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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春花丨阿英《庚子事变文学集》校正举隅

 书目文献 2020-10-23

阿英《庚子事变文学集》校正举隅

高春花

高春花,牡丹江师范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近代文学、清代女性文学及庚子事变文学研究等。
摘要:阿英《庚子事变文学集》在收录庚子事变文学相关作品方面的首录之功毋庸置疑,不过,由于编选年代、编选思想等方面的限制,该书存在一些标注与著录等方面的疏漏,拟以诗歌卷为校勘对象,结合相关古籍原典及一些研究成果对《庚子事变文学集》诗歌卷中存在的作者、作品误标,所收作者、作品年代不符等问题逐一校正,同时对该书存在的同一作者分见两处,删除、部分删除诗歌原注或将原注直接移到注释以及作者题款、诗歌重组、诗歌异文等著录方面的问题一并分列,旨在阐明这部集子是一部含有选者编选观念的选集,在使用此书作为资料来源时需仔细甄别。庚子事变相关的诗歌研究不能仅以此书为资料依据,全面的搜集、整理庚子事变诗歌亟待进行,全面的掌握相关的资料方是研究的起点。

关键词:《庚子事变文学集》;校勘;选集

阿英的《庚子事变文学集》是“近代反侵略文学选本最初试编之作”①,相关研究多以此书为研究基础资料,其筚路蓝缕之功自然不可泯灭。在查阅与整理资料的过程中,发现《庚子事变文学集》所收作家作品在著录方面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是在使用此书时必须注意的问题,否则会以讹传讹,不辨本源或者据此得出有偏差的结论。

一、标注不当

(一)作者、篇题辨误

1、《拟杜》作者不是陈天锡而是宝廷

《庚子事变文学集》收《拟杜》“兵车”一诗(196页),作者标注为陈天锡,但该诗作者为宝廷。宝廷(1840-1890),晚号偶斋,著有《偶斋诗草》②,此诗收在卷上。高拜石在《古春风楼琐记》记载该诗大约作于光绪六年庚辰前后,时“法国对安南步步紧逼,日本对朝鲜也是势在必得,不断制造事件,俄国对伊犁,更是翻云覆雨”③,宝廷有感于清廷主战主和、各分壁垒之情形有感而作。此诗写作时间与阿英所收范畴不符,作者标注也有误。邹牧仑《乾坤再造:中国近代的现代化历程》④一书在卷首引用此诗,指出这首诗的作者是宝廷,但仍将这首诗列为庚子事变时期的作品论述。

陈天锡(1863-1940),字子麟,号鹤仙。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著录有《鹤仙诗文钞》十一卷。阿英在著录这首作品时,未标注诗集名称,但在其《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收录陈天锡《感事》(62页)一诗时则标注《鹤仙诗钞》,证明他见过这部诗集,这首诗应属于误标。

2、谢烺枢《麻园遗集》应是谢抡元《絸庐初稿》

《庚子事变文学集》(58-60页)收谢烺枢《麻园遗集》18首作品。上海图书馆所藏宣统元年铅印本《麻园遗集》⑤并未收这些诗歌。笔者发现这些作品收录在该书之后附刻的《絸庐初稿》,作者为谢烺枢之子谢抡元。《庚子事变文学集》盖因二书合刻,未辨作者而标注错误。

3、沈允铿应为沈铿

《洞石老人遗稿》中的七首作品收录在《庚子事变文学集》第55-56页,作者标注为沈允铿。叶昌炽为《洞石老人遗稿》序的作者,在其年表中载“(光绪戊申年正月廿五)抄录十五日所作《洞石老人遗稿》序”11,并指出洞石老人即沈子坚。查沈铿,字子坚,吴县洞庭西山人。民国《吴县志》卷66下《列传四》第123页与《苏州民国艺文志》第323页均有记录。国家图书馆藏《洞石老人遗稿》,光绪刻本,作者著录为沈铿。沈允铿盖由沈子坚致误。鲁小俊《清代书院课艺总集叙录》书中同时出现沈铿与沈允铿12,前者资料出自《苏州民国艺文志》,后者直接使用《庚子事变文学集》中的记录,以致于出现一人同时出现两次之状况。

