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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之殇(二十七)||刘根

 河南文苑 2020-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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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长歌当哭(7)

2014年12月14日夜里,刚刚出院在家休养了两天的父亲又一次发病。

在村医上门打了两瓶吊针后,症状仍未缓解多少。严重心衰导致的心慌、气喘等症状几乎每个小时都会发作一次,令父亲痛苦万分。

在家守候的大姐力劝入院救治,准备拨打120。父亲在满头大汗的疼痛中摇头拒绝。也许,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危急情况,在鬼门关闯荡了几次,他仍坚持认为这是老毛病了,“抗一下”就好了。

经过大姐极力劝导,他才道出了自己的“心结”。原来,他怕听到救护车那刺耳的警笛声音,也不愿再一次被送到曾经待过的、提起都觉得不寒而栗的重症监护室,更不愿村民或乡邻笑话自己一次又一次住院……

一生都在孩子们面前展现着坚强的一面的父亲啊,在强大的外表下面,原来跳动着的却是一颗饱经风霜挫折和痛苦磨难过的脆弱的心啊!

无奈之下,大姐只得给医院120打电话,说明了父亲的请求。父亲这才同意120救护车过来。

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市一院的救护车拉着警笛、闪烁着警灯在夜色中驶到了早已沉寂的村口。早已等候着大姐,嘱托司机关掉了警笛声音,连闪烁着的警灯也熄了,引导着进了村子,驶到了我家门口。

此时的父亲在药物的作用下已经稍缓过来,正靠着床坐着,吸着氧。一番检查和询问,医生让赶快收拾东西,准备去医院。

他缓缓地站了起来,挣脱了大姐和母亲的搀扶,想自己走上台阶下面的推车,以此证明自己并没有病得那么严重。在医生的制止下,这才作罢。

这是一个一辈子争胜好强、从不服输的老人,也是一个把尊严和面子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老人,在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之时仍以不服输的姿态阐释着自己的个性和倔强!

救护车载着父亲在夜色中向医院疾驶而去。这是父亲最后一次,也是经历时间最长的一次住院。

第二天的中午,我匆匆地赶往医院。病床上的父亲闭着眼睛,半卧半坐地靠着折叠床头,打着点滴,吸着氧气,旁边的心电监护仪上不断跳跃着心率和血压的瞬时数值,脸色蜡黄而憔悴。

输了三天的液,暂时地阻挡了汹汹而来的病魔的肆虐。然而17日傍晚,它又不甘心地袭来,在医生和护士的奋力抢救下,病魔又一次被击退。

这一次的抢救已经开始用到了吗啡针。这是一种只有医生“红处方”才能用到的止痛针,足见父亲病情发作时的痛苦和难受。

经过将近一周的治疗,父亲的症状终于暂时地稳定了下来。

多次的住院经历,医院已建有父亲前几次治疗的电子档案。心衰固定的治疗程序--利尿、强心、扩血管,外加吸氧和心电监护诸环节父亲早已熟知。所以,在他看来,在家和在医院输液治疗已经差别不大。这也是他每次疾病发作不愿来医院的原因之一。

但随着下半年病情的频繁发作,内心深处他还是有着些许的恐惧和胆怯,让他也感觉到了村医和“大”医院医生的差别,所有他会极力配合着医生的治疗。

只不过这次让父亲不放心的是,主治医生不是他上次住院的那个“老乡”医生,这让他有点耿耿于怀,非要坚持换主治医生。还说这个医生看的不好,检查的不仔细,还重复检查收费等等。在我们的反复劝说下,这才答应先治疗着,等那个医生上班了再考虑找他谈谈。

 入院以来,父亲饮食状况不是太好,每顿饭只是喝了点稀粥,吃了点菜,体形也日渐消瘦,但是精神状态尚可,也能自己下床去洗手间。

22日冬至那天,我特意做了点羊肉刀削面,面煮成稀粥状,盛了一小碗送到了医院。但父亲自始至终没有进食。

23日上午,为了给父亲其实也是给自己和家人一些心理上的安慰,从不迷信的我特意去拜访了北京大道的一位“大师”。回到病房,我把“大师”的话说给他听,父亲苦笑了下,也未置可否。

