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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庆德 | 成长的岁月(十六)——幸运儿

 丁中广祥 2020-10-26


【往期回读】

蒋勋细说红楼梦80回大合集

成长的岁月(十六)

丁沟中学  陈庆德

作者陈庆德先生,丁沟中学退休教师。短身板,小胡子。走路时,双臂摆动幅度大;常戴墨镜,有黑老大模样。喜掼蛋,爱网聊,情趣不寻常。标准的烟枪,绝对的牛皮王。自然,亦好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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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的岁月(十五)

回想起来,1977年那个春节,我是过得最不愉快的。因为大字报事件,实际上我是被开除回家的。丢了工作,又要回头做农民,心里实在难过,后悔倒没有什么,只是感慨自己的命运多舛。

这次回来,自己的身体又非比以前,乙肝虽然基本痊愈,但因为休息的时间不足,实际上恢复得并不好,因为我的肝区还有明显的压痛。

但是,我还是做好了迎接艰苦体力劳动的准备。寒假回来、我就着手添置劳动工具,自己割来柳条编制墳箕。

母亲到福州父亲那里过年了,家里就我和弟弟两人。他在大队小学读书。弟弟也知道我的不愉快,所以很小心谨慎地对我,家务事基本都是他做。每每饭做好了,就听到喊:“哥哥,吃饭了。”我或者做些家里的“大事”,或者坐下来看书。因为我始终做着大学的梦,虽然当时不是考大学,但我觉得上大学是需要知识的。我也盼着能够被推荐,我1975年高中毕业,现在也接近两年的劳动锻炼了,已经合要求了。

有一天,我去找大队革委会主任,先和他口头申请我想读大学的事。他说:

“你虽然马上就两年了,但推荐的事,公社不是每年都有我们的计划,公社的计划常常是‘戴帽子’下来的,即使不是‘戴帽子’,现在也轮不到你,小学毕业的,初中毕业的,高中毕业的,很多人都在你前面,你的事10年后再考虑吧。”

我问他什么叫“戴帽子”,他告诉我“就是指定人员”。我知道了,就是关系,公社要关系,大队也要关系,可我什么关系也没有。看样子,我只能安心农村了。

闲聊中,弟弟告诉我一个消息,说他们小学下学期要办“戴帽子”初中、他初中还在本大队读,是老师说的。我骂他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他委屈地说,不敢和我多说话。

大年初一,我迫不及待地找到大队书记,告诉他我在区中学教初中,很想回来为家乡“作贡献”。他说正担心办初中缺教师的事呢,他也不说“研究”之类的,直接叫我年后就上班。这个意外收获让我很高兴。以后的几天,在我耳里鸟声也好听了,在我眼里平常的景物也好看了,饭也吃得香了,觉也睡得着了。

这样,我就到大队小学做起了老师,第一学期教四年级语文。月薪19元,不上缴生产队。第二学期教初中语文、英语、化学、政治。

更有好消息出现了,1977年开始恢复高考制度。高考考试在这年年底。可我在这场考试中却落榜了。后来我看到才学远不如我的一些人也榜上有名,只有生自己的气啊,因为第一年的录取是比较容易的。

我是输在自己的身体和心理上。因为这年中,我打过两次疟疾,身体极度贫血,体质很差。考试的那天又是风雨交加,我赶到7里以外的学校考试,坐前面第一桌,旁边窗户上缺了半块玻璃,冷风直对我吹。试卷发下来,我只觉得眼前一片模糊,很快就没有知觉了——我晕倒了。在我的坚持下,又回到考场,可是已经要结束了。3门考试,第一门这样砸锅,就等于“提前完成任务”了。

于是我决定1978年做最后一搏。可是,这一搏的历程却是艰难的。

一是,学校领导特别反对。公开地在教师会上批评我:“夹着个黑皮包,像个学者,摆什么臭样子,你就知道你一定能考取大学?……”他们还用很多的业外“任务”压我。很多支农的事情都叫我去做,比如分给教师绿肥寻草每人200斤,给我400斤,说有怀孕的老师要照顾;学校里有块地,种庄稼,天天要我挑水。

校长是个中年女人,她只要去中心校一次,回来都要整我一次。其实我知道这其中的奥妙。中心校的校长,就是我过去“斗”过的“走资派”,中心校里很多“头”都是我印象不好的人物。我当年做学生时,知道他们有的和同事的老婆偷奸,有的和女教师不干净,有的当我们的面和女性打情骂俏,我很是看不惯。当年我和同学闹矛盾时,他们也不辨是非地站在我同学的立场上整我。其实,我早知道我进本地学校工作,已经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了,没有办法,想混口饭吃,我只能忍了。只要一有时间,我还是紧张地复习、做题,希望能跳出火坑。