4、李宝淦为李宝洤

《偶兴四首》收在《庚子事变文学集》191页,作者署为李宝淦,阿英在目录中直接标注诗歌名,表明他没有看到这部诗集。按,李宝淦当为李宝洤,有《汉堂类稿》存世,上海图书馆藏有民国十一年铅印本。其中收有诗歌,据卷首题名订正。《偶兴四首》收在《汉堂诗钞》卷七。李宝洤为李宝嘉堂兄,著述颇丰。《清史稿艺文志拾遗》13《上海文学志稿》14《山西大学图书馆线装书目录》15等书均将作者著录为李宝淦。《道咸同光四朝詩史》乙集卷六收入此四首詩,作者题“李宝洤”。该书为阿英编选选源之一,此条著录或属字形相近之误。

5、《无题》八首作者献疑

《庚子事变文学集》(192-193页)收《无题》八首,作者标为慧禅。阿英在《关于庚子事变的文学》(14页)中说“据狄平子《平等阁诗话》,慧禅《无题》八首隐记两宫在西安事,讽刺得很厉害。”可见,《庚子事变文学集》是据《平等阁诗话》收入这几首诗歌并标注作者。《平等阁诗话》说“友人慧禅自西安来札”云云,并收录这八首作品。可见,这位“慧禅”是狄葆贤好友。查阅字号与“慧禅”相关的几位作者,其中比较接近的是姜可生,号慧禅,南社成员之一,与柳亚子等交好。有《姜胎石姜可生诗文选》存世。但姜可生生于1893年,庚子事变时尚年幼,其作品多写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诗集中未收《无题》八首。

徐兆玮日记中有两条相关记载将作者指向方希梦:“方筱泉姻丈希梦尝为诗以纪其事”16,说诗歌的作者为方希梦,收入八首中五首作品;在十二月二十六日日记中又说:廿六日《小时报》所载《餐花碧纱囊拾锦》:“清慈禧后自辛丑回銮以后,顿失易其排外之心以媚外,与驻京各公使之眷属酬酢交欢,殆无虚月。迹其先后,判若天人。方希梦托题游仙,以委婉香艳之笔出之,至足诵也”,转载报纸中的说法。

方希孟,字筱泉,徐兆玮日记中所说的方希梦应该就是方希孟,著有《息园诗钞》,但翻检这部集子中并未收录《无题》八首作品。这八首诗的作者尚是疑案。

6、李汝穉、李汝樨与无名氏

《庚子事变文学集》收入宫词“一斛”,作者标注为李汝穉,目前关于这首诗作者的著录有三种题法:

其一是小横香室主人《清朝野史大观》本,《清宫词》据此影印,作者题为无名氏。丘良任《历代宫词纪事竹枝纪事诗》17《中国茶文化大辞典》18等书都标注无名氏。

其二为李汝穉,阿英编《庚子事变文学集》著录。阿英《近代外祸史》所收《谏止中东和议奏疏》后附上书志士名单中有“李汝穉等八人”,《康有为全集》19也是在公车上书名单中提及;《听雨楼杂记》20《清代书院课艺总集叙录》《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 续编》《听涛室人物谭》等都题为“李汝穉”21。邓之诚《中华两千年史》“公车签名表”与《皖政辑要》22所列学务表等题“李汝稚”23,繁简字之别。

其三为李汝樨。高志忠《明清宫词与宫廷文化研究》一书有此题法,书中指出占骁勇已考证出作者,在标注此书之时以无名氏标注,括号内写李汝樨。查阅占骁勇《咏清史组诗丛考》24一文,其考证的依据就是阿英《庚子事变文学集》,而且作者标注为李汝穉。高志忠一书引证占骁勇的说法,并将作者改为李汝樨,并未标注改动依据,不能确定是否为字形相近之误。

