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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老照片】--9416--他俩5岁丧母,被同一夫妇收养,长大后一个报恩,一个却反目成仇

 泊木沐 2020-10-26

周璇长子周民生于1951年,还没记事就被赵丹和黄宗英夫妇领回了家中。而他同母异父的弟弟周伟的遭遇,就跟他不大一样。

周伟生于1952年,周璇逝世时他才刚刚5岁,但直到1960年他才被黄宗英正式领回家中。

8岁的孩子已经记事了,处于比较敏感叛逆的阶段。

周伟说他上小学时,吃住都在黄宗英家,上初中后开始住校,每个月从黄宗英那里领取16元的生活费。注意,他领取生活费的时候是1966年,那会儿的16元已经不是个小数目。

他还常说养父母经常虐待他,不给他吃穿好的,当初他们是因为觊觎周璇的遗产才领养的他。后来,他又赶上上山下乡,所以正式跟黄宗英一家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并不长。

1986年,周伟将黄宗英告上法庭,要求黄宗英归还保管他母亲周璇的遗产。经过四年的诉讼送流程,周伟胜诉,获赔7万多元。

周伟一直质疑周璇受到了迫害。比如,周璇本来没病,是被人为地弄疯的。比如,周璇在香港时有那么多的钱财,但回到国内财产就没了,活着的时候(其实也就是发病以后),她的财产由别人管理,她自己花自己赚来的钱还需要别人申请和批准。

周伟还说,1983年他主动去问黄宗英关于周璇遗产的事情,结果黄宗英非常不客气地回答他:“你那周璇妈妈,像她这样腐朽的人,要不是穷得一分没有,能从香港回大陆吗?告诉你,她当年住上影招待所和每天伙食两块钱都是我借给她的。”

有记者就此事采访到黄宗英,黄宗英是这么回答的:

“大约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国银行有人找我,对我说周璇在海外有一笔遗产,他说你抚养周民已经有将近十年了,你是他的养母、是他的法定的监护人,只要你出面签个字,就可以把这笔款子转到国内来。我说,我们不要这笔钱。中国银行的人说,这不是你们要不要的问题,国家需要这笔宝贵的外汇。这样,我就签了字。具体有多少数目,我已经记不清了。我记得,我们只取过一千元港币。后来这笔钱到底到哪里去了,我也不知道。那时候什么都要凭票,我记得取了这一笔外汇后,还给了一大堆布票,我买了布,请裁缝到家给周民做了几套新衣服,桔桔(她的儿子赵桔)都是穿民民穿下来的棉袄,外面罩一件衣服。文革抄家的时候,周璇还有像三五牌香烟那么大的一个首饰盒被抄走了,后来全市统一归还抄家物资,民民去取的。那时候都兴折价发还,好像折了21元5角吧。好像就拿了两只女士手表回来,给孩子做个纪念。民民说不要给那个人(指周伟),但两只女士手表,还是一人一个,民民的一个似乎要好一点。”

我更愿意相信黄宗英的说辞,因为那个年代“谁有钱谁就是人民公敌”,她若是在这种势头下还敢侵吞周璇的遗产,那简直就是自寻死路。

在那场持续十年的浩劫里,黄宗英跟赵丹都受到了迫害。80年代,周伟听说周璇有大笔遗产,就将养母告上了法庭,为的是周璇的遗产。他一口咬定黄宗英侵吞了周璇的遗产,要求她原数归还。

讲真,我不大能理解这种思维。十年浩劫是一场财富再洗牌的过程,即使黄宗英真的有保管过周璇的遗产,那那些遗产要么在浩劫期间上缴、被抄走,要么早已散落到不知道哪儿去了。

法院经审理,只针对黄宗英明确保管的十多万元积蓄和利息进行了分割判决,周伟和周民一人一半。

周伟获赔7万多元,而1990年的7万多元,其实也没多少钱。

周民知道这件事情后,表了态:

“这次周伟突然向法院起诉,我事先并不知道,只是报上发了消息才知道的。所以我认为有必要表明一下自己的态度,第一,我对这笔遗产不感兴趣。第二,就我个人而言,我不会向黄宗英去要钱,更不会同她打官司。如果我母亲确有这笔遗产,黄宗英完全有资格全权处理。第三,基于周伟已向法院起诉,如果法院判给我遗产,我将全部上交国家。我说这话绝不是感情用事,我有我自己的行动准则。我从1984年起就独立门户,我不依靠任何人。我只是凭着自己的良心和做人的道德说话行事。”

周民说“如果我母亲确有这笔遗产,黄宗英完全有资格全权处理”,这意思再明白不过:周璇即便有什么遗产留给他,但黄宗英养育了他这么多年,可以抵消了。

周伟说起黄宗英,用词非常之极端,比如说“敛财”“挥霍”“嘴脸”“一手杜撰”“对我母亲进行人身攻击和污蔑”。

对他那个同母异父的哥哥,他是这么评价的:“像周民这种人,作为哥哥,见了面我会希望他保重身体,如果处事,我会让他一边呆着去,他不配与我共事。”

我查阅了很多资料之后,觉得周伟说得很多地方都站不住脚。

他说他小时候见过周璇,能清晰地记得周璇向小时候的他求助“救救妈妈”,可按照他当时的年龄,根本没可能记得清楚这些事儿。

他说黄宗英从小给他穿得破破烂烂的,他只能穿别人穿过的袜子,但随之这话就被一些见证人打脸。

他说五十年代黄宗英家里就有煤气灶、沙发椅等高档家具家电,每一样都是名贵家具,目测黄宗英根本买不起,但很快就有见证人说黄宗英家那时家具摆设很一般。

他说他上山下乡时期他得了肝炎,但黄宗英只给他寄了一本工农兵豪言壮语,连同学的母亲都知道这种时候给他寄两斤白糖。

时过多年,他往回忆起往事来,几乎无一不和“钱财”有关。即使他说的都是真的,也足以说明与钱财有关的一切才是他最在意的东西,所以他才会耿耿于怀那么多年。

就连对自己的母亲周璇,他谈得最多的也依然是钱:“周璇是大大的富婆,她的笔筒里全是金条,她用的器具都是金银的。她的两根金条不是光给唐棣,你去她也会给你。她的手就那么松。”

相比之下,周民对养父赵丹、养母黄宗英,对钱财的态度,却跟他的弟弟完全不一样。

有一次在预感到要被查抄赵家时,周民不顾个人的安危,把父亲赵丹的许多书籍、手稿和珍藏的画偷偷地运到远在江西的农场里,才使得赵丹先生的那些有着重要价值的资料,在那里秘密地保存了下来。

十年浩劫结束后,赵丹的作品得以重见天日,有人称赞周民的此举为“舍命护墨宝,情意惟天知”。

赵丹出狱后,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动用了几乎所有的社会关系将周民从乡下调到了省里。之后,赵丹有“补发工资”可以领,大约有两万元,他让自己最信任的“儿子”周民去领。

赵丹得癌症去世后,在追悼会上,赵丹的六个子女中,手捧骨灰盒的唯独是没有血缘之亲的儿子周民。按照当时的政策,赵家被准许调一个孩子回上海,黄宗英让非亲生的周民先调了回来,进了上海《萌芽》编辑部。

黄宗英到了晚年,提起周民,都会亲昵地叫他“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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