二是,我母亲也不怎样支持。星期天,她也要我去生产队劳动,帮她挣工分。家里前后有一块自留地,还开了一分地的秧田,种水稻。特别是种上水稻后,由于地势高,进水困难,她见我看书,便对我吼道:“考状元啊?还不去刮水……”

有个星期天,由于下雨,我没有出工,就在学校里看书,当时有个姑娘来向我求教,我们就一起在办公室里做题。突然,“通”的一声,母亲破门而入,我们都吓了一跳。接着就听到她的骂声:“考什么状元啊?!我不要什么状元,家被冲了……”那一次是我人生中最丢面子的一回,因为是当着一个姑娘的面,我受到痛骂。

走在路上,我一句话也没有,就听母亲说,家里猪子跑出去了,也没有其他什么不好的事情。只是她听说,我和一个姑娘在一起。那个姑娘也是本大队高中应届毕业生,是我们这里最漂亮、最“洋气”的一个干部子女。母亲不知道是为了保护她儿子的清白,还是为了保护人家姑娘避免被我糟蹋,她听别人这么一传言,就冲到我的学校。

回到家,我冷冷地说:“你没料!”她如果就此作罢,我也不说了。但她还是不明理,我就大声地斥责她:“你的儿子也不小了,同龄的人有的已经结婚了,你儿子在外面有姑娘喜欢,你高兴还来不及呢,凭你的家财和你的影响,你能给儿子找个什么老婆?你是想让他打光棍不是?”说完,我一脚踢翻堂屋里煤炉上的一锅稀饭,她看我的样子,不敢再说话了……

三是,复习缺少用书,而且也不知道有关考试的信息。好在那个应届的姑娘参加高考,她给我想办法从镇江找到了一本复习用书,有什么考试情况,也是她来告诉我。我曾担心母亲的闯门让我断了这条线,还好,假期里她依旧天天来到我的学校,和我一起复习。

最要命的是在考试的前一个月,我的那本复习用书,从办公桌抽屉里突然消失了,我就后悔办公桌没有上锁。气也没有用,只得自己按照考试要求,一一整理出各项概念、知识、公式、题型,自己还编制了若干题目。部分用书就借她的,合用。

我们依然在一起复习,我需要她的书和消息,她需要我的辅导。我给她一把钥匙,还在门搭上用粉笔划出记号,我远远地只要看到那白线已经竖着,就知道她已经到了,而我这时候常常有一种莫名的兴奋。我们坐在一条板凳上,我常常一本正经,而她多活泼好动。当然,我的正经多半是克制和伪装出来的,因为我嗅到那股从她肌肤和头发里散发出来的少女特有的香气时,常常有着冲动,打闹时任她怎么推拉,我都不敢站起来。

四是,这年我的身体体质依然不好,多次得痢疾,饭也常常吃不饱。考试期间,我们早上出发,傍晚回家,三天考试还是那姑娘骑车带我的。中午我们就在她亲眷的旅馆里借用一间房休息,我们各睡一张床,一小时后起来复习。现在回想起来,我还真佩服自己呢,能那样克制自己,尊重别人,一般人是做不到的。考试期间,我的睡眠特别不好,第一场考试的前一晚,我几乎是一夜未眠。

五是,考试期间的不顺。考试的内容有很多都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比如考语文,有一道题:“毛泽东的诗词《水调歌头·游泳》的主题思想是什么?”6分。应届生学过,我从未见过。我只得凭小聪明猜想:1、估计老人家可能写于解放后,解放前,他难有心思;2、老人家喜欢赞扬人民群众;3、老人家喜欢描绘未来蓝图;4、老人家一定赞扬国家建设的大好形势。我就这样估摸着写了4点,后来我查看原文,嘿嘿,估计少不了我的4分。作文题“八一前夕想亲人”,试卷发下后,突然想不起“八一”是什么节,急忙踢前面女生的椅子,小声问:“八一什么节?”听到她说“建军节”后才突然醒悟。

数学考试,我考得奇差,在一条“化简”题上我做了很长时间,越做越不服气,看看有30分钟了,才不得不转向。晚上我把一道一道题回忆起来,让我重新做一遍,我完全可以拿满分,因为数学一直是我的长项。可是考试时就不知道为什么那样不幸,估计自己最多只能60分了,结果确实如所料,只考了56分。

不过,在以后的几门考试中,我都拿足了分。

六是,1978年报考中专的人特别多。因为我特别想走,所以保守地报了中专。中专和大学又不能兼报,那年报大学的反而容易录取,中专的初中毕业以上都可以报,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又是主力军,他们又受到专门训练。监考老师说一个考场里还轮不到一个幸运儿,后来知道大学的录取比例是50:1,这年扩招到了老三届,包括已婚;中专的录取比例是100︰1。

最后,我终于还是成了幸运儿。母亲告诉我,我两年出去考试,她都在家和我弟弟给我占卜,她选了两根一长一短的草棒,1977年弟弟抽出的是一根短的,1978年弟弟抽出的是一根长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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