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之际张自烈兄弟刻书考 ——以两份书目为中心 摘要：本文以《石啸居新书目》和《卓庵自叙书目》为基础,结合张自烈《四书大全辩》《芑山文集》等文献,对明清之际著名文人张自烈及其兄弟的出版行为进行考察。从图书编辑、市场宣传到版权保护等图书出版内部链条出发,对张自烈、张自勋兄弟的刻书经历进行了梳理,并对他们的出版特点进行了总结,展示了晚明清初时期南京地区图书出版的实况。本文的研究既拓展了张自烈研究的空间,也为出版史研究提供了难得的实例,同时对相关书目在《中国古籍总目》中的记载也进行了考订和补充。
张自烈(1597—1673),字尔公,号芑山,江西宜春人。复社七子之一,也是复社中的重要人物。其代表作有《正字通》《四书大全辩》等。其中《四书大全辩》一书,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其书前列有十四封与该书版权相关信件和《石啸居书目》一份,著名文献学家杜泽逊先生的《明末版权史事钩沉——崇祯十三年金陵石啸居刻〈四书大全辩〉卷首版权文件十四通读后》一文就其在出版史上所具有的独特价值予以揭示1。其实《四书大全辩》一书除了有崇祯十三年(1640)版,尚有清初顺治版等多个版本。三浦秀一曾对该书的编撰刊刻过程有专文研究。通过对崇祯本与顺治本正文前所附文章数量的对比可以发现,顺治本前面所附内容更为丰富2。张氏兄弟三人,二弟张自熙、三弟张自勋在长兄张自烈的影响下,都从事图书编辑出版工作。在《四库禁毁书丛刊》子部《古方略》一书前也有两份书目,分别是《石啸居新书目》和《卓庵自叙书目》3,这两份书目与《四书大全辩》前所附之《石啸居书目》性质相似,是张自烈和张自勋两人所编辑图书的销售预告。其中《石啸居新书目》的内容为清初顺治时期张自烈所刻和拟刻书的书目,正可与杜先生发现之晚明崇祯时期《石啸居书目》互补。结合张自烈《芑山文集》相关内容,可以对张氏兄弟晚明清初时期在南京等地从事图书编辑刊刻过程进行全面梳理。由于张自烈在顺治后期开始受到批判,其刊刻诸书遭到禁毁4。相关文献留存较少,而且多有删改,因此以往学界对张氏的刻书经历关注较少,以张氏著述考证为主5。本文缀拾相关文献,对此略作梳理,作为晚明清初的图书编辑与刊刻实例,希望能够有助于我们对这一时期的图书出版情况做一个微观考察。张氏兄弟祖籍江西袁州宜春,张自烈“弱冠嗜书”6,因家庭条件不好,他就到各地借书抄书,他还对自己的弟弟说“书在四方,宜出购,里居抄书非计”7。于是,张自烈在崇祯四年(1631)“由邑廪入国学”8,来到南京,就学于南雍,开始大规模收藏图书。而他们的图书编辑工作也是以张自烈为先导。张自烈一到南京,首先受到当时南京国子监祭酒姜曰广和司业谢德溥的赏识。“如京师,条例古今选举法万余言,见者辄称善。未几,上南雍,受知大司成姜公曰广、少司成谢公德溥。”9从张自烈所编辑的图书来看,姜曰广多次为其撰写序文,《四书大全辩》一书的第一篇序言也是姜曰广所撰,其中说“予察其人,盖秉道不诎者,居恒论著类折中于圣人……新安余冢宰《古方略》余既序而行之,今年春复出《四书大全辩》……推其说足以兴教匡治,去后儒训诂章句不亦远乎”,对其褒奖有加。正是在南京入学国子监之后,张自烈开始从事图书编辑工作。按照《石啸居新书目》的记载:“芑山张尔公先生评选时文始崇祯癸酉终崇祯壬午。”“予评乡会程墨始癸酉”10,可知张自烈的图书编辑出版工作始于崇祯癸酉年(1633),并且是以评选时文起步。其实他编辑的第一部书应该是天启元年(1621)的《宦寺贤奸录》11,而他正式编辑出版的第一部书很可能是《国朝今文辩》,也就是列在《石啸居书目》的第一种。此书的编选与当时文社兴起、各社文人彰显自身主张的风气有关。