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林顿·摩尔的比较研究

对于转向少量关键性经验案例的比较历史研究，巴林顿·摩尔提供了一个宝贵例子。他从历史研究方面切入的成功尝试，鼓励了后来者继续沿着他的路线前进。作为上述尝试的代表之作，《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为一整代研究者树立了研究目标与范式。在该书诞生之时，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将《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称为“有缺陷的巨作”（Stone 1967:34）。斯通认为，该书的缺陷有如下几点：将德国和日本的专制主义当作一个长时段的特征，而非暂时性阶段；夸大了历史进程中暴力的意义；低估了意识形态的影响；过于坚持美国内战的转折性作用；强调了英国圈地运动给农民带来强制性压迫的描述以及一些小错误。尽管如此，斯通指出：

在摩尔之前，还从未有人使用比较方法在如此宽广的范围里作出如此专业的阐释。同样，也无人曾如此清晰的界定农民在革命中的重要性，并以国家庇护抑或相反为条件，来区分地主与工业资产阶级同盟的政治意义。很少有历史学家会像摩尔一样，对与自己观点相左的反对者宽宏诚恳；也很少有历史学家会如此尊崇人道主义与自由价值。（Stone 1967:34）

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

斯通对摩尔的批判是有争议的。虽然英国圈地运动比摩尔所探讨的持续时间更长，但如果我们的研究范围不仅限于小农场主，还包括各种形式的佃农与擅自占地者时，广泛的强制与压迫是肯定存在的。斯通对摩尔的研究还是给予了不容置辩的赞誉，“摩尔为后续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

摩尔确立的研究基础主要建立在三个主要问题上：（1）鉴于当代（摩尔所处的时代）不少政权从民主走向专制，这些国家过去的哪些特征决定了他们在上述进程中的走向？（2）农民与地主这些依赖土地的阶级，在形塑革命的特征与革命的结果里扮演了何种角色？（3）在农村发生的什么变化，为不同形式的大众政治打开了大门？无疑，这三个问题是环环相扣的。由于在资本主义产权关系向农村扩展与革命后世界主要国家政治发展中，地主与农民的命运各不相同。通过关注地主与农民的起落沉浮，摩尔将上述三个问题互相依存化。

简言之，根据不同国家在摩尔所处时代的特点，摩尔将国家分为四类：

1.不同程度的资产阶级民主：美国、英国和法国；

2.不同类型的法西斯主义：德国和日本；

3.不同类型的社会主义：中国和俄国；

4.停滞的民主，徒具民主形式但缺乏有效代表制：印度。

摩尔无意对所有政治经验进行阐释，为简化工作，他将观察到的内容分为三到四类。具体而言，资产阶级民主制诞生于资产阶级革命，旧土地所有者随着农业商品化出现变革；法西斯主义体制发轫于资产阶相对较弱的环境中，旧土地所有者的地位权势并未受到触动；社会主义出现在因农民反抗而崩溃的农业官僚制的废墟上，旧有制度对工商业的发展具有阻碍作用；停滞的民主则源于农村变革的失败。

列宁在十月

摩尔原计划对德俄两国作进一步区分性研究，他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一构想，但他将德俄两国的不少细微比较揉进了论述当中。这样一来，系统性比较就在两个层面进行：民主制/日本/中国/印度和美国/英国/法国。他举例表示，法国代表制的脆弱性根源于旧制度下的土地所有者未完全转型，尤其是农民。

除此之外，第三项比较隐含在上述两个层面之后。摩尔试图回答，向现代政治转变的不同形式发生时机不同，会对转变形式有何影响。摩尔认为，一般而言，民主转型为法西斯转型扫除了道路，民主转型与法西斯转型形成两类不同国家，两类国家的外壳为后来发生的社会主义转型提供了便利（这一时间表使我们能看清在19世纪德国日本政权专制主义的轮廓，而非狭义的法西斯主义。斯通的批评也提到了摩尔的这处研究）。虽然摩尔对他的主要案例有着详尽论述，但建立在时间与空间中的比较研究仍是该书的主要结构。

摩尔的比较中存在一些问题，仍有改进余地。摩尔在讨论美英法德日等国时假定其为界限明确、独立自主的社会，每个国家都有着可以自我解释的历史。普鲁士（是摩尔关于“德国”概念的核心）与纳粹夺取魏玛共和国之间的历史关联存在难点，摩尔回避了这一问题。摩尔将农村“现代化”的概念宽泛的用于大部分国家，将其笼统视为一种产生了不同政治后果的相似性经历。他假定“现代化”趋势具有普遍性，问题不在于高效、商品化的农业是否会在不同国家逐一发生，而在于发生在谁的支持下，有着怎样的政治后果。就我看来，这是一种错误，该问题需要进一步的实证研究。

