遗稿，校雠募资，纠会付梓，得已成功。”[22]寥寥数字，道尽此本刊行之不易。 除新文献的增补外，咸丰本也删去道光本《养一斋文集》所收的某些文章，如《薛澹庵制义叙》《夏循陔制义序》等，经统计有33篇，原因在于道光本讹误较多，如其集中《国子监生张君墓志铭》一文，《辨志书塾文钞》题名作《国子监生香树张君墓志铭》，而道光本目录中则写作《香树刘君墓志铭》，差异较大，咸丰本予以修订。 与道光本《养一斋文集》仅有序跋、行状相比，此本不仅增加了江阴吴儁摹像、夏炜如所作像赞、《名宦题稿》，还添补有包世臣所作《李凤台传》、成书例言与校订名单，而这些均在光绪本《养一斋集》中得以保留。 应当引起注意的是，无论是《辨志书塾诗钞》、道光本《养一斋文集》还是光绪本《养一斋集》，诗与文都是分别成集的，独咸丰本将诗、赋、词置于前四卷，诗、文合成一集。就诗作数量而言，《辨志书塾诗钞》录古体诗（四言古体、五言古体、七言古体）共65首，近体诗（五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绝句、七言律诗）共254首，词11首；道光本古体诗66首，近体诗325首，词11首[23]；咸丰本古体诗131首，近体诗658首，词32首，数量几乎是道光年间两个本子的一倍。 李兆洛的最后一种别集为光绪本《养一斋集》。文献记载中有作“光绪四年（1878）本”、有作“光绪八年（1882）本”，也有作“光绪四至八年本”，究其原因，是该集由两部分构成：光绪四年李兆洛弟子汤成烈等主持重刻的《养一文集》二十卷与光绪八年别刻的《养一诗集》四卷。二集后来合并刊行，总称为《养一斋集》。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所载光绪初年本，亦即此本。今《四部备要》本即据光绪四年本《文集》及八年本《诗集》为底本，重排而成[24]。 此本与咸丰本《李养一先生集》最为接近。就内容比较而言，其在咸丰本基础上新增“补遗”一卷，其实不过《谢子兰辨惑编序》《江阴庄氏祠堂记》与《梧冈姚氏宗谱序》三篇文章；把原放置于前四卷的诗、赋、诗余摘出，单独成集；“赠序”一卷大量芟汰；部分篇名有所调整等。除此以外，文本内容几乎毫无变化，尤其是《诗集》，其中诗、赋、诗余，虽然从咸丰本中分出别刻成集，但所收诗文的数量、次序、内容毫无变化，几乎是前一版本的完全复制。就体例来说，也仅仅将原先行状、传等略作顺序上的调整，新增了汤成烈《重刊李申耆先生养一斋文集序》以及《重刊李申耆先生养一斋文集集资小引》《助资襄校姓名》与李锡藩等人所作之跋。 与咸丰本如此接近，光绪本又缘何而来？《集资小引》中言：“经庚申变，碑板悉付劫灰……至先生所著《养一斋全集》二十四卷，则散如烟已。”[25]太平天国之乱波及常州，咸丰本《李养一先生集》于此时被毁。光绪三年（1877）李兆洛曾孙李阳从汪叔明、管才叔处得到其二人所藏之书，光绪四年在李兆洛众多门人、乡友的帮助下刊行，将咸丰本文集部分别裁出来。四年后，在黄体芳和曹佳的主持下，诗集部分也得以整理出版。 李锡藩等语云：“咸丰庚申遭变，集板被毁，今番重刻，借集首创情由悉载《集资小引》，可不赘述。校雠之任，汤果卿师伯、黄执武世兄之力也。”[26]虽云校雠，但实际上未有多少改动，惟有“赠序”一卷（其中附有寿序），原咸丰本《李养一先生集》有三十五篇文章，此本删去绝大部分，仅留《送韩芸肪师之任贵州巡抚序》《送沈侠侯学博归老序》《江阴王侯祷雨诗序》《赠释梦远序》《韩芸肪方伯寿序》《戴可亭相公寿序》《成果庭中丞六十寿序》等七篇。