作为当时非常有影响力的复社的一员,张氏此举明显受到复社热衷选刻时文的影响12。因而此书一面市就引起了一番争论,卷入与豫章社代表艾南英有关复社时文评选的争论之中,“自烈与艾南英为同乡,而各立门户,以评选时文相轧,诟厉喧呶,没世乃休。盖亦社党之余派也”13,成为晚明文坛的一段公案14。但是此举显然并未影响他后续的编辑工作,他继续编辑了《国朝四书程墨文辩》《诗经程墨文辩》《皇明历科程式》《历科小题文辩》《甲戌文辩》《丙子程墨文辩》《丁丑文辩》《庚辰文辩》《壬午程墨文辩》《古今论表策判合辩》等。这些著作中《甲戌文辩》《丁丑文辩》《壬午程墨文辩》仍然是与艾南英的选文之争的延续,这种时文点评的编辑工作一直持续到崇祯壬午年(1642)。而因为此前一次的庚辰科考试,他愤于多次科举不中,在考场弃卷而出。鉴于当时国事日坏,他对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的方式也深感失望,“慨制科无益于世”15,“予所谓不复评程墨者,盖私有所见,非诞妄也”16,此后转而“专订定古书行世”17。与《石啸居书目》中列出的18种嗣出书相比,《石啸居新书目》列出的即出、嗣出书有17种,其中书名相同的只有6种。而且《四书大全辩》与《重定四书大全辩》所指书名虽然为一,但属于两个不同的版本,前一个是指崇祯本,而后一个则是与“己卯金陵新本异”的顺治重定本。对比两份书目可以发现,张氏前期编辑图书以四书和时文为主,而后期则是史部文献有所增加。如《较正批评通鉴纲目》《删定本朝实录》等,体现了当时急于以史为鉴,匡扶时势的愿望。而从其编辑图书内容来看,其二弟张自熙、三弟张自勋则是很早就参与其中。以《四书大全辩》为例,其崇祯本中专门列有“《四书大全辩》张氏家学”,列出了包括其叔(张曰桢)、弟(张自熙,张自勋,张自燕,张自熊)、侄(张肇瑾,张肇瑜)在内的张氏七人。但是由于该书列出参与人员过多,有“盛相标榜”18之讥,所以不能就此确定此七人都参与了该书的编辑工作。但是在崇祯本《四书大全辩》的“大学章句”部分,篇首署名就为“张自烈、张自熙定”。而在顺治本中,署名则变为“张自烈、自熙、自勋增删”,并且小注中除了有“芑山张氏曰”之外,还有“卓庵张氏(自勋)曰”“惟适张氏(自熙)曰”等。而在《古方略》一书中,则大量出现“臣自烈谨识”“臣自勋谨识”“臣自熙谨识”以及“芑山氏曰”“惟适氏曰”“卓庵氏曰”等文字。这说明张氏二弟和三弟都参与了两书的编辑过程。《卓庵自叙书目》中说:“予生平厌制举业,为诸生十余年,雅欲著书自娱。壬午秋掷卷出闱,鞬户万山中。读《朱子纲目》,殊不满意,因著《纲目辩略》,甫属草,兵燹四至,几失复得。是年癸未冬十二月也。”张自勋单独从事撰述始于崇祯壬午年(1642),而其“乙酉中春返旅舍。会芑山奉旨锓布《四书大全辩》,属予雠较,予因有《四书辩略》,其诂释经文者附载各章小注之后”,则说明在顺治本《四书大全辩》中增加了他所编辑撰述的内容。入清以后,早期张氏兄弟仍然对南明政权寄予希望,其中《四书大全辩》一书在隆武朝终于被官方认可:“十七年十月内,臣阅邸抄,见按臣周灿据江西府属举贡监生连名公呈续题前事,奉旨《四书五经大全辩》每锓十部进览。钦此,钦遵。”19能够进呈从而获得官方认可,这是多年来张自烈编辑此书的最大愿望。虽然时事动荡,但是张自烈仍然希望能够尽快刊刻进呈,“今年春臣及门饶州德兴县生员金城臣余珕太学生臣笪三开等协心襄梓将竣……臣装潢如干卷,署曰《增定四书大全辩》冒进”20。则至迟在1645年,张自烈仍在为将《四书大全辩》刊刻进呈而努力。《芑山文集·书牍》卷之九《复樊康侯公祖书》中甚至记载“余冢宰《古方略》次月可以观成,承老公祖慨然檄七邑,使诸学博分布七百部,则刻《大全》之费,什得四五,度竣工无难”。