晚霞渐渐隐去,黄昏悄然降临。人民路和中州路上华灯闪烁,车水马龙。这里汇聚了这个城市最热闹的商圈和人流,超市和店铺都卯足了劲在营造着圣诞前夕的狂欢氛围。

热闹是属于医院外面世界的。一间间狭窄的病房里,除了壁挂电视里面的热闹的电视节目外,一切都是冷清的,连同一张张愁眉不展的面孔。

大约在23:30左右,父亲又一次病发。气喘、胸痛,脸色变的绛紫,豆大的汗珠从额头往外冒。惊慌之下我匆忙去叫医生和护士。一个中年女医生边走边往身上披白大褂,紧跟着两个护士赶来。

简单问询了几句,医生用一连串地指令吩咐着两个手忙脚乱的护士,吸氧、做心电图、静脉推药、静脉注射、抽血化验……

这是我平生见到的最惊心动魄的抢救场面,却也是最心痛和难以忘怀的一幕。

病痛折磨下的父亲显得狂躁不安,手脚扭曲着,不停地掀掉罩在鼻孔上方的氧气罩,大口地喘着气。医生把氧气流量开到最大,一个护士紧紧地按着气罩,强迫着他吸氧。

采集动脉血时,父由于烦躁而身体不停地扭动,一个护士怎么也做不成。在医生的吩咐下我和弟弟按着父亲的手脚,这才勉强完成。

握着父亲那瘦得皮包骨的手,莫名的恐惧和悲伤不断涌出,心里不停的默念着“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十分钟过去了,药物和针剂似乎仍未发挥功效。痛苦的父亲仍在狂乱地扭动着身体,嘴里不停地喊着“快!吗啡!吗啡!”。

表情木然的医生则训斥着他,“不要总想着用这,能忍受的话再忍受一下,现在都用吗啡了以后再难受时咋办呢?”

在父亲和我们的要求下,医生最终还是同意用了半只吗啡。

短暂的平静之后,父亲出现了又一波重度心衰症状。旁边的心电监护仪上,一条曲线在无规则地波动,心率从140到70急剧下降。气喘吁吁的父亲身体蜷缩着,眉头紧锁,衣服已经湿透,从口里喊出了“救我,医生”的微弱声音。

忍着将要滴落的泪水,我们不停的安慰着父亲,期望着医生的紧急行动。年轻的医生额头紧蹙,眼睛里依然看不到丝毫的慌乱和急迫。许久才吩咐护士赶快去办公室推来心脏电击除颤器。

两位年轻的护士一路小跑,推着仪器进了病房。医生在给她们下达着准备除颤、电击的抢救指令。

也许是上天有眼,也许是药物的作用,父亲渐渐地平静下来,呼吸也变得均匀和通畅了。旁边的监护仪上,那条时刻勾紧我们神经的曲线正变得有规律地跳跃着,心率在逐渐地趋于80左右。

病魔肆虐之后的父亲,筋疲力尽,慢慢地睡着了,被汗水打湿了的头发花白而刺眼。

又观察了十多分钟,那个自始至终超乎冷静沉着的医生嘱托我们紧密关注旁边的监护仪,有情况及时去叫医生,就领着护士回到了值班室。

病房前的一排长凳,冰冷而又坚硬,紧紧悬着的一颗心落了地,手心里不知何时已被汗水湿润。斜偎在上面,我却毫无睡意。

此时,已是午夜。

窗外的中州路上,路灯冰冷而刺目;大统百货墙上,为圣诞节而竖起的巨幅明星招牌依然清晰如昼。

(八)长歌当哭(8)

2014年的日历即将掀去最后的几页,新的一年正悄然而至。

从市一院对面的大统百货到北边古朴风格的府衙步行街,到处飘荡着热闹和喜庆的红色。路上的行人和车辆也渐渐地多了起来,行人在缝隙中左冲右突,引得车辆不停地鸣笛。交警依然在忙碌地指挥着交通,时不时地拦下一个又一个冲到到机动车道的行人和电车。