此举殊不可解，倘云是为删去代笔与酬应之作，则代作《戴可亭相公寿序》以及其他卷中众多酬应之作又为何保留？实是相互矛盾。然而此举又似非无意遗漏，前四篇在咸丰本中本就是排在前列，但《韩芸肪方伯寿序》与《戴可亭相公寿序》两文间隔了数篇寿序，似是挑捡而出，因此不太可能是在整理过程中无意脱落了其他篇目。故而应当是出于某种考量，汤成烈等人将此卷数篇删去。 整体而言，光绪本与咸丰本是四种别集中收录文章最多的两种，咸丰本虽传世较少，但尚不至于不可得见。光绪本虽有补遗三篇，但咸丰本却保留大量寿序、赠序。纵观四种别集，各有删削增补，如“哀祭文”一类，《辨志书塾文钞》有《祭周石芳先生文》《赵收庵先生诔词》等六篇，道光本《养一斋文集》增《常州府忠义孝悌祠祝文》等四篇，删去《江苏学使辛筠谷先生诔》与《戏仿宋人乐语代荷花致语以答乐神之词》两篇。咸丰、光绪两本比道光本多了其所删二篇外，另增《赛田祖文》《祈雨青词》等九篇[27]。因此就算是不同别集在某类上文章数量相同，也未必是相同篇目。 三、李氏别集的整理及其文本多音性 在后现代历史研究者看来，观察历史，就如隔一块玻璃来看物体，人们或许以为通过史料可以看到历史的本原，其实所观测的却是历史在这块玻璃上的投影。历史如此，文学亦同。研究者在讨论一个人的作品时，在某种程度上并非是直接把握创作者的本意，更多的是对“玻璃上的投影”——文本进行追寻[28]。米哈伊尔·巴赫金曾提出文本具有杂音性、多音性的特质[29]，创作者、文本、读者，在诠释过程中是一个成系统的整体，三种声音在字里行间协奏，而当一个文本呈现不确定性即拥有多种版本时，更容易引起人们的警觉，那是因为可能出现了打扰其旋律和谐的第四种声音，即整理者的声音。 李兆洛《养一斋集》经由四个版本（甚至可能更多）的不断累积，在整理、编排逐步成熟的同时，也使其在被置于研究视野下时呈现出多音性特质：李兆洛的声音、文本的声音[30]、读者的声音以及高承钰等弟子的声音相互交织。在了解不同版本的各自特点与彼此差异之后，更为核心的一个问题是，今人在阅读《养一斋集》时，耳朵里不断回响的声音与李兆洛的弟子们有多少相关性？它们作为文本的“声音”之一，是如何控制文本这一“玻璃上的影子”的？ 道光本《养一斋文集》、光绪本《养一斋集》今已不易见到李兆洛弟子的批注本，而《辨志书塾文钞》与南京图书馆藏《李养一先生集》中保留有部分批点文字，结合各集序跋，或可见到高承钰等人对于文本的掌控，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其一，体例规范。李兆洛“以梓人自随”，整理了三部地域集，参与编纂多部地方志，主持刊行顾炎武《日知录》、胡承诺《绎志》、邹浩《邹道乡集》、瞿式耜《瞿忠宣集》等文集。弟子蒋彤于《养一子述》中称赞道：“子盖自罢官来，为四方游者六七年。节修脯所入，偿凤台官项外，余尽以刻书……并为补其阙遗，正其讹舛，申其义类，定其体例……至若先哲剩稿，故人遗书，先后付梓。”[31] “补其阙遗，正其讹舛，申其义类，定其体例”，不难发现李氏在整理刊行的过程中十分关注体例的规范，其弟子也自老师处继承了这一传统，《辨志书塾文钞》中保留了数十篇序、跋、书信文章的落款时间，而这些历史痕迹在后期的几个版本中不少都被李兆洛的门人弟子删去。落款的消失，可能有诸多原因，但究查根本，当为统一体例考虑。那么其体例规范为何？咸丰本《李养一先生集》及光绪本《养一斋集》开篇有《例言》，可知一二： 先生篇什宏富，散失最多。稿本得来，后先不一。前编活版，已区初续；今之续出，更倍于前。爰于此次，合篇正集，以省瓜离，再有搜擭，方为续集。 