此后评语的署名时间是“丙戌仲冬月望日”,则可证明《古方略》一书应该是刊刻于1646年,可惜此后很快信州陷入清军之手,《四书大全辩》的刊刻仍然无法实现。至己丑年(1649),张自烈还历尽艰辛赴福建潭阳郑祖玄之约,在郑祖玄的帮助下,“措画重锓大全、纲目如前约”21。然而就在张自烈“遣伻诣葛川,笈《大全》缮写诸稿携以来”,郑子“鸠工经始”之际,郑祖玄的弟弟被山寇绑架,勒索赎金。为了解救亲人,这次刊刻只能功败垂成。此后至己丑年(1649),张自烈还历尽艰辛赴福建潭阳郑祖玄之约,在郑祖玄的帮助下,将之前未刊刻的部分纠工刊刻,并与之前葛川刻板合并,终于完整刊刻了该书。世称《四书大全辩删本》,即闽版《四书大全辩》。此外,从《卓庵自叙书目》前张自勋识语来看,“甲申春,同伯氏芑山扶母避乱浔阳,既自浔阳走闽不果。随僦居信州葛川。时国变迭闻,号痛不已,因编《成仁录》见志,冬杪予展墓里中,乙酉中春返旅舍。会芑山奉旨锓布《四书大全辩》,属予雠较……丙戌二月,旅人卓庵张自勋书”。也可证明,在明亡初期,二人仍然奉明为正朔。而到了1650年,情况发生了变化。清朝方面,由于同为复社成员的陈名夏受到顺治赏识,在他的帮助下22,《四书大全辩》的刊刻得以在清朝政府官员的支持下继续进行。同年七月,在张自烈的家乡宜春纠工开局刻梓,可惜因为民工阻挠,半途而废23。此后辛卯年(1651)在“学宪李嵩阳”的主持下,该书于金陵重新刊刻24。并且直至该书在顺治十六年(1659)被禁之前,借助于李嵩阳的倡导,“近见江西袁州乡宦张,先年奉旨删纂《四书大全辩》……本院于本年四月内特开局重梓……俟书成之日,各率诸生童家购户诵”25。该书在江西各地应该都有销售。顺治十六年十月十日,该书被礼科右给事中杨雍建举报:“臣从坊刻中见有《四书诸家辩》,又有《四书大全辩》,皆以讥讪先贤,崇尚异说,获罪名教不小。乞敕部毁板。庶先贤传注,不为异说所夺。而学术大醇,人心可正矣。下所司察议。”26很快,十一月十七日,礼部议复“礼科右给事中杨雍建疏言,滥刻四书《诸家辩》《大全辩》等书,畔道驳注,应令焚毁。并饬直省学臣校士,务遵经传,不得崇尚异说。从之”27。从此,该书被清朝官方禁止,张氏兄弟的刻书生涯可能也到此为止。其中从1650年至1659年,张自烈以道济堂名义继续刊刻图书。在顺治本《四书大全辩》前还有一份《禁翻刻道济堂书籍原示》(顺治十三年九月),内中明确指出,“犹幸江西流寓江宁乡宦张道济堂《四书大全辩》《理学经史》诸刻仅存,次第流行,严杜各坊翻刻等情……今奉上旨……有本绅道济堂新锓《字汇辩》《诗经诸家辩》……行世在迩,恐有坊间射利翻刻,合先严行示禁”28。可见在此期间,张自烈除了刊刻《四书大全辩》外,还刊刻了《字汇辩》《诗经诸家辩》等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字汇辩》,就是在该书的基础上,张自烈不断修订,后改名为《正字通》,由廖文英出版。而张自烈的三弟张自勋早期主要是辅助张自烈编书,并未独立刻书,这从其《卓庵自叙书目》所列12种书均为即刻、嗣刻可以看出。而在同治《宜春县志·艺文》中,编者将张自烈列为“明朝”,而将张自勋列为“国朝”(清朝),这也说明张自勋的编辑刊刻图书活动主要是在清朝时期。根据同治《宜春县志·艺文》所载,张自勋的著述包括《周易九经广义》《周礼正赝》《四书众解合纠》《纲目续麟》《卓庵心书》等。综合以上考察,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张氏兄弟编书初期是以张自烈为主导,张自熙、张自勋辅助。从明崇祯癸酉年(1633)至清顺治己亥年(1659)一直从事刻书事业,前后持续了二十多年。1643年,张自烈与家人避居袁州,不幸遭遇左良玉暴兵肆虐袁州,他的二弟自熙和父亲都在此间去世29。故此后的图书编辑工作主要由三弟自勋协助,而后期张自勋也开始自己独立编辑刊刻图书。张氏兄弟的刻书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从1633年至1642年的评选时文阶段,从1642年冬到1650年的评点史著文集阶段和从1650年至1659年的以道济堂名义刻书阶段。从地点上看,前期是在南京,中期漂泊于南京、葛川、潭阳等地,后期仍然以南京为主。
