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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原来是一个大家庭，有父亲、母亲和兄弟姐妹。后来，父母慢慢变老，我们渐渐长大。待到兄弟姐妹们一个个结婚之时，这个大家庭犹如细胞分裂一般，衍生出一个个小家庭。 1975年我28岁时，三好小学的党支部书记王继承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他说：这个女孩叫李秀真（1949年出生，山西省朔州市人），是庙前街小学的大队辅导员，女孩的父亲和他的父亲都是晋西北老干部，知根知底。 当时，我正在南城区教育局办公室工作，同事们也告诉我，庙前街小学的这个大队辅导员性格直率，工作泼辣，是个老干部子女。经人们这么一说，我决定和她见面，地点就在王继承家里。 那是1975年深秋的一个下午，天高气爽，晴空万里。下班后，我径直来到王继承家，进屋一看，李秀真已在座。继承给我们做了简单的介绍后，我刚一落座，只见门外又陆续进来好几个人。好家伙，相亲哪有这等阵势！分明是来“审查把关”的，我感到有点手足无措。这时，只见李秀真顺手从床边拿起一本小人书，甩到我手边，我也就乘机拿起这本小人书，漫不经心地乱翻起来，紧张的心情这才舒缓下来。 这次见面时间很短，别得我都记不清了，唯有李秀真向我甩小人书的举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我觉得她这个人还挺机灵。 之后，我和李秀真开始了步步深入的接触。我们都是老干部子女，家庭背景相同，所受的家庭教育和影响也大致相同，在对人、对事、对社会的基本态度上，具有大体相同的价值观，这使我们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为我们日后走到一起奠定了坚实基础。李秀真的父母身体都不好，子女多，负担重，她从八、九岁时就承担起这个家庭中的许多事情，比如，从省中医研究所宿舍步行到省委机关，为父亲领工资、交党费，一次往返要走两个小时。在山大附中上学时，同学们全部住校，而她却为了帮助父母处理家务，常常跑校，路程很远，也是坚持步行往返，家务事处理完以后，还要到马路边的路灯下看书、做功课。她很要强，也很倔强，家里负担虽重，但从不耽误工作，而工作之余，跑医院、照顾父母几乎成了她全部的生活。那时，我也曾听到从旁吹来的冷风，说找一个家庭负担过重的人，将来会拖累你，如此等等。而我却从中更多地看到了她责任心强、孝敬父母、办事利落的优点。对于她，我还看重一点，就是有主见。从小过重的家务负担磨练了她，给了她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和不怕困难，遇事能想出办法等诸多实际能力。 总之，随着彼此了解的加深，我们的感情也日渐加深。终于有一天，我们共同承诺成为终身伴侣。这是她20岁时的一张照片。 我的岳父李子修，是一位令人尊敬的老革命。1940年任晋西北偏关县第一任共产党员身份的县长，1953年任晋中专署副专员，1955年调华北局工作，华北局撤销后，任山西省政协秘书长。资格很老，可惜由于常年积劳成疾，把身体搞坏了，从50年代后期开始，不得不离开工作岗位去治病、疗养，直至1984年去世。岳母尹明，是一位善良贤惠的家庭妇女，也是由于子女多、负担重而常常闹病。岳父去逝后，她曾多年和我们在一起生活。这是二老于1975年在山西省工农兵医院（现山西省眼科医院）病房的合影。 在相亲时帮助“把关”的队伍中，还有一个十几岁的男孩，事后我才知道，他叫田禾，是北京的大姐李会真的大儿子。他两岁回到太原，在老爷、姥姥家长大，李秀真在抚育他成长、上小学过程中花费了很多心血，他也和太原的姨姨、舅舅们感情很深。田禾于1991年创建了北京普析仪器有限责任公司，这是一家集科学仪器研发、制造、销售为一体的现代化高新技术企业，截止2012年，在全国设有128个分支机构，旗下员工千余人，田禾也在北京市企业界崭露头角，成为北京市人大代表。田禾的成功成为这个大家庭的骄傲。 这是2012年田禾接受首都仪器信息网记者采访时的留影。在2011年的一次家庭聚会时，田禾向我举杯祝福，特意回顾了36年前我和她三姨初次见面的情形，半开玩笑地说：我能作为你们走向结合的第一站的见证人，而感到无尚光荣。 1976年4月25日，是我和李秀真举办婚礼的日子。那时，“文化大革命”已接近尾声。在当时的形势下，我们的婚礼办的非常简朴。没有婚纱，没有奏乐，没有宴席，没有一辆婚车，甚至连一张结婚照也没有。我们的新房在南城区双塔西街小学宿舍，是一间20平米左右的平房。婚礼是由南城区教育局的同事们为我们操办的，地点就选在双西小学的一间办公室里。那时的送礼，是双方同事、朋友们凑钱买些暖水瓶、脸盆、锅碗瓢盆之类日用品，以表示祝贺。教育局教研室的几位老朋友还特意送了一个大镜框，里面装有一帆风顺的风景画，署上他们几位的名字。这件珍贵的礼物成为我们新房中最靓丽的点缀。我记得，我是骑着自行车到岳母家把李秀真接上，一起走入“婚姻殿堂”的。 当婚礼仪式即将开始时，区委书记李楠匆匆而来，为我们祝福，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在此之前，我有一次在区委办公楼的楼道里遇见了李书记，他喊住我关切地问：听说你快要结婚了，是真的么？我回答说是的，然后简单地介绍了一下女方的情况。李书记说：时间定下以后告诉我，我要去祝贺你们。我当时以为李书记只是顺口一说而已，没有想到婚礼那天他果真如约而来。这件事很快传遍了南城区机关内外，人们也因此而对我刮目相看。 我们在双西小学的平房里住了将近10年。开始时，做饭用得是大哥帮助砌成的砖火炉，秋季来临，就要买好烧土和煤，把半年用的煤糕打出来，晒干后搬到小厨房里，堆成高高的一堵墙储存起来。后来改用蜂窝煤炉子，为了买到又干又硬又好烧的蜂窝煤，我就利用星期天，在自行车后座两边跨上两个大铁筐，到很远的蜂窝煤厂去带蜂窝煤。储备冬季用煤时，要从早到晚跑好几趟。厨房里有一个大水缸，每天都要把水挑得满满的，有时院子里的水管冻住了，就要穿过马路到对面宿舍门口的水管上去挑水。住平房的日子虽然艰苦，但是，邻居们处得很好，彼此经常串门，有说有笑，很是热闹。 我和爱人都是上世纪70年代初由代课教师转为正式教师的，当时定级工资为36.5元，这样的工资水平一直维持到1985年工资改革。虽然当时的物价水平很低，但是十多年间，由最初的两个人变成儿女双全四个人，每月的收入只有73元，还要照顾双方的老人，生活之拮据可想而知。因此，精打细算，勤俭节约成为我们的生活习惯。从成家开始，我们的工资就是合在一起，统筹计划的，没有分过彼此。每个月发工资以后，都要仔细合计一番，先把生活必需的开销计算出来，然后再考虑还能办什么事。每花一笔钱，都要记账，一笔一笔计算着花，从不敢乱花一分钱。日子过得虽然很紧张，但是，我们的家庭却是和睦的，我和爱人有时也会为一些琐事争吵，但从未因为经济问题争吵过。“家和万事兴”，只要夫妻双方同心协力，困难再多也能克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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