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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刚刚出现的时候，人们曾经对这种新技术寄予厚望，希望它能破除线下世界积累的陈疴，带来一个更加丰富、自由、平等的社会。它甚至被称为“实现平等的利器（The Great Equalizer）”。几十年后的今天，早期的乌托邦想象已经破灭。甚至可以说，数字科技非但没有抹平社会上的不平等，反而加剧了人群之间的分化。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新闻实验室”发起人方可成在《北大金融评论》上发表文章指出，披着高科技的外衣，互联网经济中的不平等更难被看见、被监管。但是，技术不会天然成为带来平等或者不平等的力量，最关键的，是谁来利用技术，以及如何利用技术。早期认为互联网会带来平等的人，给出的一个理由是：新媒体大大降低了信息获取的成本，让全世界的信息都变得唾手可得。只要手头有一台接入互联网的设备，再偏远地方、再底层的人，都可以获得同样优质的信息。这样一来，富人和穷人之间的信息差距就被抹平了。这个理由的前半段说对了，后半段却与真正发生的情况相距甚远。的确，如今获取信息的物质成本已经很低了。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大部分人都有了智能手机，便宜的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可以方便地接入互联网，信息的确是唾手可得了。但是，手头有了电子设备，不代表就具备了意识和能力，去有效地使用这些设备。你当然可以在网上学习、求知，徜徉在人类智慧的宝库里，但现实是，更多人被娱乐类的内容吸引过去了，甚至上瘾。而对新媒体的使用意识和技能，则因为家庭教育等原因，呈现出鲜明的阶级特征。中上层家庭的孩子更可能利用互联网提升自我，而底层家庭的孩子则更可能沉迷于游戏和抖音。2018年的时候，《纽约时报》曾经刊发一组报道，揭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依靠互联网获取了巨额财富的硅谷富豪们，却在纷纷严格限制自己小孩对手机和平板电脑的使用时间，因为他们知道：手机里有太多刻意设计出的让人上瘾的应用了。例如，Facebook前行政助理、如今在扎克伯格发起的慈善组织任职的Athena Chavarria说：“我深信我们的手机里有恶魔，并且这个恶魔正在对我们的孩子造成伤害。”她还认为，一个班里的赢家是最后一个有手机的孩子。硅谷父母们甚至纷纷和保姆签订“不准用手机”的合同。这类合同往往会规定：保姆在孩子面前不能使用任何带有屏幕的电子设备，包括手机、平板电脑等等，除非是孩子的父母打来电话。和上述硅谷父母对电子产品的高度警惕形成反差的，是电子产品在中低收入家庭儿童中的流行程度。曾经，“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指的是，富人家庭的小孩可以使用最先进的电子产品，而穷人家的小孩还不会上网。如今，新的“数字鸿沟”则好像掉了个个儿，它指的是，富人家庭的小孩越来越少使用电子产品了，他们有更多的时间亲近大自然、玩那些实体的玩具、拥有更多的线下人际互动，而穷人家的小孩则沉迷在手机APP之中。美国一家非营利组织Common Sense Media曾发布研究数据：低收入家庭的青少年每天平均会花8小时7分钟在各类屏幕上娱乐，而高收入家庭的青少年每天只会花4小时42分钟。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对比很容易理解：电子产品是便宜的，它可以用来替代其他更贵的东西，比如，它成了请不起保姆的穷人家庭打发孩子的低成本方式。在这种鲜明的鸿沟之下，数字技术越普及，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可能越严重。
相信互联网是带来平等的利器的人，还有另一个理由，那就是互联网创造了无数的新机会，可以让普通人白手起家，可以让素人一夜成名，可以颠覆被精英把持的权力结构。在早期，这种判断可能的确应验过。天才少年在车库或者宿舍里创业，凭借聪明才智一跃成为新贵，这样的神话在硅谷并不鲜见。但是如今，互联网行业早已形成巨头垄断的态势，草根成功的机会越来越少了。这与互联网的特性有关。正如科技博主Ben Thompson所说，互联网服务的网络效应使得赢家通吃成为常态，让科技平台有了天然的垄断倾向。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当你身边的大多数人都在用微信，你实际上就已经没有什么其他选择了。而且对于微信来说，增加一名新用户的边际成本接近于零，于是也就可以迅速扩张规模。与此同时，巨头们也在通过各种方式巩固自身的垄断地位。以美国的几家巨头为例。谷歌在搜索结果中，涉嫌将包括YouTube在内的自家产品排在更高的位置，以将流量更多导向自己。此外，谷歌的广告服务也存在信息不透明、两头通吃的问题。Facebook被曝光的内部文件显示，它们曾经将Instagram视作威胁，而应对的方式则是通过收购维持自己的市场地位。对于买不下来的对手（比如Snapchat），则直接抄袭它们的核心功能。亚马逊则先利用低价达到垄断地位，然后利用平台上第三方卖家的数据来开发自己的产品，横刀夺走利润。可以说，曾经在其他行业中上演的情节，在互联网行业中再次上演。而且，披着高科技的外衣，互联网经济中的不平等更难被看见、被监管。无论是数字鸿沟还是巨头垄断，我们从中得到的启发是类似的：互联网不是凭空存在的力量，它的发展受到社会现实的深刻影响。如果没有更大范围的教育平等的努力，如果社会不能让穷人家庭的孩子学会更好地利用数字媒体，而不是沉迷其中，那么单靠互联网无法抹平阶层之间的信息贫富差距。如果没有更好的反垄断监管，如果巨头可以用各种阻碍他人发展的方式维护自己的市场地位，互联网也不会成为无权无势的草根创业者的天堂。技术发展的脚步不会停歇。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如火如荼地开展，我们又面临新的挑战：人工智能时代会不会进一步加剧社会不平等？最直接的威胁，当然是来自可能发生的大规模失业。一些政府正在积极探索“全民基本收入”的可能，避免人类劳工被机器人取代后引发剧烈的不平等和社会动荡。此外，算法的强大能力，还可能会让人群分化成“控制算法的人”和“被算法控制的人”两类。《人类简史》作者尤瓦尔·赫拉利就认为，这个世界可能变成1％的控制算法的“神人”加99％的被算法控制的“无用的群众”，人类社会将出现前所未有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不平等。在他预言的未来情景中，99%的大众，生活将由人工智能统一服务，售货员是机器人，客服也是机器人，餐食由机器人烹制，看病由机器人诊断，孩子上课也是机器人教学；而1%的精英，则能与真人互动，享受由米其林厨师、名医、教授服务的奢侈。要避免这种悲观的预言成为现实，就要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过程中仔细考量，对算法进行监督，并积极研究相关的公共政策。正如数字鸿沟和巨头垄断的教训告诉我们的：技术不会天然成为带来平等或者不平等的力量，最关键的，是谁来利用技术，以及如何利用技术。现在征订《北大金融评论》全年刊（第6-9期） 即可免费获得新刊（第5期）一本（4折，100元5本） 购买单期同样有优惠（8折，40元/本） 扫描二维码征订全年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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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大金融评论》2020年第4期（总第5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