二、从两份书目看张氏兄弟刻书的商业意识结合这两份书目以及《石啸居书目》,可知张氏兄弟在宣传自己编纂的图书方面有很强的自主意识、市场意识以及版权意识。首先,他们会区别对待已经刊刻的图书和即将刊刻的图书。在《石啸居书目》中我们可以看到,凡是已经刊刻的图书,书目中只是列有书名;而凡是准备刊刻的图书,不仅列有书名,还要详细介绍该书的内容,以及刊刻目的,做了哪些编辑工作等,便于读者提前了解图书内容。比如在《石啸居新书目》中列的第一种就是《重定四书大全辩》,介绍说:“己卯《大全辩》奉礼部刊行者,仅补入《蒙引》《存疑》《汉说》,其中尚多缺漏,近徐(按:江西道监察御史徐养心)、周(按:江西监察御史周灿)二直指特疏提请奉旨增修。先生删冗正误,续采永乐以后名儒论议附《大全》小注后,与国初旧本、己卯金陵《大全辩》新本异,即出。”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出,不仅有对该书自崇祯十三年刻本之后情况变化的介绍,而且有在重定过程中,张自烈等人做了哪些工作的介绍,并且着重强调此一版本与原来的金陵本有异。又如《四书大全辩》前的十四则版权说明资料,说明张氏兄弟一直有意识地在强调石啸居图书的权威性和品牌性。再如,在《重定历代名臣奏议》的宣传中,说该书“分吏礼户兵工刑六部,据旧本编次详加评定。凡奏议冗迂不可行及一事而是非杂见,议论似是而非冒称名臣者悉汰之。与前此东观阁张天如所刻《名臣奏议》异。附《皇明名臣奏议》。嗣出”。这段话先介绍该书内容,然后强调石啸居本的特点“凡奏议冗迂不可行及一事而是非杂见,议论似是而非冒称名臣者悉汰之”;又特意指出此本与“东观阁张天如所刻《名臣奏议》异”,具有在同类图书市场上进行差异化竞争的意识;最后特别说明,本书“附《皇明名臣奏议》”,内容上比通常所见《历代名臣奏议》为多,这也是图书营销中的常见策略。由此可见,张氏兄弟在图书宣传方面,能够熟练运用品牌化、差异化等营销策略,为自己的图书进行有效宣传。 在张氏兄弟看来,书目不仅具有图书宣传的作用,还具有征稿的作用,他们在书目中多次呼吁各地文人士子为他们投稿。比如在《石啸居书目》之《国朝古文辩》的介绍中就有“四方同志藏有先辈笥本,或已刻、未刻,恳邮寄本坊东观阁,续选传世”的说明。而在《石啸居新书目》的《古诗文辩》的介绍中也有“凡馆阁名臣、同社近著,已刻未刻,□在名山者,悉恳邮寄本坊,送先生选入集中,共垂不朽,公传后学”等语。而在《卓庵自叙书目》中,张自勋也强调“先列书目仰质同志,倘有秘藏笥本,足相发明者,祈共订证”。可见,他们是通过书目的形式,为自己编辑的图书征集稿源。 在对所编图书的版权保护方面,以《四书大全辩》一书最为明显。无论是该书的崇祯己卯刻本还是顺治刻本,都列有整整一册的与该书版权相关的信件和公文告示。杜泽逊先生的论文已经有详细讨论,在此不再赘述。惟杜先生所据为崇祯本,与之相比,顺治本之前的内容更为丰富,三浦秀一以日本宫城县图书馆所藏顺治本与《四库存目丛书》所收崇祯本对比发现,两者重复的文章共有二十五篇,而顺治本独有的为四十篇,可以予以补充。尤其是顺治本最后所附《禁翻刻道济堂书籍原示》一文,不仅使我们对张自烈入清之后的刻书情况有所了解,而且是反映其一贯重视版权保护的重要史料。 
