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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前的农村生产队 这些年，总是想起农村集体化时的情景。现在把那段深刻的记忆写出来，或许会引起人们的共鸣。 那时候，乡镇叫人民公社，村叫生产大队，自然村叫生产小队，农民叫人民公社社员。每个生产小队的人们在一块劳动，早晨吃过饭，生产队长就会吹口哨把社员们集中起来，根据不同情况对劳动力进行分工，张三领几个人去起圈（清理牛羊等畜牲粪便），李四带几个人去东大道耪地，妇女队长带领女劳力去南山拔苗。不同季节，社员们总是不停地忙碌着。夏初耪地拔苗时，男男女女都挎着一个筐子，一边干活，一边往筐子里划拉着可烧的柴草与可吃的野菜。即使是刮风下雨，生产队也有干不完的活。农民们戏谑地说：老背幸（百姓）老背幸（百姓），一年四季没闲空，刮风滚石头，下雨凿山洞。这应该是劳动农民的真实写照。 到了秋天，农村真是一派万马奔腾闹秋收的景象，社员们用车拉、手抬肩挑的方式，把地里的庄稼都集中在生产队里的场院里。看着一排排整齐摞起来的包米，还有小山一样高的谷垛和一簇簇高粱，大家心里都很高兴，因为这里寄托了庄稼人一年的希望。可以说，每当一块地收获完了，地里基本上都是光秃秃的，毫不夸张，无论是棒子茬、高粱茬，还是谷茬，都会被社员们起早贪黑刨了拣回家当柴烧，就是散落的秸秆叶子，人们也用耙子把它们搂在一块拿回家。为了公平，一般生产队收割秸秆时，玉米、高粱茬子都要留高一些，俗称留茬。然后按人口一块块、或一垅垅分给社员。而秸秆一般是不分给社员的，生产队还要留着喂骡马牛羊。等到把所有地里的、山上的庄稼收回到场院后，小队队长就会专门挑选身体好、干活利索的社员在场院里劳动，把收获的粮食进行再加工，之后或分给社员或交公粮，剩余的装入粮仓中。这里特别强调一下，无论是哪个生产队，首先要把最好的粮食拿出来当公粮交给国家。可是，辛辛苦苦干了一年的庄稼人，收入仍然非常可怜。正常情况下，每劳动一天，合格劳动力记八分（当时全国学大寨，实行大寨工分制），弱者或地主富农（受歧视）可能是六、七分。壮劳力一年最多挣三千公分，弱的只有两千六、七。要知道，这个是全年报酬，几乎没有耽误工的。一般情况，年景好的每十分核算人民币七、八毛钱，孬年景时十分工三、四毛钱，还有更少者仅有一、两毛钱，甚至还出现倒往生产队找钱的现象。就是说，一个全勤劳动力一年下来，好的挣二百多块钱，少的百十元。我们生产队应该是好一些，我当会计的三年，最好的是十分工一块二毛，不好那年是十分工八毛钱。口粮什么情况呢？应该是全国百分之九十农民都吃不饱，每年、每个人仅有粗粮四百斤左右。以我县为例，口粮超过四百斤的少之又少。要知道，这可是粗粮，绝大多数是玉米或高梁，谷子每个人不会超四十斤，吃小米是稀罕。那时生产队种什么自己说了不算，必须响应国家号召种高产玉米，五谷杂粮只能在边边角角的地方种。四百斤粗粮对于从事繁重劳动的庄稼人来说，一般人家种地时就已经没粮食吃了。怎么办？只有去生产队借探头粮，也就是寅吃卯粮，头一年借下一年的口粮。也有生产队没余跟借不出的，无奈只得求爷爷告奶奶、走亲靠友，东讨西借，过着吃今天没有明天的日子。说来也怪，那个时候人们借生产队粮食，大多数都是发霉的，粉碎之后在锅上贴饼子根本就贴不住，只能放在篦子上蒸。由于发霉，蒸熟的干粮拿不成块，只好用手捧着吃。就是这样吃法，也没听到谁得了癌症。 这里绝不是恶毒攻击那个年代，真的农村人把吃饱饭当奢望，把来各种运动不挨整当幸运。至于吃大米白面，可是奢侈中的奢侈，只有端午节、中秋节、春节国家才分给，生产队还要拿粗粮去粮站换。具体是前两个节每节每个人二斤白面，春节是二斤白面一斤大米。全年每个人总共六斤白面一斤大米。农村人吃馒头、吃大米饭，犹如御宴一般。 当年我们生产队有一户下放干部，沈阳来的。夫妻俩有个十来岁小女孩儿，两口子挣现钱，每月吃国家供应的粮食，三分之一是细粮。他们家养的鸡下蛋自己吃；农民家养鸡下蛋舍不得吃，要卖到供销社换油盐酱醋。油是煤油，也叫火油，用来夜里点灯照明。至于茶，绝大多数人家根本就没有享用过。因此，全队人都非常非常羡慕那个下放干部，馋得嘴里流哈喇子。当然了，多数人都不知道下放干部的遭遇，他们都是在城里受打击、排挤，被迫下放到农村来的。我们小队还有一个群体，就是下乡知青，他们都是城里的孩子，大部分都在十六、七岁，对农村的生产、生活非常不习惯，很少有人实打实干活。因为他们都小，以前也没有离开家，到农村来接受所谓贫下中农再教育，着实难为了这群本该念书的孩子。 这里还要补充几句，那个时候农村、农民的生活是非常凄苦的，文化精神生活几乎没有，有的只是听听广播里的几出样板戏，几个月甚至一年半载看一、两场露天电影，也是样板戏。人们干累活吃不饱不说，还没有安全感，整天、整年的阶级斗争使人人自危，不知道什么时候斗争的矛头会指向自己，指向整个家庭，只能是老老实实劳动，不敢旷工，不敢随便讲话。 时间过了近四十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人再也不愁吃、愁穿、愁无缘无故地挨斗。现在的农村，只要是正经过日子人，勤劳肯干，都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 讲到这里，我们都应该衷心感谢伟大的改革开放，感谢伟大的祖国，感谢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国泰民安，在今天的神州大地上，已经变成现实！ 刘国儒，毕业于昭乌达蒙古族师范专科学校，中文专业。在宁城天义中学教书十年，后改行从警二十八年。工作近四十年，不慕名利，追求自由，轻松快乐是生活主旋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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