综上,“李汝樨”源出于“李汝穉”,见于阿英《庚子事变文学集》(185页)的标注,阿英将这首诗歌名标为《清宫词》。这首诗是《前清宫词》中的一首,诗题名应改为《前清宫词》。阿英在此书并未说明著录作者所据。从《庚子事变文学集》收录的作品来看,清宫词是其选录范围之一。阿英在《关于庚子事变的文学》提到“好几部清宫词……都咏到这一战役”,遗憾的是阿英并未具体说明哪几部清宫词。从目前收录的作品推测,吴綗斋等著的《清宫词》很可能是选源之一。《清宫词》为宫词合集,集中吴綗斋《清宫词》《前清宫词》、高树《金銮琐记》、王小航《方家园杂咏纪事》等作品,《庚子事变文学集》都有选录。在《清宫词》中吴綗斋的《清宫词》与《前清宫词》前后相连,吴綗斋的诗集与总集名称相同,该书每页均标总集名,即《清宫词》,阿英将《前清宫词》标为《清宫词》或与此有关,属误标;也可能“前清”不符合阿英的用语习惯,直接改掉,《庚子事变文学集》确实存在作者直接删改之处。《清宫词》收入《前清宫词》依据的是《清朝野史大观》本,作者标注为无名氏。目前所见的几种收录《前清宫词》的集子都是依据《清朝野史大观》本收入,未见其他文献来源。近日查阅近代报刊库,发现《益世报》(1931)曾连载该诗,题为《清宫词百首自注》,作者标为“安徽太湖李汝穉著”,该报纸亦可能是阿英选源之一。

(二)写作年代辨误

1、何家琪《海上》《汉家》作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前

《庚子事变文学集》收何家琪《海上》与《汉家》两首作品(70-71页),诗中没有明确的信息显示与庚子事件有关,诗题之下也没有标注创作时间。上海图书馆藏有何家琪《天根诗钞》25,该诗集以时间为序编排。这两首诗下虽没有直接系年,但是这两首诗之后又出现光绪二十四年的诗作,据此认为这两首诗作于庚子事变之前,不应收入。

2、张其淦《乙巳辽东感事诗五首》作于1905年

张其淦的这首诗歌有纪年,作于1905年,有感于日俄战争而作。时,日本逼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道咸同光四朝诗史》甲集卷六收这五首作品,阿英可能据此收入。

3、徐灏《漫兴八首》作于鸦片战争时期

《庚子事变文学集》(173-174页)收徐灏《漫兴八首》。查徐灏生卒年为1810-1879年,其《漫兴》八首阿英此前已经收入《鸦片战争文学集》(949-950页),此为误收。

二、著录疏失

(一)同一作者分见两处

《庚子事变文学集》共收陈去病4首作品,见71页与188页。其中3首出自《浩歌堂诗钞》。另外1首是陈去病发表在《珊瑚》杂志上组诗中的1首,后收在《浩歌堂诗钞后编》卷11中。阿英收录陈去病作品时,标注其诗集《浩歌堂诗钞》,表明他见到过这部集子。后一首作品当时未收入这部集子之中。