当时法西斯德国在欧洲的版图

摩尔还不时转向个性化比较，试图使特殊性正当化，并采用国家间比较为这一目的服务。以中日两国对比为例：

日本的军事封建主义一开始便为保守的工业化提供了适当的基础，尽管长远来看这将是致命的。而在前现代的中国社会与文化中，并不存在日本式军事爱国主义得以生长的土壤。所以相对于日本而言，蒋介石的保守民族主义号召脆弱乏力。只有当中国转向共产主义，富国强兵的使命感才油然而生。（Moore 1966：252）

然而摩尔不久便诉诸在更广的范围内找寻差异性：

封建主义本身或作为空洞概念出现的封建主义，并不解释日本社会现代化的关键所在。提到封建主义，必须注意到明显的时机因素。其次，日本多样化的封建主义特征与可观的官僚制要素，为其现代化跨越提供了可能。日本的封建关系具有特殊性，更加注重社会地位与军事忠诚而非可自由选择的契约关系。这也意味着，日本缺乏形成西方多元化制度结构的动力因素。同样的，日本的官僚政治要素催生出了一个温顺而弱小的资产阶级，无法对旧秩序构成挑战。日本历史中缺少知识分子对制度进行批判反思，促成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知识分子批判与社会挑战在日本是缺位的。最后，或许是最重要的一点，在整个社会转型直至进入工业化社会的阶段，统治阶层有能力控制并阻挠源自农民的破坏性力量。所以日本不仅没有资产阶级革命，也没有农民革命。（Moore 1966:253-254）

在这里，我们发现摩尔试图将他对日本的特殊历史分析纳入更为广阔的研究框架中。意识形态与政治组织对日本式的现代化进程发挥了显著作用，但在更大的框架下，摩尔却没有将上述方面作为独立原因进行阐释。摩尔的逻辑在于：以资产阶级革命的深度对应议会制民主制的实现程度；以农民革命的强度对应社会主义官僚制的水平。例如，摩尔认为，在缺乏强大资产阶级的情况下，贵族成功反抗皇家权威的将带来“极不利于西方民主制”的政治后果。（Moore 1966:418）。他以普鲁士与英国对比为例进行了解释：

当绝对主义君主制在法国、大部分德意志地区以及俄国蓬勃发展时，却在英国遭遇阻碍，确立绝对主义君主制的努力显得薄弱。这一情况是真实存在的，原因在于英国的土地贵族很早就具有商业色彩。影响日后政治革命发展轨迹的决定因素之一，在于土地贵族是否愿意转向商品化农业，或采取商业运作模式。（Moore 1966:419）

我们经常发现，摩尔自觉的从身边具体案例的差异中提取共性的变量原则。在这里，摩尔转向了寻找变量的比较研究。

所有这些系统化研究使摩尔更像是一台“历史推土机”，将大量的历史经验铲起，放置在箱子中。摩尔隐藏了研究的激情、跨度和不确定性。（我想起我研究生毕业时，只看到摩尔这部不朽巨著一部分篇章的草稿，以及一些带有翔实注释的参考文献。当时这部巨著还在写作中。数年后，我发现章节和参考文献已有更新，书籍虽已付梓，但摩尔仍在思索，并继续与同事、学生探讨其中案例的意义，这部著作依然在精进完善中。）观察该书的行文，这些疑问便会自然消除：摩尔仍在进行推理论证，他担心自己阐释的内在缺陷与不协调性，便把读者也引入学术追问之中。平凡的行文中，呈现的不是一个完整解释模型的润色过程，而是并不那么整齐划一的论述，其中流露出的，是摩尔对关键性、开放性问题持续而诚挚的探讨热情。

丹尼斯·史密斯（Dennis Smith）认为，摩尔对于不同发展路径的道义与政治意义过于关注，以至于有时他忽视或低估了那些在其他语境中强调过的影响因素。具体来说，史密斯认为：（1）摩尔将理性选择置于界定清晰的框架中，而在此框架中，他本应强调意识形态的重要影响，尤其是在美国内战后，北方资产阶级获得执牛耳地位，将其认可的民主规则一并推上至高地位；（2）摩尔低估了国际干预的重要性，例如英国的殖民活动。无论是在理性选择框架还是在摩尔描述的民主政治中，这一外在因素都不应被忽视。然而，史密斯并不认为摩尔应当放弃他道德与政治关怀立场。相反，他认为：

在理论与实践、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事实与价值等方面，摩尔的社会分析路径不断提出新的思路与启示。摩尔后来的不少著作都试图重新将理论作为对道德目标的理性探讨，并把这种探讨与理性评估的实践联系在一起。（Smith 1983:171）

在比较研究的学术追问中，马克思与韦伯不断表现出道德关怀，关注被压迫者的命运，积极探索通往人类自由的路径。这些关怀并未冲淡他们比较研究的学术技巧与想象力。巴林顿·摩尔的《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也正是这一传统的继承与体现。

文献来源：Charles Tilly. Big Structures, Large Processes, Huge Comparison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pp.119-125.

翻译：秦汉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