集中鸿辞雅制，固是大观；亦有率尔应酬，无关体要，存之亦见江海之大，不择细流。其或宜从简汰，以待能持选政者。 斯文传钞辗转，不少乌焉，更有检从故纸，岂无阙落？其有可校、可补者，校之、补之，否则第仍其旧，使人徐思得之，犹胜误于校补，使人不能思也。[32] 由“再有搜擭”“续出附入”语，知新出文稿一旦增多，则重编目次、再分体类；由“或宜简汰”语，知应酬之文数目庞大，后即予以芟汰清简；由“可校可补”“第仍其旧”语，知弟子校勘谨慎，不断更新文稿……依据这几项体例原则，高承钰、汤成烈等人将文本逐渐调控至一种“和谐”的状态。 其二，类别调整。为文集编排目次，绝非随意决定，傅增湘所录《辨志书塾文钞》六承如跋言:“曩师尝欲国朝文，与生甫毛先生商定目次，兹承箴山师命，为师编次文目，即宗其意而变通之，分类如右，非敢凭私臆也。”[33]“国朝文”所指尚未明晰，但据此跋，《辨志书塾文钞》当是六承如宗师意而定下目次。前文已指出《辨志书塾文钞》“杂著”类下按语，可说明此问题：“师自撰《小学》《农桑》《声韵》《律吕》《图绘》五篇，《法象》以下六解，命门人拟之。承如曾问编集时宜入何类，师云当为杂著。”[34]《辨》一书对诗词部分的编排将这一点表现的更为完全。 《辨志书塾诗钞》分作五言古体、七言古体、五言近体（律诗、绝句）、七言近体（律诗、绝句）、失题各体、别集、四言、诗余八类。《辨志书塾诗钞》与道光本诗词相比，不仅在数量上二者相差较少，在诗篇顺序上，也几乎一样，因此这两本间的递嬗关系非常明显。但着眼于二者之分类，可见《诗钞》与后者相较更为混杂。 首先，《诗钞》将四言诗与古体诗区分开来，列在末尾，而道光本则将四言诗置于卷首，有意将之与五言、七言古体并为一类，这一意图在之后的咸丰本、光绪本中得到了延续。其次，暨阳书院有“讲院荷觞”的传统，李兆洛文集中更保存了数首以“荔支”为主题的唱和诗[35]，道光本《诗集》将这些唱和诗单作一“附唱和诗文”类，而《诗钞》则将它们混杂在各体类中。最当引起关注的，即国图藏本《诗钞》中所谓“失题各体”类与“别集”类，仅有诗目而无内容，这些原本该有的诗作本身散见于五、七言诗中，当叶眉批有注“另”字，当为“另置他处”之意。“失题各体”类篇目在道光本中多归属“补遗”类，“别集”类则主要收录荷觞诗作与荔支唱和诗，即道光本中“附唱和诗文”一类。可知，《辨志书塾诗钞》的文本与目录并非同时产生而目录为后，“失题各体”“别集”两类当属李氏弟子在整理、校勘《诗钞》时有意另设的类目，目的是完善分类，便于道光本《诗集》的编纂。 诗词如此，文章亦同。通过比对四个版本的目录次序、名称，可知在文章分类上诸门人各有不同意见。除去分类理念上的不同，李兆洛的影响也不可被人忽视，他所提出的“骈散合一”论，贯彻了自己的文章创作，曹虹认为“他的文章不拘文体，或骈或散，称心而言，而归于气骨深厚。”[36]因此很难定位李氏文章为骈文还是散文，咸丰本、光绪本单立“赋”类，而《辨志书塾文钞》则立一“骈体文”类，容括赋、序、跋、记，乃至诔词、哀赞，正是在分类上产生了歧见。 其三，去芜取精。从体例上看，光绪本《养一斋集》可以说是这几个版本中最为成熟、完善的，咸丰本《李养一先生集》虽是其前身，但未将诗、词、赋与其文章相区隔，不免显得条类混杂。然就南图藏本《李养一先生集》之批注观察，知此两本绝非是李兆洛弟子心中最终的版本，咸丰本刊板的烧毁，在一定程度上促导了《养一斋集》的“早产”，此集也就未及进一步的完善。 李慈铭注意到李兆洛序跋文、碑记文等应酬之作数量较多，他在《越缦堂读书记》中批评“集中志传文”道：“惟牵于酬应，不能别择，叙次芜冗，苦少剪裁。