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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年前的1995年，北京大学著名学者季羡林在《东方文论选·序》中说：“我们东方国家，在文艺理论方面噤若寒蝉，在近现代没有一个人创立出什么比较有影响的文艺理论体系，王国维也许是一个例外。没有一本文艺理论著作传入西方，起了影响，引起轰动。在无形中形成了一股崇洋媚西的气氛。”他又说，“想使中国文论在世界上发出声音，要在世界文论之林中占一个地位，其关键不在西人手中，而全在我们手中。” 季羡林的说法也许过于绝对，但大体上中国现代文艺理论和灿烂的古代文艺理论不相匹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文艺理论能够和西方对话已属凤毛麟角，像王国维、朱光潜等也只是少数而已。不过，季羡林提出要中国人自己“发出声音”，我认为是非常确当的。 同年，香港学者黄维梁认为：“在当今的世界文论中，完全没有我们中国的声音。20世纪是文评理论风起云涌的时代，各种主张和主义，争妍斗丽，却没有一种是中国的。……尽管中国的科学家有多人得过诺贝尔奖，中国的作家却无人得此殊荣，中华的文评家无人争取到国际地位。”“中国声音”再次被强调，然而却是“无声的中国”。 黄维梁和西方接触较多，他的这一看法应该是有说服力的。黄维梁提出，中国没有给20世纪文学理论贡献任何一种，这一点令人警醒。他明确提出的“中华的文评家无人争取到国际地位”，是中国文艺理论国际地位这一问题的最早的提出者。但是，中国文论缺乏国际地位这一问题却与另一场持续不断的争论发生着错位的联系，这一争论就是文论“失语症”，发起人是曹顺庆。 1996年，曹顺庆在其轰动性的论文《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中，开篇即引用了季羡林、黄维梁等人的观点。客观而言，季羡林、黄维梁的文字只说明中国文论缺乏世界性的地位，属于诊断症候，尚未对原因进行系统分析，曹顺庆的论文则将中国文论没有世界地位归咎于“文化病态”，诸如文化虚无主义、偏激等，其中表现最集中的在于原创性的缺失、不自信等，而一味西化，导致中国文论不能自己说话。这一系列判断是否有效，暂不讨论，从话题角度而言，90年代中期提出的失语症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中国文论国际地位的问题，但它并不是唯一的源头，在中西比较文学领域，就隐约有这样的意念。 由1995年上推20年，成书于1975年的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就提到这本书的“终极的目”，“在于提出渊源于悠久而大体上独立发展的中国批评思想传统的各种文学理论，使它们能够与来自其他传统的理论比较，而有助达到一个最后可能的世界性的文学理论（an eventual universal theory of literature）。”括号中的英文也可以译为“普适性文学理论”。这种普适性文学理论不是西方的，而是中西综合的。为了达到这种综合，对中西传统诗学的比较研究就非常重要了。 遗憾的是，刘若愚在强调中西传统诗学比较的同时，却对中国现代文学理论表达某种贬低的意味：“至于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理论，除了纯粹传统性的批判家所信奉的以外，我将不予讨论，因为这些多少受到西方影响的支配，不管是浪漫主义，或象征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因此所具有的价值与趣味，与构成大多独立发展的批评观念之源泉的中国传统文学理论，不可同日而语。”强调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独立性非常正确，但由此而轻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似值得商榷。 在我看来，一种普适性的文学理论绝非是抽象的综合，而是现实性、实践性的综合，如果不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得与失、经验与可能，谈论一种抽象的普适性文学理论，我认为是不切实际的。刘先生致力于中西传统文论的比较，至今已过去了近50年，但是我们始终没有看到在刘先生比较研究引导下出现普适性文学理论的可能。西方文论“独步天下”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而一味将传统原汁原味地复制到当代，也同样无法促进中国文学理论真正获得其国际地位。也许普适性文学理论仍然具有吸引力，但是在多元时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独特性和原创性或许更值得尊重。 比刘若愚更早意识到中国文艺理论的国际地位的是由1975年上溯40多年至民国25年（1936年）时的刘华瑞。在其《中国文化在国际上地位》一书中，他提到中国影响世界的主要方面是中国工艺美学，流行于17世纪的欧洲，其外也不出儒释道等哲学，在文艺理论上，他倒是没有详细说明。