李希圣与李亦元分别著录,分别见于194页与187页。李希圣,字亦元,实为一人。

(二)删除、部分删除诗歌原注或将原注直接变成注释

庚子事变时期很多诗歌之下都系有自注,或称为纪事,或长或短,其中以《驴背集》《庚子诗鉴》《长安宫词》等最为突出,整部诗集都是这种体例。除去这些大部头的诗集之外,很多作者或在一组组诗,或在一首组诗的个别作品,甚或在一句诗后附有自注。这些自注或论说时事,或标注诗句来源等,作用不一。《庚子事变文学集》在收录诗歌自注时,或者将其移到注释中,或者直接删除,或部分删除,并不加说明,从某种意义上说失去了这一时期诗歌的部分神髓。据目前统计,《庚子事变文学集》将诗歌自注直接移到注释的有50处,不收诗歌自注或部分收入的有16处,详见下表: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比较复杂,阿英在集子中没有标注文献来源,也未对这种情况具体说明。尽管现在无法完全确定哪些是选者主观删除,哪些是由于选源不同而造成,无论出于哪种原因,入选本身就是一种认同。换句话说,阿英对于这种做法是认同的。收入诗歌时删除纪事,或者将纪事放在诗后,其他选者选诗的时候也有这种情况存在。综观庚子事变时期的诗歌,诗歌带有自注已经成为当时的一种极其突出的诗歌样式,是考察诗歌演进时非常重要的一环。整理庚子事变诗歌将诗歌自注删去将在很大程度上抹杀此时期诗歌的特质,模糊诗歌演进的进程。这一时期比较突出的《驴背集》《庚子诗鉴》等集子,由于整部诗集都采取诗歌与纪事相结合的形式,且纪事的篇幅很大,这些纪事在收入时基本不会被完全删除,只是有改动。一些规模不大的组诗或者单篇诗歌的纪事或自注则容易出现删除或移动的状况。这些自注或纪事是庚子事变时期纪事体诗的一部分,应该纳入庚子事变时期纪事体诗的研究范畴,也惟有此,才会对这些诗歌作更全面的观照并得出相对客观的结论。而且,将自注直接移到注释中,选者并没有说明,很容易造成阅读时的混淆。

(三)作者题款与诗歌重组问题

《庚子事变文学集》著录作者时,或以字行,或以号行,或以名行,没有统一的标准,这也是出现“李希圣”与“李亦元”分别著录的原因之一。集中如高树、彭年等以名标注,其余大部分以字或号行,如志伯愚、龙顾山人、乌目山僧等都是如此。当然,其中也包括一些无法确考的作者,如公之瘿、邝斋等。还有一些是原作诗歌之下有题款,作者在收入时没有录入题款。但这些题款包含着重要的信息,这一问题最突出的体现在《庚子纪念图题词》中。黄宗仰作《庚子纪念图题词》时,唱和者颇多,后结集出版。题词的作者都是在诗歌之下附有题款,如“古暨阳墨稼轩主人章钟亮”“丹徒中灵亭长叶寿叶”“崇明倚红桥主漱芳氏”等,《庚子事变文学集》分别标注“墨稼主人章钟亮”“叶寿叶”“倚红桥主”,对比之下就会发现都有删减。对于有据可查的作者,如章钟亮、叶寿叶等,这些信息的删除可能只是地名或者一个号的删除,但是对于一些很难确考或者生平事迹留存记录很少的作者来说,这些信息就是非常重要的线索,应该保留。

《庚子事变文学集》在收录诗歌时也有一些问题,选者有时会将一位作者和韵的多首作品重新组合,如黄遵宪有诗原题为《久旱雨霁邱仲阏过访饮人境庐仲阏有诗兼慨近事依韵和之》共八韵,阿英将次韵与四韵中的第一首,六韵中的第二首合并,题目也有变化,选者在如此编选时并没有加以说明,容易造成误读。

另外,《庚子事变文学集》收录的个别作品在该诗人的诗集中没有收录,源头不明,如“不绝”一诗,源自《庚子诗鉴》,而在目前所见蛰园本《庚子诗鉴》中并未找到此诗。

三、异文繁多

《庚子事变文学集》所收诗歌与原作差异较多,目前统计共有600余处。其中问题最多的是《庚子诗鉴》,计有400多处,《驴背集》《都门纪变百咏》《庚子落叶词》的错误也相对较多。这些异文遍布诗题、诗序、诗歌自注、诗歌之下作者题款等。有缺字,有多字,有删除段落,亦有诗歌诗句的差异。有一些因字形相近而误,如“掳”与“摅”(154页),“饮”与“饥”(155页);有一些是出于字句表达、文白顺畅而进行的修改,如“终保厥躬”改为“留其身”(107页),“危者获安”改为“转危为安”(106页),“斩”改为“杀”(107页)等;也有一些用字习惯上的差异,如“廿”与“二十”,情况很复杂。