三、相关书目所记《四书大全辩》与《古方略》版本考兼补充《中国古籍总目》相关条目收录于《四库存目丛书》经部第167册的《四书大全辩》著录为“《四书大全辩》三十八卷,附录六卷,明张自烈撰,新乡市图书馆藏明崇祯十三年石啸居刻本”,也就是杜泽逊先生所提到的版本。但是奇怪的是,在新出版的《中国古籍总目》中,收录于“经部·四书类·四书总义·传说之属”的《四书大全辩》下列了两个收藏单位,分别是北京大学图书馆和河南省图书馆,反而不见新乡市图书馆。而且在《中国古籍总目》所收该书条目下,著录卷次为三十四卷附录六卷,可知北京大学图书馆和河南大学图书馆所藏应该为清顺治时期的刻本,与新乡市图书馆,也就是《四库存目丛书》所收的崇祯十三年刻本相比,为两个版本。至于从崇祯本到顺治本的刊刻过程,日本学者三浦秀一有详细考证,此不赘述。崇祯本三十八卷附录六卷,其中正文三十八卷应该包括“大学章句或问二卷,中庸章句或问二卷,论语集注二十卷,孟子集注十四卷”,而据《四库全书总目》的记载,附录六卷的具体卷次应该为“冠以古本《大学》一卷,明道程子、伊川程子改定《大学》各一卷,顾起元《中庸外传》一卷,王应麟《论语孟子考异》各一卷”。这与新乡市图书馆也就是《四库存目丛书》所收版本完全一致,也说明此书确实是崇祯本。而再据前引《石啸居新书目》中《重定四书大全辩》的介绍文字,我们就可以知道,收入《四库存目丛书》的崇祯十三年(1613)石啸居刻本《四书大全辩》应该属于己卯本,但是这个己卯本并不是该书的最终版本。在己卯本刊行之后,张自烈还继续对该书进行修订,并且在晚明得到御旨,奉命增修《四书大全辩》。根据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所藏顺治本(三十四卷,附录五卷)与《中国古籍总目》所列卷次对比可知,两者除了各部分顺序不一致外,主要内容都是一致的,尤其是有了崇祯本所无的《小注释义》六卷和《小注辩略》十卷。尤可证明《中国古籍总目》所收两者均为顺治本。由于崇祯本和顺治本差别很大,两个版本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相对而言顺治本较为常见。因此,《中国古籍总目》应补充新乡市图书馆崇祯本的信息。《古方略》一书,系明代兵部侍郎余懋衡的著作,余懋衡是江西婺源人,张自烈和自己的弟弟张自熙(惟适)、张自勋(卓庵)在余家后人的委托下,一起对该书进行了点评注释,予以刊行。收录于《四库禁毁书丛刊》子部的《古方略》,著录的版本信息为“《古方略》四十五卷续编六卷,明余懋衡辑,明崇祯十二年书林张诒谋忠贞堂刻本,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从《卓庵自叙书目》所记内容来看,该书的刊刻时间应该在“丙戌二月”以后,也就是1646年之后的清顺治时期,而不是崇祯十二年(1639)。而且从刊刻于崇祯十三年的崇祯本《四书大全辩》所载《石啸居书目》来看,该书在书目中著录为:“《批评余冢宰古方略》,冢宰少原余公合诸史、兵家言编次,征、谋、机、备、守、律、奇、间,凡八部。先生复精加评注,与坊刻《武备》《兵衡》《阃外春秋》等书异。即出。”说明此时该书仍然没有出版。需要注意的是,书目著录的刊刻情况,与图书实际刊刻情况可能存在一定差异,比如在《石啸居书目》中《四书大全辩》就著录为即出,而该书目就附在该书之中;《批评余冢宰古方略》一书也存在同样的情况。结合前引张自烈《复樊康侯公祖书》以及《卓庵自叙书目》的时间,可以推断该书的刊刻时间应该是在1646年2月至11月间。《中国古籍总目》子部兵家类著录“古方略,四十五卷续编六卷,明余懋衡辑,明崇祯十三年忠贞堂刻本,北大,中科院,明崇祯十三年忠贞堂刻本清书林张诒谋印本,中科院”,可见与《四库禁毁书丛刊》所著录的信息有多处不同:一是刊刻时间,《四库禁毁书丛刊》著录为崇祯十二年,《中国古籍总目》著录为崇祯十三年;二是书林张诒谋按照《四库禁毁书丛刊》的著录应该是明人,而《中国古籍总目》单独著录为清人。