刘华瑞对中国文化国际地位的思考同民国时期保守主义思潮有关联，表现了一种克服西化思潮、重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心的态度。 由1936年再往前上溯20年，到1917年，也同样有人讨论中国文学的国际地位。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说，“吾国文学豪杰之士，有自负为中国之虞哥（今通译为雨果，下同）、左喇（左拉）、桂特（歌德）、郝卜特曼（霍普特曼）、狄铿士（狄更斯）、王尔德者乎？”陈独秀的结论当然是没有，因此才要掀起文学革命。不过很有意思的是，他竟然提到了在西方声名狼藉的唯美主义大师王尔德，给文学革命带来几分吊诡。 当然，我们还可以再上溯到中西第二次大碰撞时代——近代历史上的守旧主义思潮，自视文教优于泰西，或者中西第一次大碰撞时代——明末清初的“西学中源”之类的看法，不过，那已经和今天谈到的中国文论国际地位问题相去甚远了。中国文论国际地位这一问题，是说明确意识到中国文论的国际地位业已丧失殆尽（比如五四时期），并力图重新赢得它的国际地位、尊严与信心，洋溢着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情怀，也表现出积极的、开放的学术立场。因此，提出这种问题并加以认真探讨显然意味新的文化语境的出现，这是对学术的挑战。 失语论提出不久，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化思潮在文学研究界的开展，“文学理论国际化”的问题也随之提出。2001年，王宁表明了中国文论国际化的重要策略——全球化。全球化的策略就是中国文论“暂时借用西方的话语”，其中策略之一就是文学理论的翻译，或者说就是中国文论的国际化策略。 在这一点上，王岳川也有此意识，但他是将文论放置在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的语境中进行讨论。后来他又明确提出要系统性地输出中国现当代文论家、美学家，扭转东西方学术的不平衡状态，改变中国人文学术的被动局面。为此，王岳川组织学者出版了《中国当代美学家文论家评传》丛书（黄山书社2016年）。 在王宁、王岳川之后，开始有学者较为明确地关注、讨论、研究中国文论的国际地位问题了。2010年，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扬州大学几位师生发表了一组文章，其主题是“中国文论‘走出去’的若干问题专题探讨”。之所以取这个主题，一个突出背景是当时在政府层面提出的“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这一战略反映到文学领域，就是“中国文学走出去”，但是“中国文论走出去”却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因此才有这样一个专题的讨论，以补足短板。该讨论明确指出，通过讨论引起中国文论界的重视，“从而为中国文论争取国际地位”。 应该说，中国文论的国际地位问题至此已经被明确提出来了。从其讨论的内容而言，中国文论国际地位的获得还主要是文化战略性的，尤其是文论翻译等成为最重要的途径，即“中国文论翻译输出”。然而，由于各种原因，自学界提出文论翻译后，快20年过去了，这一系统性工作始终没有太大的开展，虽然有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但始终不成体系。 从更深层次而言，虽然文论翻译输出对中国文论国际地位的获得非常重要，但又不止于翻译输出，其背后更多的学术性因素更值得审视，比如中国文论的入思模式、评价体系、原创性、对外交流、文论共识、世界文论史叙事等，都需要认真审理。这涉及知识话语与全球学术体制的关系问题，不是一厢情愿，说出去就出去了。 1994年，在文论失语症讨论的前一年，美国Johns Hopkins guide to literary theory & criticism（《霍普金斯文学理论和批评指南》）第一版出版，里面破天荒地收入了中国理论与批评。第一次在西方学术界有了对中国两千多年来文论的简史资料，其中，还有20世纪中国文论，由著名汉学家、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胡志德（Theodore Huters）撰写。但是，似乎国内对此并不在意，至多是关注其文化研究的方面。这不能不说是当时关于中国文论国际地位的问题意识尚不强烈，学界正处于引进文化研究的兴奋阶段。 在我看来，该《指南》主要是知识性的，一方面，除了中国文论，还有印度、日本文论、拉美文论等，看不出来中国文论入选有何突出的学术意义，只是西方文论知识普及的一个考虑，以体现其全面性。另一方面，以简史的形式传达给西方，显然是过于简略了，只是一些名字和简略的表述而已。2005年，第二版修订时，20世纪中国文论的撰写者改为周小仪、童庆生，其视角开始从汉学家转向为本土学者。总体情况仍然没什么实质改观，相比西方文论家数以十计的单独条目（如康德、本雅明、福柯、巴特等），中国文论家一个也没有，连孔子、刘勰也没有。 到了2010年，一本西方的文论选的出版令中国文论界感到振奋，西方文论界居于重要地位的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诺顿理论与批评选》）第二版收录了中国文论家、美学家李泽厚的论文，于是李泽厚成为第一个进入西方文论知识体系的中国文论（美学）学者。