心内三科的病房里,色彩依然是被白色充斥着。白色的墙壁,白色的床单,进出的白大褂,泛着冰冷的白色的日光灯,还有那白漆快被磨光了的凳子和床头柜。

走廊里,一个70多岁的面若枯木的老人拿着一张记了个电话号码的白纸,用几乎快要哭出来的语气在打着电话,四处借钱,拒绝他的是一个个苍白无力的理由,惹得两边病房里的家属不耐烦地掩上房门。

不管怎样,生活依然在继续。尽管人们早已习惯了庆祝农历的辞旧迎新,阳历元旦来临,让病房里的病人和家属也难得露出久违的笑脸。

23日夜的那次抢救之后,在我们的极力争取下,父亲的主治医生终于换成了那个年轻的“老乡”医生,也算是我的“师兄弟”吧。病房也从东边换到了和医生值班室错对面的病房里。

熟悉的面孔,熟悉的治疗方法,不温不火的态度,使得父亲积极地配合治疗,心情还算可以。只是饭量上明显地在减少,每顿饭都是喝几口稀粥或面条,连他喜欢喝的麦片也都是只咽下两三口。

其实,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每个护理病人的家属心思都是一样的,大家往往会把病人的饮食多少作为评判病人病情轻重的标准,把力劝病人把饭吃下去作为自己的一份孝心和责任。

病人不吃饭,家属会在心理上很难受;病人能愉快地吃下饭,这往往意味着疾病的减轻和自己的孝心有了回报。而在医生看来,这是一种盲目的标准和孝心,因为不同的疾病会对饮食有不同地护理要求,应区别对待方妥。

在这种盲目的心理支配下,我们姐弟几人总是时不时地问父亲“想吃点什么、想喝点什么”。而病痛折磨下的父亲,无论是心肺功能还是肠胃系统都是处于一种紊乱的状态,所以他每次都是眉头紧蹙,摇头拒绝。

25日凌晨,在忧愁和担心中,父亲终于有了饥饿感,总算吃了点馒头,也喝了半碗稀面条。惊喜之中,我在空间发了条“愿奇迹继续,一切平安”的说说,众多好友送来了对父亲的祝福。

父亲的病情仍是时好时坏。我们姐弟分成两班,在他病床边专门打了个地铺,轮流看护。

病情发作时,他会大口喘气,喊到“快把我拉起来!(病)又想犯了。”这时,我们赶快把他扶起来,让他靠着床头,然后去叫医生。往往是医生刚到,还未用药,他就缓了过来劲。

如此几番之后,他也觉得苦恼,咨询医生能否在预感疾病发作前舌下含服硝酸甘油片。同病房的另一个年轻的病人也极力向父亲推荐他的主治医师。

其实,病至如此,药物的治疗作用已不大了,剩下的就是心理上的安慰了。

2015年的元旦到来了,这一岁月的更替带给我们的是希望和憧憬。

希望一生坎坷的父亲这一次仍能够幸运地躲过厄运,憧憬着新的一年我们能有更多的可以在父亲膝下承欢和奉孝的机会。然而,病房里的父亲状况并没有太多的改变。

有一次,父亲和我谈及了23日那次抢救,说到了自己当时那种痛苦的感觉生不如死,也想到了选择另一种方式自己结束生命,早点走了,好给我们几个子女减轻负担。

心酸的感觉顿时涌来,忍着将要滴落的泪水,我笑着劝他不能有任何不好的念头,安慰他:一个在重症监护室都待过的人肯定是福大命大、逢凶化吉的。在父亲面前,我们没有理由不强颜欢笑、假装坚强,身体上的痛苦我们分担不了,但在精神上我们不能逃避,即使一切都到了山穷水尽,仍要鼓励他坚定地与病魔作斗争。

因为不能平卧,可折叠的病床呈三十度角被摇起。大多数时候父亲都是静静地躺着,眼睛微闭,在思考着什么。每天例行的四瓶药液,固定的扎针、吸氧、服药使得他行动上已经麻木了。但他的思维依然是清晰的。