按照所附书目时间来看,该书刊刻不早于崇祯十三年,《中国古籍总目》更为准确。此外《中国古籍总目》应补充两条相关收藏信息。一是国家图书馆藏有十二卷本(崇祯十二年忠贞堂刻本,内有征卷六卷、奇卷二卷、间卷一卷、守卷三卷,共计十二卷),少谋卷十二卷、机卷六卷、备卷五卷、律卷十卷、续编六卷。与《四库禁毁书丛刊》所收《古方略》四十五卷、续编六卷,目录页码完全一致。但凡例后即是总目,缺少《石啸居新书目》和《卓庵自叙书目》,以及《余冢宰古方略参定姓氏》。二是南京图书馆藏有五卷本,为律卷的前五卷,可以补充。四、结 语晚明是中国印刷史发展的繁荣时期,这一时期书业发达已是学界共识。惟以往学界研究多是从书籍数量、书店数量以及书籍形态等外部形态进行描述,而较少从图书编辑出版内部环节予以考察。本文通过对张自烈兄弟的编辑刊刻图书过程进行初步梳理,从图书编辑、市场宣传到版权保护的图书出版内部链条考察出发,展示了晚明清初时期南京地区图书出版的实况,从而为这一时期的出版史研究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实例。注释1杜泽逊:《明末版权史事钩沉——崇祯十三年金陵石啸居刻〈四书大全辩〉卷首版权文件十四通读后》,《大连市图书馆百年纪念研究论文集》,万卷出版公司2007年版。 2[日]三浦秀一著,石立善校译:《张自烈撰〈四书大全辩〉与明末清初的士风》,《哲学与宗教》第六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98—218页。 3何朝晖在其著作《晚明士人与商业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中,对《石啸居新书目》已经予以关注,惟在《四书大全辩》一书的版本判断上,以及张自烈在入清之后的出版行为考证上,其观点与笔者不同。 4《世祖实录》顺治十六年(1659)十一月十七日:“礼部议复礼科右给事中杨雍建疏言,滥刻四书《诸家辩》《大全辩》等书,畔道驳注,应令焚毁。并饬直省学臣校士,务遵经传,不得崇尚异说。从之。”《高宗实录》乾隆四十三年(1778)闰六月十七日:“乙亥。谕军机大臣等,据巴延三奏,查获六柳堂集二本。系明人袁继咸所著,张自烈编辑。语多悖逆。查袁继咸原籍宜春。……务将其书本及版片悉行查出,解京销毁。” 5有关张自烈著述的论文主要有:文小菊《张自烈生平与著述考略》,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方子昭《张自烈著述考》,《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方子昭《张自烈著述新考》,《科教创新》2011年第4期。 6《芑山藏书记》,《芑山文集·传记》卷之二,《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66册。 7《芑山藏书记》,《芑山文集·传记》卷之二,《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66册。 8康熙《宜春县志》卷之四《人物列传·理学》。 9张自烈:《自撰墓志铭》,《芑山文集·杂著》卷之三,《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66册。 10《壬午程墨文辩序》,《芑山文集·杂序》卷之四,《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66册。 11此书见于张自烈《自撰墓志铭》:“天启元年,愤珰乱,辑《宦寺贤奸录》,自为序,思伏阙……书成未上。”