其寿人之文，至盈二卷，大率马医夏畦之流，尤令人厌。”[37]《李养一先生文集》卷五“颂”有墨笔眉批言：“此卷皆代言，具可不录”；卷十四《重修天水桥记》题目下墨笔直接批注“可芟”；“近体诗”类眉批称“先生近体诗多酬应之作”……最为典型之例，莫过于卷十六《雨庄卫君墓志铭》上朱笔眉批道：“酬应之作，殊不足观，此种皆痛芟之。”钱基博批评《养一斋文集》道： 以故集中所录，骈散杂出；然议论非不俊伟，而诵所作，殊未成家！骈文气敝色黯，绝无光响。散文体窳辞肤，不见精悍……观集中《复陈石士侍讲书》曰：‘兆洛质仅中人，学乖深造，虽不废诵读，而以粗致驳，以驳致陋，迄无所就；至所为诗文，类多牵率酬应，阅时见之，未尝不赧然汗下也……’则亦未尝无自知之明。[38] 钱氏批评《养一斋文集》，其言不可谓不犀利。光绪本《养一斋集》删去咸丰本《李养一先生文集》中绝大部分的赠序、寿序，也许便是出于酬应之作过丰的考虑。李兆洛的弟子们择选文章，使其别集得以精益求精。 其四，去伪存真。经由前文梳理，知《辨志书塾文钞》为道光本《养一斋文集》的初稿之一，二者有渊源关系；而咸丰本《李养一先生集》与光绪本《养一斋集》则极为接近，此两者为同一版本体系。造成这两种体系出现的根本缘由是，前者（道光本）为“有录必收”，后者（咸丰、光绪本）为“真美才收”，关注考察文本之价值、真实性。 《辨志书塾文钞》具有鲜明的历时性，其初成时，李兆洛刚刚过世，此时所收当有较高的可靠性，但后期增补之文则难以辨别真伪。道光本《养一斋文集》，将当时包括《辨志书塾文钞》在内的弟子采录本，不加以真伪考辨，一并收入集中，以“全”为目的，高承钰在道光本《养一斋文集》的《续编》中云：“承钰校视既周，乃别其为前稿所阙者补录之，复为斯编，瑾瑜咸列，不欲率为去取，以竢有道君子共审定之。”[39]在《养一斋续集》中，收录了《黔西协副将刘公毅亭寿序》一文，此文亦收录在《辨志书塾文钞》中，《辨》有一小注言其“非先生手笔”[40]，故而并非其门人弟子未曾留意有伪作误收，而是“以俟有道君子共审定之”，换言之，在高承钰心中，道光本《养一斋文集》相对咸丰、光绪本而言，也是一个初稿本。 单方面追求“全本”，难免会导致李兆洛的弟子门人乃至其他人的文章羼入其中。因此，咸丰本、光绪本不得不承担起“去伪存真”的责任。汤成烈在《重刊李申耆先生养一斋文集序》中云：“其中成烈所未见者，体或卑弱猥琐，且有私意窜改杂糅其间。叔民亦云：‘其中鱼目之混，硖石之错，决非先生原本，不可不为之辨也。’”[41]一些被《辨志书塾文钞》、道光本《养一斋文集》收录的文章被排斥在外，便知编纂的目的不同，自然也导致采录标准的不同。对于风格、笔力不似老师的作品，《辨志书塾文钞》、道光本最多只是加以批注，而咸丰、光绪本则要求果断地予以芟汰——但实际操作是否符合李氏心中理想也未可知。 完全掌控文本是一种理想状态，而在整理别集的过程中，更有可能出现的是整理者对于文本的“失控”：体例虽一，难免混杂；分类有据，亦有歧异；评骘文章，误删佳作；去伪存真，真伪难辨……这些即其种种表现，更有一些整理上的失误与客观条件的限制，会进一步导致文本的“失控”。在纂集、编序、校勘等过程中出现讹、脱、倒、衍的错误在所难免，同时前文叙述版本差异时已言，从《辨志书塾文钞》到光绪本《养一斋集》，材料是不断扩充的，故而在早期编排之时，高承钰等弟子根本看不到后期新增的文章，这些即在他们所能掌控的领域之外。 希尔斯在《论传统》中论述“独创性传统”时言：“这一传统（艺术独创性传统）形成了一种压力，它不断地迫使作家与包容在前人作品中的成就以及包容在他自己以前的作品中的成就分道扬镳。