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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县男人出嫁 （图片来自网络） 我曾在康县南部生活了100天，陪伴学校的孩子，并观察乡村的民风世情。其间，我接触到一种当地独有的、非常奇特的风俗，就是男人要嫁给女人，改对方的姓，带嫁妆过门（还有坐花轿的），与汉族的女嫁男的程式别无二致。请注意，当地也是汉人社会，而且这种婚俗就局限在很狭小的区域内。 我还留意到，当地人不喜欢住在更方便生活的河坝或山脚处，他们选择大山的高处，还要选择隐秘的位置，基本上是怎么不方便怎么来。我曾去过高山上的一个小村落，山坡陡峭，全无道路，脚力好的山民要爬一个小时，我则花了两个小时。登顶后往下一看，高到云端去了，汉水的支流和乡间公路细得像两根丝线。 康南是甘肃的最边角，属于秦巴山区，与川、陕相邻，其实在中国的公鸡版图上，它基本是正中心，而重重山川的阻隔，则让它成为事实上的盲点。比起通常的多省交界之地，山高林大的康县尤其显得天高皇帝远。 我怀着好奇，想为当地的婚俗和居住习惯“破案”，很自然地就会猜测，是不是与避难、逃逸的隐情有关？什么样的人——绝对不是一个，是很多的人——那么迫切地想要隐于尘世？ 下面讲两个我搜罗的故事。 1 太平天国在湘军面前节节败退那几年，以石达开为首的一支曾转战西部，其中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启王梁成富等人接了指令，率部远走西北，很难说是保存实力的战略转移，还是围魏救赵，牵扯清廷兵力。 可以确定的是，西边的战事也异常惨烈。清同治三年（1864年），启王梁成富的8万太平军受困于秦巴山区，与清军艰难周旋。他们曾短暂攻陷了战略要地阶州（如今是紧邻康县的武都），但很快失守，翌年，在一场遭遇战中，启王战死，太平军伤亡惨重，被冲得七零八落。其中赖光达一队人马逃向康南一带的深山，从此杳无音信。 康县县志只写了太平军到过此境，至于是否有人隐身民间，融入当地，未有任何记述。 在民间层面，与太平军相关的传说很多，但既然是隐身避难，证据自然不好找。 当年的人想把自己彻底抹去，现在的人却想把他们挖出来。最近几年，康县很希望借助太平军之乡的概念振兴旅游，那么，得有真凭实据啊，政府先后两次派员调查取证，可惜结果有点让人失望。 阳坝乡附近曾修有一座道观，取名红崖观，相传是纪念一位太平军的女杰。早期的上殿塑有太平军信仰的玄天祖师像，正殿塑有洪秀全像，庑殿塑有太平天国其他诸王的像，而墙壁书有《原道醒世训语》、《原道觉世训语》及各式天国壁画，无奈均在“文革”中惨遭破坏。观内存放的一釜、一钟、一鼓，名曰太平釜、太平钟、太平鼓。寻访组得知，太平釜1980年代从太平乡运回县城，一口放置在白云山公园，后来被盗，一口被县副食厂拿去用于酿酒的工具，后来副食厂倒闭后抵债作了处理。太平钟同样在“文革”中被毁，太平鼓似乎没丢，存放在未子沟小学。 至于一些零散的山中墓葬，损毁严重，全都没有考证的价值了。 尽管证据少得可怜，当地人普遍认可这样的说法——曾有很多太平军在这里藏身，正因如此，原来的大坪乡才改称太平。上了年纪的康南人说，以前家里不供什么神佛，而是供一幅画像，画像上的人姓洪。 装束也有特别之处。我遇到的一些老人，还保留着旧的服饰习俗——缠头巾，束腰带，扎绑腿，他们说这是太平军留下的习惯。 还原太平军装束 （图片来自网络） 2 1936年9月中旬，康县被“赤匪来了”的消息闹得人心惶惶，县长王兆南跑了，其他能跑的也都跑了，城里只剩下老弱病残和几个保安队队员（正规军不屑镇守这么一座小城）。 傍晚掌灯时分，保安队员在城楼上发现下面有一些迫近的人影，隐约能看到他们衣衫褴褛，就用手电照下去，喝问是谁。