(《芑山文集·杂著》卷之三,《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66册) 12王恩俊:《复社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1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三十七“四书类存目”。 14此事详见龙野:《艾南英、张自烈时文之争与晚明时文选政》,《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15《壬午程墨文辩序》评语,《芑山文集·杂序》卷之四,《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66册。 16《壬午程墨文辩序》评语,《芑山文集·杂序》卷之四,《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66册。 17《石啸居新书目》,《古方略》,《四库禁毁书丛刊》子部第31册。 18《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三十七“四书类存目”。 19《回奏锓行四书五经大全辩疏》,《芑山文集·疏议》卷之一,《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66册。 20《进四书大全辩疏》,《芑山文集·疏议》卷之一,《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66册。 21《旅记三》,《芑山文集·旅记》卷之三,《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66册。 22《赵按院移十三院公檄》,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顺治本《四书大全辩》。 23《宜春县王燕皇原示》,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顺治本《四书大全辩》。 24《重锓四书大全辩纪略》,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顺治本《四书大全辩》。 25《李学院行江南各府原牌》,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顺治本《四书大全辩》。 26《世祖实录》顺治十六年(1659)十月十日。 27《世祖实录》顺治十六年(1659)十一月十七日。 28《禁翻刻道济堂书籍原示》,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顺治本《四书大全辩》。 29《上皇帝论左兵横暴书》,《芑山文集·书牍》卷之三,《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66册。该书对左良玉兴兵肆虐袁州,述说甚详,尤其是对自己家人未遭贼难、反受兵暴的遭遇,痛心疾首。张氏集中还有《再上皇帝论官兵四蠹书》,亦可窥晚明社会之一斑。 注：本文发表于《中国出版史研究》2020年第1期，此 注：本文发表于《中国出版史研究》2020年第1期，此据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韩凤冉授权发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