每一部新作都必须与它之前的作品有所区别。”[42]当考察李兆洛的别集时，无论是《辨志书塾文钞》还是《养一斋集》，都应注意一点，那就是李氏弟子门人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玻璃上的投影”的形状。他们在统一文章体例、编排别集目次、筛选文本、去伪存真的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改变文本最初的形态，尽管保留文本的本真面貌是校勘的主要目的，但他们在不知不觉间接管了文本的掌控权，完成了对老师诗文集的再创作。 高承钰、黄志述、六承如等人，期待自己可以建构起一个完美的文本，使自己老师的文集成为一种“独创性的艺术”，既与前人的作品成就区分开来，又可以在不断修补、更新版本的过程中摆脱掉“不完美”的文本状态。今人看到的诗文集，也是他们所希望人们看见的，弟子是老师的“守门人”。至此，这第四种声音已完全融入到诗文集的交响乐中，成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故而只有对这多音性的文本进行多层次的考察，才能对之作出评判。 四、馀论 西方的文本发生学试图通过草稿、手稿等来对文本发生的过程进行诠释，以探查创作者的隐秘意图、创作方法、工作方式等这些隐藏在文本中的信息。从《辨志书塾文钞》到《养一斋集》，从编辑到刊行，涉及文本发生过程中所谓的初版本、终版本等诸多版本阶段，而文集的筛选、增补以及其中保留的批注、圈点、勾划，更是进一步延展到李兆洛弟子的内心与思想世界。这些看似凌乱、复杂的文本背后，有李兆洛的一生、他的弟子群体乃至一个鲜活的历史时代。 学者的一大任务就是对文本进行审阅和辨伪，确立能为后人喜爱的权威版本……学者们研究文学作品的手稿，以恢复其真实性。与过去建立联系还不够；这一过去还必须是真实的过去。[43] 通过对存世的几部李兆洛别集的梳理，也许可以搭建起“回到过去”的长桥，考证其真实性甚至恢复文本的本来面貌，但要确立一个“为后人喜爱的权威版本”，则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可以看到，这四种别集各有其优点：《辨志书塾文钞》成书最早，编次分类最符合李氏要求，且保留了文献的原始形态；道光本《养一斋文集》广收抄本，加以整理，进一步规范了体例，有承上启下之功；咸丰本《李养一先生集》去伪存真，在四本之中采录最全，重新编类，便于稽查；光绪本《养一斋集》辑录补遗，作为定本，刊刻传世。同时，它们的问题也很明显：《辨志书塾文钞》前后体例混杂，文本缺失最是严重；道光本《养一斋文集》良莠不分，几次续补，文本隔裂，今日学者多用此本，于理不当；咸丰本《李养一先生集》尚有遗漏，且板本早毁，传世不多；光绪本《养一斋集》芟汰大批赠序、寿序，不足以称全。 故今日整理李兆洛别集，当以“全”“美”为准，同时尊重先辈意愿，即以光绪本为底本，参照以咸丰本，进行补充；若要考察李兆洛的诗文创作与文学理念，则当结合《辨志书塾文钞》与道光本《养一斋文集》，加以溯源考辨。 注释： [1]薛子衡：《养一李先生行状》，见《养一斋文集》卷首，《续修四库全书》影印道光二十三年活字本、二十四年增修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70页。下文所引道光本《养一斋文集》《养一斋文集续编》《诗集》，均据此本，不再一一注明。 [2]魏源：《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第359页。 [3]曹虹：《阳湖文派研究》，中华书局，1996年，第207页。 [4]曹虹：《阳湖文派研究》，第207-208页。 [5]黄志述跋，见《养一斋文集》卷末，《续修四库全书》本，第315页。 [6]蒋彤：《清李申耆先生兆洛年谱》，载王云五编：《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台湾商务印书馆据光绪十三年嘉兴木活字影印本，1981年，第22页。 [7]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中华书局，1983年，第1444页。又有《藏园订补郘亭知见傅本书目》一书留有此稿本的讯息，傅增湘订补言：“稿本，共十六册。十至十四册为文钞，即《养一斋文集》之初稿。有道光二十一年六承如跋，即渠所编也。”见傅增湘、莫友芝：《藏园订补郘亭知见傅本书目》，中华书局，2009年，第1496页。 [8]王绍曾、沙嘉孙：《山东藏书家史略》，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10页。 [9]高承钰识，见《李养一先生集》卷首，南京图书馆藏咸丰二年刻本。下文所引均据此本，不再一一注明。 [10]道光、咸丰及光绪本此文内容相同。 [11]《文钞》之外，《诗钞》部分亦有多处彰明《辨志书塾文钞》一书成书之早，详见下文论述。 [12]柯愈春等今人所撰目录书对之有记载，但材料援引傅氏。此外未见其余相关信息。 [13]下文以道光本《养一斋文集》代称此四集，具体指涉如《文集》《文集续编》《诗集》《补遗》等部分则详称。 [14]“时虞山人知慰望至，求曩所印《养一斋集》不得，席君幼宰至毗陵购得之，并得高君校本，归而镂诸板，工既竣，持示余，且曰：‘悉仍活字本，不更删纂。’”则《文集》《续编》《诗集》等合刊极可能为席幼宰之功，其人事迹不详。张式：《养一斋文集后序》，见《养一斋文集》卷末，《续修四库全书》本，第407页。 [15]高承钰识，见《养一斋文集》卷首，《续修四库全书》本，第9页。 [16]高承钰识，见《养一斋文集》卷首，《续修四库全书》本，第10页。以下数条皆同。“当时炜如与承培远、宋景昌、徐思锴、六承如、六严等最称高第弟子。”本文所涉李兆洛弟子情况可参徐雁平：《清代东南书院与学术及文学》附录表五《李兆洛重要弟子表》，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35-139页。 [17]高承钰识，见《养一斋文集续编》卷首，《续修四库全书》本，第336页。 [18]邱新立：《李兆洛评传》，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72页。 [19]高承钰识，见《李养一先生集》卷首。 [20]本文所用本为南京图书馆所藏有《名宦题稿》本。此本黑口单鱼尾，左右双栏，中缝有书名、卷数、页数。每半叶十二行，每行二十二字。扉页题名“李养一先生文集”，有钤印“冰远堂”，背面有牌记“皇上龙飞咸丰元年维风堂刊本”，下一页有印“白沙翠竹江村”。每册第一页印章有“南京图书馆藏”“绍瑗手校”“曾藏毗陵胡氏豹隐庐”“彦和”等。 [21]高承钰识，见《李养一先生集》卷首。 [22]李锡藩等序，见《养一斋集》卷首，《四部备要》据光绪四年至八年刻本排印，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第10页。