漫长的输液中,他会问问几个子女的工作,问问几个孙子和外孙的学习情况,也会同病房那个年轻的、严重的冠心病人聊天,倾听他年轻时的如何为了挣钱而忽略了身体的遗憾。

也许,他也感受到了生命的珍贵,感受到了去日不多的遗憾。

元月5日,父亲又一次的病发。大姐在空间日志写到:今下午从外面回医院,父亲又一次犯病,他用微弱的声音和我说,“我是不行了,治不住呀!”,说着眼角都湿了。看着他泛起的泪花和那绝望的神情,我无语哽咽,心如刀割,逃也似的离开医院。好恨自己无能!

其实,我们每个子女的心里何尝不是装满了痛苦和无奈啊!

这次抢救之后,医生开始调整了药物,也用上了输液泵。一大针管的药液靠着仪器一滴一滴地被泵入父亲的血管。在那变换着的指示灯和数字映照下,父亲消瘦的脸庞平静而安详。

也许,人生最难做的事情就是抉择和取舍了。在痛苦和纠结中,我们四处打听,想到了给父亲转院治疗。我甚至通过同学联系了中心医院的医生,带着他多次住院的检查报告单,咨询了医生国内关于心衰的最佳治疗方案。

那个年轻的医生在看了父亲的CT报告后,摇了摇头说,血管堵塞和钙化严重,心脏泵血功能基本丧失,这种末期心衰已无逆转的可能了……

10年间经历了这么多次的住院和治疗,父亲也明白了自己的健康状况。我们无从得知他后来的内心世界是否也在激烈斗争着。如果说元旦前的时间段内他还有着强烈的求生欲望,元旦之后的这段时间他反倒是平静和坦然了许多。

在一次和他的交谈中,他甚至和我聊起了后事,说起了人固有一死,生死由命,你们也不用过于悲伤,这一辈子该有的也都有了,该享的福也都享了;还说到从87年与母亲结合,27年来母亲对他和我们都不错,从小把我们姐弟五人抚养大,吃了很多苦、作了很多难,一路走到今天也不容易,嘱托我们在他走后要多包容母亲,像他生前一样对待她……

内心被心酸充斥着。

一生要强的父亲啊,年轻时历经坎坷磨难,挫折打击,含辛茹苦抚养五个孩子长大成人,立业成家,享受到了多少“福”呢?到了晚年,本该过着子女奉孝、含饴弄孙、安享晚年的生活,却屡遭病痛折磨,更无福消受世间每个老人所憧憬的人生结局!悲哉!痛哉!

就这样,在煎熬中又度过了几天。住了将近一个月的父亲主动提出来要出院回家。医生也没有再阻拦,开了药单,嘱托我们在家继续输液治疗,又特意开了两支吗啡,以备不时之需。

2015年元月13日。那一天,天空晴朗,但始终未见太阳露脸,气温也很低。

将近中午时分,最后一瓶药还未输完,父亲已经迫不及待地让拎上在车里输,安排着让我们收拾物品,准备下楼乘车。从医生办公室走过,他还专门对他的主治医生说了声“谢谢了!我们回家了!”。

我提前从病房下来,发动汽车,打开了暖气。大姐和母亲给他披上袄,戴上帽子,用轮椅把父亲推到车门前,他的布满了针孔的右手还在渗着血滴。虚弱的父亲费力地抬脚,在大姐和母亲的搀扶下坐在了后座上。

车子发动,缓缓地驶出了市一院--这个他生命长河里一共住过了四次、将近三个多月的地方。母亲问他累不,想让他靠在她肩膀上睡一会。他恼怒地说了句:不累,睡啥呢?

也许是思家心切的激动让他不知疲惫,也许是一辈子要强的自尊使得他强撑着脆弱得不堪一击的身躯,也许是生命之火再也无法熊熊燃烧时对这个世界的最后一丝留恋和观赏……

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清楚,父亲是太累了,不仅有他的身躯,更有他的精神和灵魂。


作者简介: 

刘根,河南南阳人,中学教师。文学爱好者。作品散见于当地媒体及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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