这一事件也再次激发了大家对中国文论国际地位的兴趣。2018年，《诺顿理论与批评选》第三版出版。相比第二版，文论家有进有出，比如波德莱尔等13人出去了，而美籍华人理论家周蕾等20多人进来了。当然，这不是说出去的文论家如波德莱尔就不重要，而是文集自身编辑理念的调整的结果。关于李泽厚入选的学术意义，已有学者讨论，此不赘述。 李泽厚的入选有多重原因，一方面，李泽厚在20世纪中国文论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地位，并且在海外的影响也基于学术层面，他的《美的历程》《华夏美学》《美学四讲》均有外文译本。另一方面，也是顾明栋鼎力推荐的结果。当然，李泽厚的学术影响并不意味着李泽厚的学术成就就是中国文论界最高的，而只是就跨文化传播面而言，李泽厚是传播至西方最广泛的一位。 实际上，中国文论在世界上缺乏声音一个突出的原因是文化翻译与知识范式的问题。如顾明栋所言，“中国文论的现状是，只有很少一部分已被译成英文。”选择中国现代文论而不选择中国古代文论，仍然表现了西方中心主义的不彻底性，因为“大多数编委们认为，中国古代文论，由于历史、文化、思想和写法的特点，其概念、名称、术语、观点以及用典等，即使加以详细的注释，西方读者也未必能理解。而且古代文论偏重感悟式评点，虽有独到的见解和精辟的思想，但常常是蜻蜓点水，一带而过，没有进行深入的探讨，不合文选的编辑方针。”这一段话反映了西方对中国文论根深蒂固的看法，中国古代文论太民族、太传统，它根本不可能原封不动地进入现代文论体系当中。 这一点着实让中国文论界扫兴，即便我们的中国传统文论再翻译数百部，注释再详细，也无法根本上改变中国文论在世界文论（一定意义上是西方文论）中的他者化状态。它至多在西方学术界的边缘——汉学界有影响而已。究极而言，西方文论主流学术界希望了解的仍然是比较好地结合了传统，同时又具有现代乃至当代、后现代风貌，适合西方人阅读习惯的的中国文论，而不仅仅是古文论的“翻译版”。 可以说，这种情况主要是从西方接受者的角度而言的。很明显，像《诺顿理论与批评选》本身就是文化研究范式的一个体现，研究的内容广泛涉及全球化、体制性、政治经济学、生命政治、通俗文化、文体、生态、身份、媒体、情感、文学比较、修辞、数字人文、电影等等，中国文论自身可以参与，但也并非完全适合这一模式，只是中国文论界似乎特别在意进入西方的评价体系，如SSCI、A＆HCI。其他艺术领域如奥斯卡（电影）、诺贝尔（文学）、威尼斯（当代艺术）、格莱美（音乐）、普利兹克（建筑）等，莫不如此。 近几年来，文论界掀起了当代西方文论反思（强制阐释）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体系（本体阐释）的热潮，一时吸引了诸多学者的注意力，廓清了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但问题或许依然在于，研究（及如何研究）了什么文学艺术文化的新问题、新现象、新趋势？21世纪以来，文论界的热点问题诸如生态、网络、媒介、身体、文化研究、生命政治、人工智能等等，也多源自西方。中国文论界不仅要赶上这些，更在于能否提出一种范式意义上的新问题、新方法、新领域，仍然是重中之重。这考验着中国文论界的思想智慧。 百年回望，从五四到今天，中国文论（广义文学艺术研究）国际地位问题不仅百年前有，当下尤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一问题已经被深入地研究了。西方文论一方独大的状态已经被视为常态或被内在化，中国文论界的眼中根本没有中国文论的华丽身影。迄今为止，中国文论国际地位问题的批判式研究不但数量偏少，而且在研究的深度和规模上都有待进一步提高，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西方一元论”和“中西二元论”。 “西方一元论”就是认为西方是文论的源头和最高标准，一切文论都需走向西方文论。当然，唯一可以期待的是西方中心论自动升级为全球文论，但似乎没中国文论什么事。因为，我们仍然在讨论重建中国文论，而世界文论在中国文论界还没有被系统关注。“中西二元论”就是中西文论各说各话，即中国文论被放置在中国文论史序列中来讨论，与此相类似，西方文论则被放置在西方文论史序列中来讨论。“西方一元论”整体性有余，多元性不足，尽管它也在变得更加多元，而“中西二元论”则多元性有余整体性不足，甚至有对立性的倾向。 从更为理想的状态来说，中国文论的国际地位不是靠西方文论来评判的，也不是靠中国文论来评判的，它需要一个更为公正、客观、全面的世界性文论来评判。而这个世界文论，并非现成，机会只垂青于有准备的人，文论似乎也是如此。 （本文节选自拙文《艺术话语权与中国文艺理论国际地位问题的新世纪考量》，原载《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第5期，后收入拙著《中国艺术话语》，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第263-272页，有删节和增补，注释略） 《中国艺术话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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