下文所引光绪本《养一文集》《养一诗集》，均据此本，不再一一注明。 [23]道光本另有补遗、续编诗作，古体、近体混杂其列，47首，诗余两首，暂未计入其中。道光本与《辨志书塾诗钞》诗作递承关联详见下文。 [24]今南京图书馆、常州图书馆等地藏有单行本《诗集》《文集》。常州图书馆所藏《养一斋文集》《养一斋诗集》，均为四眼线装，四周单栏，每半叶十二行，每行22字，黑口，单鱼尾，中缝有书目、卷数、页码等。《诗集》两册，扉页有书名，附曹佳题识、黄体芳序，背面牌记有“光绪八年秋日椠于江阴”，两册尾页均有小字“门生江阴曹佳校刊”，故后世又称此本诗集为“曹氏重刻本”“江阴刻本”等；《文集》八册，有汪彦芬题识，牌记为“光绪戊寅年夏重刊”，戊寅年即光绪四年，内容与合刊本无差异，序言部分排序略有不同。《四部备要》本改作每叶二十六行，每行30字，除删去“门生江阴曹佳校刊”等字外，内容无差异。 [25]汤成烈等《重刊李申耆先生养一斋文集集资小引》，见《养一斋集》卷首，《四部备要》本，第2页。 [26]李锡藩等序，见《养一斋集》卷首，《四部备要》本，第10页。 [27]道光本《养一斋文集》在《续集》中补收《江苏学使辛筠谷先生诔》与《又告神文》两篇。 [28]张伯伟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中指出“以意逆志”的文学批评传统，同时也讨论到其中问题——文本能否达意？文本之意是否即作者之意？读者所领悟的意是否又建构了新的内涵？ [29]巴赫金指出三个文本层次：远文本（作者未及的文本）、同时文本（作者文本）、后文本（读者文本）。见[意]彼得里利、蓬齐奥著，王永祥、彭佳等译：《打开边界的符号学：穿越符号开放网络的解释路径》，译林出版社，2015年，第291页。 [30]文字有自身的短板，而表达能力、技巧的强弱，则破坏了作者达意的完整性，因此文本之意未必便可直接等同于作者之意。 [31]蒋彤：《养一子述》，载《清代碑传合集·续碑传集》卷七十三，江苏广陵书社，2016年，第589页。 [32]《例言》，见《李养一先生集》卷首。 [33]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中华书局，1983年，第1444页。 [34]见于《辨志书塾文钞》“杂著”类注。 [35]详细论述可见于徐雁平：《清代东南书院与学术及文学》，第130-131页。 [36]曹虹：《阳湖文派研究》，第212页。 [37]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019页。 [38]钱基博：《中国文学史》，中华书局，1993年，第1100页。 [39]高承钰识，见《养一斋文集续编》卷首，《续修四库全书》本，第336页。 [40]据笔迹考察，此批点可能出自黄志述之手。 [41]汤成烈等：《重刊李申耆先生养一斋文集集资小引》，见《养一斋集》卷首，《四部备要》本，第2页。 [42][美]希尔斯：《论传统》，第157页。 [43][美]希尔斯：《论传统》，第152页。 注：本文发表于《文献》2019年第6期，此据作者原稿，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杨珂博士授权发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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