(一)直接删除的“特殊情节”类

阿英在《庚子事变文学集》例言第3条中认为当时“绝大多数作者都站在地主阶级或资产阶级的立场,歪曲、污蔑义和团为匪”,并删除了一些“特殊情节”。集中所收有几处将“匪众”改为“拳众”(105页、113页)应该是出于此种考虑,不过仍有一些保留“匪”的字样,这些属于选者所说的“不便改动亦不能改动”之类。将目前所见版本与阿英所收做一对比,大致可以清楚选者删除的情节大致有几类:记载义和团烧杀抢夺及相关事件,包括抢夺钱财(109页)、杀戮北洋学生与教民(108页)、义和团纵火烧人及纵火方式(105页、104页);义和团与清廷要员之死有关事件,包括摧毁许景澄遗书,导致聂士成之死等(108页、110页、149页);有为慈禧辩护之嫌的一些记录(87页);与朝廷要员有关的事,如廷雍接待西兵之后被杀是当时比较重要的事件,《庚子诗鉴》中有一句“李文忠令司道以礼欵接”,是李下令廷雍接待西兵,《庚子事变文学集》删去这句;删去一些记载赛金花与瓦德西亲密关系的记载(112页、113-114页)等。

另外,书中收录一些内容作者以省略号代替,目前所见有2处,分别是“拳匪乘机而入”(85页)与“且羽林兵单”(185页)。此外,《庚子事变文学集》中有一些缺句是以方框标注,但是,笔者怀疑并不是所有的缺句都源于文献之缺失与不可考,如《都门纪变百咏》中有两处缺句,分别是“素日蠢愚如鹿豕”(120页),“可能呵护尽升天”(123页),分别评说义和团与教民的愚不可及,属于《都门纪变百咏》中用词非常激烈之处,与上述删除情节比较,就会发现这两句缺句应该不是文献之不可考,因《都门纪变百咏》流行较广,有单行石印本,《清朝野史大观》《清代北京竹枝词》等都有收录,基本可以归属于删除之列。当然,其中可能还存有版本之间差异的原因。

(二)诗题异文

诗歌题目记载差异的目前所见有11处,其中有一些属于个别词语的差异,如锡钧的《题延子澄年丈<庚子都门纪事诗>》,将年丈题为同年;有一些题目是将和韵之人删掉,如将延清《都门杂咏七律二十四首借用吾乡于子威先生 桓 <金坛围城纪事诗>韵》题为《都门杂咏二十七首》;恽毓鼎《和朱古微前辈咏落叶  为十一月廿八日追恤事作也》题为《落叶词》;彭年《和家大人秋日感事诗韵》题为《秋日感事六首》等。有一些是原诗题没有和韵,编选的时候加入的,如世荣《秋日感事七首》题为《锡聘之钧 以和延子澄水部庚子都门秋日感事诗八首见示依韵奉和》。还有一些是诗题完全不同的,如文廷式的《岁暮》题为《偶成二首》,《拟古宫词》题为《月》,章华的《感事》题为《咏史》等。还有一些应该属于误题,如文廷式的《庚子七月至九月感作》题为《自七月至十月有感而作四首》,延清的《危城五首》题为《范城五首》。

(三)诗句异文

诗句收入差异较多的集中在《庚子落叶词》与《庚子诗鉴》。这两处材料阿英都是依据诗集收入,所以不存在文献转引之误。曾广钧的《庚子落叶词》共有12首,其中记载有异的共有30余处,其中有两处是整句诗不同,“水仙从古是名家”题为“桂纶今日网名家”;“三泉纵锢悲宁塞,五胜空堙恨未灰”题为“雕阑一失同车贵,玉体凄同异路哀”。《庚子诗鉴》除部分诗句差异,如将“绛帕靴刀齐舞蹈,烛龙飞起半城”题为“红听乐重思瓯北记,可怜机巧夺天工”外,有6处记录诗句与纪事都有异文,择其一比较如下,诗句与纪事分别著录,以见差异:

李花得气似茄花,炙手其如市虎哗。一录冰山应减色,珍奇掠尽内臣家。(《庚子事变文学集》114页)

李花得气似茄花,苦为妖云蔽日车。误国可怜还自误,故园南望已无家。(《庚子诗鉴》)