一排子弹打过来，保安醒过了神，拔腿开跑。 攻城的是红军第二方面军六师。廖汉生这名字我还熟，当时他是政委，他的队伍行进在那场中国最著名行军的后期（或许当时他们还不清楚要去哪里呢）。康县拿下了，指挥部决定把十七团留下，六师政治部主任刘型负责组建苏维埃临时政府。 县城有一个叫焦管管的乞丐，举目无亲，也就没跑。红军给了他一些衣物、干粮，让他帮忙做事情：去动员躲进山里的乡亲回家。这个乞丐拉上一个叫崔怀清的老人，找回了一百姓。在临时政府里，崔怀清是主席，焦管管也有职务。 临时政府把几个大的乡绅的粮仓打开了，既补充军需，又接济百姓。康县穷人过了几天挺新鲜的日子。 国民政府不会坐视不管啊，几天之内，国军第三十五混成旅切断了十七团与大部队的联络，王兆南也带着自卫队杀回来了。 十七团被迫撤离，“苏维埃临时政府”成员则遭到报复。焦管管等成员被处决，当街示众，崔怀清四处躲藏后被抓回，“火香烤背，游街示众，被烧得皮焦肉烂，然后下狱”。崔怀清算个兽医，他最终免于一死，原因居然是治好了王兆南的坐骑。 在康县南部的深山里，刘型的队伍被正规国军围剿，食不果腹，疲惫之极，战斗力和情绪跌到谷底。经过罗坪村时，与当地乡绅“三大爷”李希业的武装打了一仗。红军且战且走，进入三河坝（我就住在这里）。三河坝的乡绅吕占鸣凭着有一座炮楼、十余支土抢，开炮向红军射击，打伤一名红军战士。刘型指挥一营围攻，激战三小时，决定撤退。 由于饥寒、呛水，刘型身体异常虚弱，无法行走，战士们只好把他藏在一个窝棚里，从此，六师政治部主任再无任何音讯。 困境下，团领导如蔡炳贵、段远武、苏绪庚等对下一步部队行动方向已心中无数。于是，他们在这里做出了一个笼罩他们一生阴影的可怕决策（这是红军战史使用的语言）：为了节省消耗，并缩小部队行动目标，他们丢弃了普通士兵，只保留二十余名连排以上干部，组成手枪队（战史列了所有人的名字、籍贯和职务）。 几百名红军战士的下落，再无官方资料可查，手枪队的故事还在继续。 图片来自网络，与本文没有直接关联 手枪队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找饭吃，求活命。他们有时还采取一些极端手段，比如把房主捆绑起来，亲自烧水、做饭，吃完再把房主放开。 段远武他们度日如年，全无方向，后来根据老乡们的喊话，他们大致判断出这里是陕甘交界处，脚下就是滚滚波涛的嘉陵江。过了江，往东南方向翻过大巴山，就是湖北了。 这些人大多从湖北加入的红军，段远武1929年就出来了。现在，他们觉得这条路到头了。 段远武与蔡炳贵、苏绪庚他们商议，决定用武器换路费，要路条、回老家。这时他们还剩21个人，共计有手枪15支，“盒子”4支，子弹30多发。他们不敢暴露红军身份，就谎称是川军里逃出来的手枪队，经过中间人、佃农杨春海的指引，联系上了当地很有势力的成玉玺，很快成交，成玉玺给蔡炳贵、王金甲、罗光华、李友明开了路条，并给每人发路费1块银元，这几个人返回了湖北老家。 段远武没有走，留下来与成玉玺那个寡居的弟媳结了婚，他随后改名为成玉清。手枪队的向应先、王金山则到唐渡给人当了干儿子，还有几个人留下给成家打杂当牛倌。 不清楚手枪队的“劣迹”何以挖得这么细，是不是1949之后某场运动揪出来的？反正以上故事全部来自官方的史料，以及廖汉生的回忆录。 这两个历史掌故，有许多相似之处，它们都与康南地区有关，恰恰因为康南像世间的盲点一样存在着。不管是不是这些落难的际遇造成了独特婚俗，我都很愿意把故事讲给你听。它们很边缘，很局部，很微不足道，却无意间藏下了一些历史的秘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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