国朝祖制,内监冠服至四品而止,惟晚近李莲英以慈圣宠遇,得赏二品顶戴。然其人亦只供奉走使令,迥非前朝刘魏之比。李为大城人,其地拳坛亦盛,涎其富,劫掠家物殆尽。虽劫犯后有获者,而所掠不可复返矣。(《庚子事变文学集》114页)

孝钦初不信拳,端王等密结李莲英,使潜移慈意,故莲英时以西朝意告之。景茀亭日记述其语刚毅谓不可讃拳众,致起太后之疑。又告以老佛见拳民奋勇,甚为惊异,皆潜通消息之证。李为畿南大城人,其地拳坛亦盛,涎李富,劫其家物殆尽,是其袒拳,适以自贻伊戚。《慈禧外纪》述孝钦凭几末命以妇人干政,奄寺弄权,谆谆垂诫,殆有深悔于心者欤。(《庚子诗鉴》)

两相比较,四句诗只有第一句相同。纪事中主要删去景茀亭日记与《慈禧外纪》中的内容,前者有关李莲英对于拳众的看法,后者谈及慈禧的悔恨。

总之,在使用《庚子事变文学集》时,首先要清楚这是一部选集,而且在编选时有很多改动,不能仅仅依据该书所选的作家作品就轻易得出结论。书中所选的作家尚有很多作品未入选,未收入集子中的作家更是一个相当大的群体,其中包括随扈诗人、避居诗人等,当时困处京城、避居乡野、逃难回家,远官塞外的诗人几乎都有作品传世。所有的诗歌汇集才是庚子事变时期诗歌的全貌。其次,这是一部含有选者观念的选集。这部集子成书的特殊年代以及作者的编选观念等因素决定了作者对于作家作品的取舍与改删。时至今日,从文学角度全面关照庚子事变时期的诗歌应该成为研究者的目标,其前提便是对于此时期诗歌的全面整理与研究。

注释:

①阿英《庚子事变文学集》,中华书局,1959年,例言。本文使用的均为此版本,后文不详作注。

②[清]宝廷著,聂士美校点《偶斋诗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上册第282页。

③高拜石《古春风楼琐记》,作家出版社,2003年,第121页。

④邹牧仑《乾坤再造:中国近代的现代化历程》,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年,第239页。

⑤谢烺枢《麻园遗集》,后附谢抡元《絸庐初稿》,清宣统元年(1909)铅印本。

⑥王利民主编,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84页。

⑦鲁小俊《清代书院课艺总集叙录》,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17页,第300页。

⑧王绍曾主编《清史稿艺文志拾遗》,中华书局,2000年,第2553页。

⑨朱文华、许道明《上海文学志稿》,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81页。

⑩山西大学图书馆编《山西大学图书馆线装书目录》,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83页。

11徐兆玮著,李向东、包歧峰、苏醒标点《徐兆玮日记》,黄山书社,2013年,第2294页。

12丘良任编《历代宫词纪事竹枝纪事诗》,凤凰出版社,2012年,第418页。

13朱世英等主编《中国茶文化大辞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年,第853页。

14康有为撰,姜义华等编校《康有为全集》第2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08页。

15高伯雨《听雨楼杂笔大家史说》,故宫出版社,2013年,第5页。

16曹聚仁《听涛室人物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537页。

17丘良任编《历代宫词纪事竹枝纪事诗》,凤凰出版社,2012年,第418页。

18朱世英等主编《中国茶文化大辞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年,第853页。

19康有为撰,姜义华等编校《康有为全集》第2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08页。

20高伯雨《听雨楼杂笔 大家史说》,故宫出版社,2013年,第5页。

21曹聚仁《听涛室人物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537页。

22冯煦主修,陈师礼总纂《皖政辑要》,黄山书社,2005年,第474页。

23邓之诚《中华两千年史》,东方出版社,2013年,卷5明清分册下,第113页。

24占骁勇《咏清史组诗丛考》,《中国诗学》第十五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61页。

25何家琪《天根诗钞》,光绪刻本。

注:本文发表于《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20年第1期,此据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高春花老师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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